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毒不丈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手段毒辣，技高一筹！

    对待仇人不应该心慈手软，对待敌人不应该手下留情，这样才能称为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产生了现在的歧义。

    实际上，这句话的本意并不支持这种解释，而是强调大丈夫应有果断的一面。

    宁成是穰县人，做侍卫随从之官服事汉景帝。

    他为人好胜，做人家的小官时，一定要欺陵他的长官;做了人家的长官，控制下就象捆绑湿柴一样随便。

    他狡猾凶残，任性使威，逐渐升官，当了济南都尉，这时郅都是济南太守。

    在此之前的几个都尉都是步行走入太守府，通过下级官吏传达，然后进见太守，就象县令进见太守一样，他们畏惧郅都就是这个样子。

    等到宁成前来，却一直越过郅都，走到他的上位。

    郅都一向听说过他的名声，于是很好地对待他，同他结成友好关系。

    公元前144年，由于长安附近皇族中的好多人凶暴犯法，景帝召来宁成当了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实际权力还要更大些。

    宁成的治理办法仿效郅都，他的廉洁不如郅都，但是皇族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宁。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宁成改任为内史。

    外戚们多诽谤宁成的缺点，他被依法叛处剃发和以铁缚脖子的刑罚。

    这时，九卿犯罪该处死的就处死，很少遭受一般刑罚，而宁成却遭受极重的刑罚。

    他自己认为朝廷不会再用他当官，于是就解脱刑具，私刻假的有关文件，出了函谷关回到家中。

    他杨言说;“当官做不到二千石一级的高官，经商挣不到一千万贯钱，怎能同别人相比呢?”

    于是他借钱买了一千多顷可灌溉的土地，出租给贫苦的百姓，给他种地受奴役的有几千家。

    几年以后，遇上大赦。他已有了几千斤黄金的家产，专好抱打不平，掌握官吏们的短处，出门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跟随其后。

    他驱使百姓的权威比郡守还大。

    约公元前125年，皇帝想起用得到赦免依然家居的宁成，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我昔日在山东做小吏，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就像用狼来放羊一样，不能让宁成来治民。”

    于是让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郡国的官吏察看郡国中出入关口的人都扬言说:“宁肯看到幼崽哺乳的母虎，也不要遇到宁成发怒。”

    约公元前124年，义纵从河内调任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在南阳家中闲居，等到义纵到达南阳关口，宁成跟随身后，往来迎送，但是义纵盛气凌人，不以礼相待。

    到了郡府，义纵就审理宁氏家的罪行，完全粉碎了有罪的宁氏家族。

    宁成也被株连有罪，至于孔姓和暴姓之流的豪门都逃亡而去，南阳的官吏百姓都怕得谨慎行动，不敢有错。

    张汤是杜陵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

    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

    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

    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

    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

    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

    张汤一心帮助他。

    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引见张汤遍见各位贵族。

    张汤担任给事内史，为宁成掾，因为办事无误，又被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推荐给武帝，补任为御史(《汉书》)，令他处理诉讼。

    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

    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

    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为少府，而张汤也升为廷尉，两人关系密切，张汤象对兄长一样对待赵禹。

    赵禹为人廉洁孤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食客。

    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

    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驾御他人。

    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

    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汉武帝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

    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汉武帝区别断案的原委，汉武帝肯定的，便著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汉武帝的英明。

    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汉武帝拜谢，他还揣摸汉武帝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

    臣下愚昧，只及于此。

    因而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汉武帝奏事，受到称赞，

    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

    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

    他断决的罪犯，若是汉武帝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汉武帝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

    所断决的罪犯，若是豪强，定要运用法令予以诋毁治罪。

    若是贫弱的下等平民，则当即向汉武帝口头报告。

    虽然仍用法令条文治罪，汉武帝的裁决，却往往如张汤所说。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

    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

    拜见各位公卿大失，更是不避寒暑。

    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而那些严酷的官吏象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

    丞相公孙弘多次称道他的优点。

    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

    汉武帝欲释放严助和伍被。

    张汤与汉武帝争论说:“伍被本来就曾谋划反叛之事，而严助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私自交结诸侯亦如此类，不加惩处，以后将无法处治。”

