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被缺乏制度化管理困扰的管理者来说，生活就像是无尽的抢椅子游戏，有人不断被淘汰，而晋级者也只不过是得到了下一轮游戏的机会。因而，显而易见的是，制度化水平低下的管理对所有参与者来说都是惩罚。但我们不知道多高的制度化水平可以跳出这种惩罚，我们只能不断地逼近以期有一天能实现跨越，这就是我们坚持不断深化改革的原因。

    ——秦若华，1983.1】

    审讯完成后，又过了数小时，夏希羽得知了陆家义正常工作且已经有初步成果的消息后，喜不自胜地写下一首《定风波·乘风好去长空里》——

    “百丈关河彻骨寒，蹄踏积雪齿唇残。烈马西风雄鹰渡，争冠，三元集毕似琅玕。

    “思续万千如漫步，剑怒，只缘人世遍狼獾。天地鬼神皆恐惧，哭诉，无情风起过峰峦。”

    随后，待沈涵曦为之写完注释后，夏希羽开始在她的身边，与她一同分工书写着提前为希羽组研究所准备的1983年新年寄语——沈涵曦写的是总结性的基本内容，而夏希羽则负责展望未来。

    他想起自己上辈子看过的一本小众精品小说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其中的部分内容总是缺了些什么，而且也不符合现在的情况。

    于是，在稍加思考后，他开始写下了一篇全新的重要文字，其名为《科技的冬天》——

    “假设当前的技术已经走到头了，比如，棉纱纺织领域的万锭用工从现在的三位数降低到未来的一位数之后该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

    再比如，柴油发动机的热效率从狄塞尔（Diesel）博士的百分之二十六，达到将近百分之四十三的B2柴油机路线的理论上限以及约百分之四十五的西方国家通用路线的理论上限【1】。

    到那时，我们难道还要学二战前的苏联那样继续从德国的博世（BOSCH）、曼恩（MAN）或者奥地利的斯太尔（Steyr）买油泵油嘴技术，去引进多缸泵、多孔式长油嘴和下置式的弹簧喷油器等特殊部件去改造我们自己的柴油机吗？【2】

    那样的话，我们的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该如何推进？难道还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继续用辛辛苦苦挖出来的矿石和石油去继续给外国人打工吗？

    依照林晓烨告诉我的推断，她认为COCOM只是暂时的政策，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东欧国家发生比波兰更严重的混乱，COCOM仍旧会以其他的方式把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继续下去，甚至会把清单继续扩大，直到社会主义消亡为止。我确信这样的判断是符合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思维的。

    但是，就算没有COCOM，总有一天，许多现有的技术路线是必然会到头的——这并不是我们的意愿决定的，而是科学规律确定的。

    哪怕是目前受人瞩目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现有路线也，仅仅能维持不到半个世纪，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要抱着一套技术路线，甚至只是一种不成体系的单一技术用到各大企业破产倒闭吗？

    不久前的历史已经证明，哪怕是国企，破产倒闭已经不是不可能了。

    但我确信，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企业能成为老字号企业，也没有人希望自己成为第二个东海建工。

    只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现有的国企和大集体企业中，将会出现的不只是第二个或者第二十个东海建工，而是二百个甚至两千个。

    他们宁可抱着一套技术走到破产倒闭、下岗失业，也绝不做愿意冒着已知和未知的任何风险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

    上述操作听上去很傻，但东海建工就是这样——一家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制度建设都不充分的典型国企。

    希羽组研究所的新研究楼工程期间发生过的、各类啼笑皆非的问题已经证明，他们的拒绝正视问题可以应付一时，但解决不了一世。我们确信，就算没有对赌式的协议，东海建工也会因为其他方式走向破产之路。

    狄塞尔在1913年自杀，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他死后的第二年——1914年，欧洲多国之间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后又爆发了二战。

