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乐一只手被拷在警务室的防盗网上，连同他旁边四个肌肉猛男一起。他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有两个钟的时间，警务室里的警官和协警进进出出的什么也不说，连看都不看一眼铐在角落的五人。四个肌肉男被拷的时候嫌无聊，还聊起天来。游戏到姑娘，只有胡乐沉默不语。等太阳落了山，屋内那老旧得昏暗的白炽灯打着光影亮起时才走进一个踢着皮鞋，挺着大圆肚子的秃头警察，说是这里的队长。他把胡乐几人解开手铐，领到办公桌前坐下。

    队长先是问：“为什么打架？”

    五人没人能答上来。

    队长说：“问你们为什么打架，没人说话吗？”

    胡乐说：“报告队长，我们没有打架。”

    队长说：“没有打架，那你们玩什么游戏，五个人叠罗汉，这么刺激？”

    胡乐说：“队长，打架是相互的，我是单纯被打，我是受害——”

    秦慜说：“队长你放屁！——队长他放屁！”

    队长说：“安静。”

    胡乐说：“队长他骂你，两次。”

    秦慜说：“我骂的是你队长——”

    胡乐说：“三次。”

    秦慜说：“你他妈给老子等着！”

    队长说：“全他妈给老子闭嘴！”

    屋内安静了。几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老子说：“录口供还是说单口！一个一个来，你，去一边等着。”

    胡乐到沙发坐下，屋里净是香烟的味道，雾蒙蒙地，嗓子些许发痒，捂着嘴巴咳了一阵，嘴里的痰没处吐掉，只好含着，微咸，咕噜一下又咽下。

    队长说：“你，交代一下。”

    秦慜说：“治安管理一班秦慜，二十岁，男，未婚，无不良嗜好。团员，预备役，现任学生会外联部干事，获普通话二级甲等证书——”

    队长说：“你们几个什么关系。”

    秦慜说：“我，我室友，那人不认识，下午来我们寝室闹事，哪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办，逼不得已。”

    队长说：“为什么闹事。”

    几个相互看了几眼，答不上来。队长搓了搓鼻翼渗出来的油脂，看了看手表，让胡乐过来。

    胡乐说：“胡乐，二十五岁，未婚。”

    队长说：“二十五岁啊，哪个系的？”

    胡乐说：“我，我送外卖的。”

    队长看一眼，说：“送外卖的怎么会和我们的学生打起来？”

    胡乐说：“我就送错了寝室，进去看一眼，我没动手，都是他们打的我。”

    秦慜说：“你那叫进来看一看？队长，是这样的，我们下午在寝室打游戏，这家伙在门外踢门，开始我们以为是哪个同学，就过去给他开，妈的，这家伙进来就拉住我们肩膀，瞪我，又瞪他，再瞪他，全被他瞪一遍，鼻子都要碰在一起！话也不说，反正就是欠揍！”

    胡乐说：“首先我声明一点，我没有踢门啊，就是敲门，别太夸张，还有就是我近视眼，严重，我要离得近点才看得清。不然外卖送错了要负责啊。”

    队长说：“打人肯定不对，那就是误会，青年人有点小摩擦正常。”

    胡乐说：“可我被打了。”

    队长说：“那你想怎么样？”

    胡乐说：“赔礼道歉。”

    队长说：“那就道歉。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就算了。”

    没有人做出行动。队长沉下脸说：“青年人不要这么大的火，父子都没隔夜仇，互相退一步就算，谁也别耽搁谁的时间。”

    又说：“我说你也是，你个送外卖的进我们学校闹事，今天还好是我值班，我怎么说也是从你们这个阶段过来的，换了别人可没这么好说话。这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说说，是不是因为两边都有原因才会产生矛盾的，就你，可能说话态度就不够好，正好这个宿舍刚好打游戏输了还是怎么的是不是？差不多就得了，签个字赶紧走，他们这些学生不要紧，你送外卖还得靠时间赚钱不是？”

    老板笑眯眯地，光光的脑袋加上臃肿的身材，显得为人和蔼。他说：“阿乐，差不多就行了，你们年轻人时间是宝贵的，抓紧时间找到新方向啊，加油！”

    胡乐地坐在公司的会谈室里，显得有些慌张，胳膊不知往哪放好，只能死死环抱在胸前。房间里的温度调太高了，头皮和后背瘙痒得不行。昨晚人事部和财务部的人发短信通知今天早上上班前到办公室找老板，具体内容却没有交代。胡乐问了张姐，张姐张口就是恭喜阿乐要升职，到时记得要请大家伙吃大餐。虽然稍稍安心，但睡前又想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又想到之前做的那几份不熟练的台账，怕是让公司亏钱，或是上个月算错账了老板来找自己还账什么的，又想到是不是真如张姐所说要升职，运气真好，一定要公之于众好好嘚瑟一下，翻翻身，一夜居然这么快就过去，也不困，今天连早餐都没吃，对于幻想，胡乐或多或少有自我受苦会换来好运的想法。

    那天一整天老板都没有来，胡乐也越坐不住，看着办公桌上那写着“尚一天”三个字的牌子，也就是老板的名字发呆，再晚点，就回到自己位置上开始干活。一周后，胡乐被老板召见，问起，老板才发现自己弄错了日期，向胡乐道歉。虽然胡乐已经大概的想到了这个可能，也做着准备，可非要发生时，才明白自己是多不堪，故作轻松地知情后，什么也说不出口，找不到方向，出来才气急败坏地想起这段时间的虚伪。

    同事辛甜找过一次胡乐，那天吃完晚饭，辛甜和胡乐是同一趟地铁，回去的路上辛甜对胡乐说：“嘿，你，你还要这个月的台账吗？”

    胡乐说：“什么台账？”

    辛甜说：“我知道在哪，就在张姐那，我今早上班看着她拿走的。”

    胡乐说：“哦。”

    辛甜说：“她早知道你被开，和刘哥演戏。”

    胡乐说：“哦。”

    辛甜说：“你要不要，我明天拿给你。”

    胡乐说：“算了，也不是什么大事，不麻烦了。”

    辛甜说：“就这么算了？”

    胡乐说：“老板人挺好，我这个月做事不上心也照样把工资结清。”

    辛甜说：“就算了？”

    胡乐说：“算了。”

    辛甜说：“行，我到站了，只能帮你这么多，常联系。都在这，有空常聚聚。”

    胡乐说：“嗯，谢谢你辛甜姐，常联系。”

    出了地铁站，胡乐扯下快把自己勒窒息的领带，在领带的夹角处翻出了一个土黄色的纸包，那是老妈在老家庙里求来的，说是保平安。之前胡乐一直把这视作珍宝，戴领带就夹在领带里，穿便服的时候就拿出来放在包里。胡乐解开防水的袋子，第一次把这平安符打开，再平凡不过的一张纸而已，揉成团便随手扔在地上。他念叨一遍，常联系，笑笑，双手插袋走出地铁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