    汉武帝因此同意将伍被、严助治罪。他以审理案件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的表现，多像这样。

    从此，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正巧匈奴浑邪王等人降汉，汉朝廷调动大军讨伐匈奴，崤山以东干旱，贫苦百姓流浪迁徙，都依靠官府供给食物，官府库存空虚。

    张汤从而禀承武帝的旨意，请求制造白金货币及五铢钱，垄断盐铁的生产和买卖，排挤富商大贾。

    还公布告缉令，剪除豪强兼并的家族，舞弄文辞，巧言诋毁以辅助法令的施行。

    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常至日暮，武帝甚至忘记吃饭。

    丞相形同虚设，国家大事都听张汤的意见。

    全国被搞得民不聊生，都骚动起来，官府所兴起的各项生产，也无法获利。

    官吏们从中侵夺渔利，从而又被严厉地依法治罪。

    因此，使得公卿以下的官员，直至平民百姓，都指斥张汤。

    张汤患病时，汉武帝曾亲自前去看望，其隆贵到了这种地步。

    匈奴人前来请求和亲，群臣在皇帝面前讨论此事。

    博士狄山说:“和亲对我们有利。”

    汉武帝询问有什么好处，狄山说:武器是凶器，不应多次动用。

    高皇帝欲图征伐匈奴，在平城陷入困境，于是与匈奴结和亲。

    孝惠帝、高皇后时，天下因此而得以安乐。

    及至孝文帝，要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北部边境萧然而苦于战事。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孝景帝往返于两宫之间，胆战心寒了几个月。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一朝始终不谈军事，国家富裕充实。

    如今从陛下开始发兵攻击匈奴，使得我们国家空虚，边境地区的百姓极度贫穷困乏。

    由此看来，不如和亲。

    汉武帝问张汤，张汤说:“他是个愚蠢的儒生，没有知识。”

    狄山说:“臣下的确是愚忠，但象御史大夫张汤那样，却是诈忠。如张汤审理淮南、江都王谋反的案子，以恶毒的文辞肆意诋毁诸侯王，离间宗室的骨肉之亲，使蕃臣内心不安。臣因此知道张汤为诈忠。”

    于是汉武帝面带不快对狄山说:“我让你担任一个郡的长官，能不能不使匈奴人入境抢掠?”

    回答说:不能。

    再问“负责一个县呢?”

    回答说:不能。

    又问:“负责一个烽障呢?”

    狄山知道再说不能，便会被治罪，只好说能。

    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到边境负责一个烽障。

    一个多月之后，匈奴人砍了狄山的头以后离去。

    从此以后，群臣震慑，不敢再谈和亲。

    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个商人，但有很好的品德。

    当初张汤任小吏的时候，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互相往来，及至张汤当了大官，田甲又曾责备张汤行事中的过失，也表现出忠正刚烈之士的风范。

    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时候。终于被免官治罪。

    河东郡人李文曾与张汤有隔阂，不久担任御史中丞。

    为了泄愤，多次在上奏的文书中寻找对张汤不利的证据，都没有得逞。

    张汤有个心爱的属吏名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便指使他人上奏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奸邪之事，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以死罪。

    实际上他心里明白此事是鲁谒居所为。

    武帝问起这件事说:“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

    张汤假装吃惊的地说:“这大概是因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引起的。”

    鲁谒居患病住在里巷的一户人家，张汤亲自去探望，并为鲁谒居按摩双足。

    赵国靠冶炼铸造营利，赵王刘彭祖多次指控铁官，张汤却每每排斥赵王。

    赵王寻查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

    鲁谒居曾审理赵王的讼案，赵王对他心怀怨恨，上书告发说:“张汤是朝廷大臣，掾史鲁谒居有病，张汤却亲自到他那里为其按摩双足，我怀疑他们可能有什么大阴谋。”

    此事下到延尉审理。鲁谒居因病而死，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被拘押在导官那里。

    张汤也到导官的官衙审理其他囚犯，见到了谒居的弟弟，欲暗中帮助他，表面却装作不认识。

    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他的用意，因此怨恨张汤，指使人上书告发张汤与鲁谒居的阴谋，共同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告发李文之事。