    如今的我们当然知道，在二战期间，柴油机被工程师们坚定地广泛利用于坦克等战争机器中，并且二战时的柴油机会比一战时更加可靠、高效，这些技术的拥有者也必然可以得到无法估量的财富。

    因此，现在的我们当然可以理所应当地认为，如果有投资者能支撑他走到1914年甚至1915年的年底，他可以早早地就把柴油机技术推得更远。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尽量避免这样的悲剧？

    我们必须意识到，技术路线的探索甚至是基础科学的探索必然存在无法预估的巨大风险，某些方向的尝试不一定能成功，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大力推动自研技术的企业九死一生，抱着固有技术的企业十死无生。

    那么，接下来，我还有一系列面向科学技术的问题要向各位读者提问：

    在现有的体系下，我国该如何实现比美西方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效率与技术转化率？

    我们做好了应对‘投资十个失败至少九个’这一真实世界的常态的准备了吗？

    我们做好了摒弃习惯于制定看上去大而空，实际上缺乏战略意义的规划的准备了吗？

    我们想清楚如何进行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全过程的管理了吗？

    如果针对科研领域的投资失败，我们会惩处决策者吗？

    如果不做出任何惩处，如何确定决策者是否公器私用？

    如果百分百惩处并且一撸到底，那么谁来投资？

    如果通过集体决策降低单一决策者的压力，会不会项目中充斥着面子工程、决策团队成员相互利益妥协、确保皆大欢喜而诞生的笑话工程，甚至混入一大堆骗经费的民科？

    如果害怕闹笑话，怕民科骗投资，使全周期的审查严格在现有条件下，必然会发生的、加码到无视学科特点以至于没有弹性的水平上，进而减少探索研究的方向，那会不会只剩下一个‘领导最喜欢’的研究方向？

    如果我们仍旧坚持以搞运动的方式毫无选择地以‘大会战’的方式搞技术攻关，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特点未知的新兴产业？难道要靠不断地背水一战，然后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以我为数不多的见识来看，这些都是毫无疑问地有可能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这种尚未完全入门的外行预料不到的问题。

    我对上述问题有这么一个纲领性的判断：这些问题不一定存在一个绝对的正确答案，但我确信如果没有排除掉足够多的错误答案、如果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不好，那么我们会在前沿探索领域原地踏步，西方国家却在市场竞争中疯狂内卷。

    终有一天，他们会如同以往一样优先突破各种前沿科学技术。

    于是，很遗憾，我们又不出意外地落后了，又要悲壮地追赶，然后无可挽回地循环往复。【3】

    更可怕的是，到那时，我们未必有现在这么好的国际局势可以利用。

    这不只是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从自然科学兴起以来，所有的科学研究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成果转化都遵循一套特殊的规律……（以下省略数千字）

    而美国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从伯奇·拜赫（BirchBayh）与鲍勃·杜尔（BobDole）两位参议院提出的《小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利程序法》（简称为“拜杜法案”）并于1978年颁布开始，美国从1980年起继续通过并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成果转化的法律。

    依照我对美国学术界、工业界以及资本集团的了解，共同推进这一法案的极大可能将前所未有地存在于他们的选项中。

    如果美国可以将这些法案跨党派地贯彻下去，可以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把技术转化率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甚至可以达到我的最乐观估计：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超出了我国现有转化率至少五十倍，甚至可能是一两百倍的数字……（以下省略近千字）

    综上，在1983年，为了研究所的健康发展以及我国科研事业的长期进步，研究所将会有选择地与国际接轨的基础上，推进具有希羽组特色的改革，其中包含了即将实行的方尖碑计划、火炬计划、少数派学者计划以及为上述计划提供经济支持的阿提拉计划。”

    在1983年1月27日深夜十一时一刻，写下这段文字的夏希羽在一口气写完这段近五千字的手稿后，先是把手稿交给了沈涵曦并请她给两段手稿写结尾，随后前往浴室准备洗澡。

    然而，他在打开没有被锁上的浴室门后，却见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刚刚准备脱下睡衣的卡罗尔·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