（一）

    “禧梅，你不饿吗？快点来吃饭。”

    奶奶站在屋外，手里端个白瓷碗，含糊不清地说道——她嘴里正嚼着菜。

    彼时，我正坐在水泥地上，一只手抱着猫，另一只手捏着一片草要往它嘴里送。

    见到我这幅模样，奶奶的表情有些变了。她转身进了厨房，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把水勺，勺里的热气不断冒上来，升到空中变成了白雾。

    猫见奶奶过来了，便立即跳下我的膝盖，一路小跑到奶奶的小腿旁蹭啊蹭，不停“喵喵”叫着。

    奶奶顾不上它，她微微皱着眉，一边洗手，一边低声数落我:“啧啧，怎么搞这么脏？你看看你的屁股上，全是泥……啊呀，怎么身上粘了那么多毛？转过来，你自己来看看你的膝盖……等你妈晓得了，都会骂你！”随后她开始拍我身上的灰尘。

    我把手放进水勺里一通乱搅，然后一溜小跑着进了厨房，奶奶把水倒掉后，也跟进来，关上厨房门。

    这个“真正的厨房”很宽大，里面那部分用作灶台，外面靠窗的位置有一个方形餐桌。此时，桌上围坐着父母、弟弟和爷爷。

    大方桌上头挂着一个灯泡，呈椭圆的形状，接了几根红红绿绿的电线。它就那么悬挂在半空，发出暗暗的橘黄色灯光。

    他们正在吃饭，只听得“乒乒乓乓”的碗筷声。奶奶要让我和她一起坐，我不肯，执拗地围着桌子转圈圈，最后，停在那张唯一的大木凳旁，冲着坐在那里的屁股喊:“我要坐在这里吃饭！”

    屁股的主人是我的弟弟，被我这么一吼，他停下吃饭的动作，捧着皮碗，震惊地看着我。

    坐在一旁的爷爷一把抱起我，把我放在大木凳上:“要坐就坐啊，这个板凳这么大，还会装不下你们两？”

    大木凳是家里专门请木匠做的。它的宽度相当于一张普通课桌的长度。长度嘛，一个五岁的孩子躺上去是没问题的。

    弟弟的屁股不太情愿地往旁边挪了挪，母亲把一个装满饭的不锈钢碗放到我面前，父亲夹了一些菜进去。

    我很认真地把碗里的菜全部挑着吃完了。

    奶奶又陆陆续续夹了一些菜给我，我又只要吃菜。

    爷爷看见了，叫我一声:“脓包。”

    我把碗推到他面前，一本正经地说道:“你看，饭都被埋在下面了，我吃不到。”

    爷爷接过我的筷子，三下五除二伸进碗里好一顿搅:“这下就可以既吃到菜又吃到饭了。”

    （二）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她嫁给了猪八戒……”

    我有2个弟弟，分别是锦、良。良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对锦的印象尤其深刻。

    那时候他还不会走路，爷爷就搬个藤椅，抱着他到水泥坪里晒太阳，然后给他唱歌。

    爷爷只会唱这一首歌，“林妹妹”也不是形容我的，这是锦的小名。

    一日，爷爷又在唱了。我跑过去:“为什么他叫林妹妹？他不是叫锦吗？”

    爷爷抱着弟弟晃啊晃:“这是他的小名啊，你也有小名，你叫禧梅。”

    我不高兴:“我不要这个小名！我要弟弟的小名！”

    爷爷思考了一会儿，又说:“那你就叫猪八戒。”

    “不要……我就要林妹妹……”

    爷爷一脸严肃:“林妹妹其实很丑，猪八戒比她漂亮多了。”

    我不太相信:“有多漂亮？”

    爷爷掩饰不住眼里的笑意:“他啊……就跟你一样漂亮。”

    我很满意，继续跑去玩泥巴了。

    不远处，爷爷又在唱那首歌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她嫁给了猪八戒——锦就是林妹妹啊——姐姐就是猪八戒——”

    锦乐得不行，被都得咯咯笑，右手包成一个小拳头，放进嘴里，口水喇子直流。

    大人们都习惯叫我“禧梅”，但爷爷就爱左一个“脓包”，右一个“脓包”地叫我。

    每次锦哇哇哭时，爷爷就指着不远处玩泥巴的我逗他:“快看，脓包姐姐要过来了，你再哭她就会打你。”下一秒，锦就破涕为笑了，这方法百试百灵。

    我赌气，爷爷再喊我“脓包”的时候，我偏不过去。奶奶急匆匆地过来找我:“禧梅，你爷爷在喊你呐，快点过去。”

    我死命拽着门框:“不——我不过去！我不是脓包！我不去！”

    奶奶笑了，无奈地看着我:“你爷爷在房间里给弟弟吃东西，他说要让你也吃点。”