    汉武帝将此案交给减宣处理。

    减宣曾与张汤不和，接手此事后，穷追狠治，并且不向武帝进奏。正巧有人盗走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

    至武帝面前，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国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

    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审查这件事。张汤欲图奏报说丞相知道盗钱之事，丞相庄青翟深感恐惧。

    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因此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

    长史朱买臣素来怨恨张汤，张汤当时任小吏，要跪拜者请朱买臣等上前。

    不久，张汤任廷尉，审理淮南王谋反的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对此心怀不满。

    及至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朱买臣以会稽太守升任主爵都尉，处于九卿之位，数年之后，因为触犯法令被免官，降职为守长史。

    他曾去拜见张汤，张汤高傲地坐在床上，他的府丞和掾史对朱买臣也没有礼貌。

    朱买臣是楚地的士人;对此深为怨恨，常欲置张汤于死地。

    王朝，是齐地人，因为懂得方术，官至右内史。

    边通，学战国纵横家的说人之术，是个性情刚烈强悍的人，两次任官至济南王国相。

    他们的地位都曾比张汤高，不久失去官位，任守丞相长史，只好在张汤面前委曲求全、张汤多次代行丞相职权，知道这三位长史一向尊贵，所以常故意凌辱他们。

    因此三个长史合伙谋划说:“当初张汤与丞相相约向汉武帝谢罪，不久却出卖了丞相;如今又欲以宗庙之事弹劾丞相，这是欲留取代丞相的地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

    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

    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汉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屯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

    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

    减宣又上奏了鲁谒居之事。

    汉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

    张汤一一予以否认，不服。

    于是汉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

    赵禹见到张汤后，责劝张汤说:“阁下怎么不懂分寸，您审讯处死了多少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很重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

    张汤于是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

    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

    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

    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

    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

    汉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

    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

    释放了田信。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

    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汉武帝与张汤商量制造白鹿皮币，询问大司农颜异的意见。

    颜异反对，汉武帝不高兴。张汤又与颜异不和，正好有人以其他事告发颜异，颜异就被逮捕下狱，由张汤审问。

    颜异曾和客人对话，客人说法令初下，有不便之处，颜异没回应，只是稍微讥讽了几句。

    张汤就上奏称颜异作为九卿，见法令不便，没有明说却内心诽谤，判处死刑。

    于是开启了所谓“腹非(腹诽)”的先例，从此公卿大夫也大多阿谀奉承、讨好皇帝。

    义纵少年时，曾伙同他人抢劫为盗。

    汉武帝即位后，他的姐姐义妁，因医术高明，得幸于王太后。

    依赖这种关系，义纵被拜为中郎，任汉武帝侍从。

    在皇帝身边不久，他被派住上党郡任--县令。

    任县令期间，他敢作政为，《汉书》说他“治敢往，少温籍，县无逋事”，意思是说，他敢于施行暴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

    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

    随后，他又先后被迁升为长陵令和长安令。

    长陵与长安多贵族权贵，他们的子弟门客，依权仗势，违禁乱法之事不断。

    义纵到任后，“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王太后外孙名仲，身为皇亲，有恃无恐，横行京师。

    义纵查知后，派人捕获，绳之以法。他的勇敢举动，得到汉武帝赞赏，认为有治民能力，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

    河内郡豪强地主较多，气焰凶炽，义纵到郡，立即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

    河内郡迅速稳定，“道不拾遗”。义纵旋被提升为南阳郡太守。

    汉武帝时，重用敢于镇压豪强地主的官员，出现丁不少有名的酷吏！

    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非常富有，有陂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

    他被罢官居家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

    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

    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予以打击。

    他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恨究底，将宁成治罪。

    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它郡。

    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时汉朝己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

    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

    义纵到郡，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

    全郡人闻讯吓得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五株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

    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在元狩四年，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

    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因此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祷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汉武帝元狩六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

    这年冬季，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起一批。

    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

    义纵为官多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曾枉杀了不少无辜百姓，应受遣责，但他卓有成效地“以鹰击毛挚为治”，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