    然后我就没影了。

    我不喜欢锦。他在床上爬着爬着，身后便多了一条条歪歪扭扭的“蚯蚓”。

    有时，爷爷抱着他在太阳底下玩，结果他尿湿了。大家都手忙脚乱地给他换尿不湿、换裤子，又脏又臭，每每我都捂着鼻子躲开。

    虽然他全身软绵绵的，总有一股奶香味，但我很少抱他。

    记得有一次，我被爷爷要求抱他一小会儿，我便给他唱歌，他笑是笑了，而且笑得很开心；但伴随着他笑声的还有他那越来越大的鼻涕泡泡，我连连躲闪，它终于是破了，崩了我一脸的鼻涕沫子，他还一个劲地要往我怀里钻。

    （三）

    夏秋是忙季。

    从地主家顺着一条小路一直往上走，便能看见我家的山，山上种着成片的木子树。

    家里很早就出发，村里人也一样，几乎是顶着露水去的。在我们拾掇东西的时候，总能看见三三两两的人挑着萝往山里走去。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便蹲在屋檐下，看他们忙忙碌碌:母亲把一摞一摞的扁担拿出来，用绳子穿好；奶奶往壶里灌水；爷爷摆弄着他那双解放鞋和一件绿色军大衣；父亲则把楼上仓库里的箩筐清空，全搬到水泥坪里。

    很快它们便堆得比我高了，在大坪里排成一条条整齐的队伍。虽然箩是空的，但我仍能闻到木子残留的清香。我似乎能想象到父亲他们精神抖擞地把一箩箩满满当当的木子挑下山的情景。

    山上有很多粘裤子的草，一旦粘上，则只能用手掂干净，很难清理。我们山上的时候总是换上质地较硬的牛仔类衣服。

    我曾不听劝，穿过毛毛裤上山，结果回来的时候，裤头上满满的全是生了倒钩的草，大人们围坐在一起，用手掂了好久也没搞干净，最后一狠心把它给扔了，当然我也免不了一顿训。

    我很爱上山，因为木子成熟的时候，野果子也成熟了。

    蓝饭藤经常贴着地面的矮灌丛生长，也总能从木子树上扯下来几根。如果够幸运，还能顺带着扯下铜钱草，带回家煮水。

    如果走路不留神，极有可能踩到生在路面的地球籽，这种小小的、黑黑的浆果酸酸甜甜的，手上、嘴里总是能被它染上深紫色的晕。

    至于野柿子树，则长在高高的斜坡上，需要大人用长长的竹篙把深红色的迷你小柿子敲下来，我则在下面捡的不亦乐乎。我用草帽装满满一兜，然后用山泉水洗净，坐在溪边吃。果子很小很甜，不涩，越吃越上瘾。

    茶苞片则是木子树上红红的厚厚的叶片，可以吃，甜甜的，略带酸味。它们长在空气洁净无污染的山上，往往是一簇一簇地长，摘下来的时候很有满足感。有时能摘到通身洁白的圆球状茶苞，同样新鲜美味。

    母亲还叫我吸木子花蜜。取一根硬草茎，抽去内芯；然后把树枝压低，把草观一头含嘴里，另一头伸进木子花，轻轻一吸，那半透明的粘稠花蜜便入了嘴，特别甘甜，还带着木子花的天然清香。

    山上有许多木子花，黄色的花蕊，雪白的花瓣。也有许多花已经落了，变成了木子。

    木子花不能人为碰落，否则第二年便不能长出木子。我常常得寻那些矮树，极力踮起脚尖吸食。每朵木子花里只能盛一点点花蜜，有时还能看见一两只蜜蜂正伏在花里，全身沾满黄黄的花粉。

    我常常拎个小布袋子在山上晃啊晃，吃到天昏地暗，一颗木子也没摘，最后想到要从地上爬起来找大人们，美滋滋地跟着大队伍回家。

    后来逢过节，家人笑着讲起，小时候我在山上玩累了走不动，不肯下山，家人都要挑木子，空不出手来抱我。于是父亲把我放进一个清空了木子的箩里，用扁担挑回家，结果我在箩里睡着了。

    （四）

    这样美好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

    有一日，母亲偶然提起，山上的木子还有好多啊。

    奶奶讲她可以去帮忙。

    父亲摇摇头说，不行，锦还小，不能带上山。

    奶奶说，那禧梅能不能试着带一带啊。

    然后他们齐刷刷转头看向我。

    爷爷说，不好吧，脓包也还小，不晓得带娃。

    奶奶犹豫了一下，说，要不试一试，就先让她带一下午而已。

    然后，她们对我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精神洗脑，以及母爱灌输。

    我感觉很新鲜很好玩，于是热血沸腾地答应了。

    她们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过后，便去山上摘木子了。期间也许还幻想过我和锦和谐相处的幸福画面。事实上，我也幻想过。

    但若你穿越回到二零零几年某个霞光晚照的下午，也许能有幸看到这一幕:

    一个坐在地上的小孩搂着另一个坐在地上哇哇大哭的小孩哇哇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