    故司马迁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绩，并誉他们为“虽惨酷，斯称其位”者。

    尹齐，西汉大臣。

    尹齐初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

    时张汤为御史大夫，经常称赞尹齐为政廉洁，做事果断。

    武帝使尹齐负责捉拿盗贼，尹齐执法不避权贵，有功，迁关内都尉。

    其前任宁成即以严酷著称，出入潼关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对宁成畏惧如此。

    尹齐到任后，严酷之名“甚于宁成”。

    武帝以为能，拜为中尉。

    由于尹齐督察苛刻，贪官污吏和豪强恶霸虽有所收敛，但一般官吏也都因担心触犯刑律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治事，故诸事多废，尹齐为此被免官。

    后来，死于淮南都尉任中。

    死后，家中的财产不过50金，可见做官廉洁。

    因其诛杀过多，仇家要联合焚烧尹齐的尸体，其妻只好载尸逃回原籍。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

    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西汉初年，关东诸王，屡谋与朝廷抗争，地方豪强也企图乘机割据称霸，对西汉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在中央常备军中，除增设八校尉、期门军、羽林军之外，还专设楼船军(水军)。

    汉武帝因杨仆战功赫赫，且熟悉关东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而任其为楼船将军，前往关东监督。

    关东是相对关中而言的，秦、西汉等定都今关中(含今陕西西安、渭南、咸阳、宝鸡的地区)的王朝，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

    为拉拢人心，汉武帝把关中的土地分给了当朝有功之臣，唯独没有杨仆的份。

    汉武帝对他说，关内的土地分完了，你就做一个关外侯吧。

    老家在关东的杨仆并不情愿做一个让人耻笑的“关外侯”。

    他上书汉武帝，要求将函谷关东移至今新安县境。

    为扩大关中地盘，加强对关东的控制，汉武帝同意了他的请求。

    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带领他的部下及门人，将函谷关东移至三百里外的今新安县境，称其为新关，“旧关”也因此而改置弘农县，南湾村就此归入了关中的地盘。

    杨仆在关东监督期间，因治军有方深受汉武帝赏识，任其为主爵都尉。

    此时，恰逢南越发生叛乱事件，汉武帝命杨仆率兵南下平叛。

    其进军路线是:出豫章(今南昌)、下浈水，会师番禺(今广州)。

    元鼎五年，杨仆按规定路线到达豫章后，溯赣江而上，经南康至南安，为大庾岭所阻，全师只得弃舟登岸，从陆路越过大庾岭，来到浈、凌两江交汇处，伐木造船，再建楼船师。

    有资料说:“(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西汉时一丈约合2.3米，说明楼船高大雄伟，威武壮观，可见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相当高超。

    杨仆南下平叛历时一年有余，足迹踏遍了今天的广州、香港、珠海、深圳和海南岛等大片土地，为打击叛乱势力，维护民族大融合的太平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史记》、《汉书》都记载了楼船将军杨仆平南越之乱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有诗曰:“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

    至今南雄一带仍有“杨历岩”、“楼船水”等地名，表现了后人对杨仆的思念。

    但是，后人在评价杨仆南下平叛事件时，也有不同的看法。

    平叛战争取得胜利后，杨仆还受命带兵参加了另外两次大的战争。元封元年，杨仆与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合力剿灭东越。

    杨仆受命率兵五万横渡渤海，与左将军荀彘共征朝鲜。

    因指挥不力、战术陈旧、士卒死伤过多而被汉武帝治罪，后贬为庶人。

    武帝时，约于元朔五年左右，奉命整理军事类图书，根据当时掌握的图书文献，将兵部图书编辑为《兵录》。

    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酷吏的好处:首先，酷吏专门和豪强做对，用今天的词就是热衷“打黑”。

    第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治安。

    第三，酷吏不仅“能干”，而且大多相当清廉。

    因为替主子出头卖命，酷吏的官运一般都相当好，经常越级升迁，深得皇帝喜爱。

    说白了，就是一种政治投机罢了。

    不过，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虽然他们在官场常能平步青云，但最终的结局往往很悲惨。

    皇帝主子经常要把他们抛掉，来假装好人。

    减宣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担任御史及中丞之官差不多有二十年。

    王温舒免去中尉之官后，减宣担任左内史一职。

    他管理米盐之事，无论事情大小都要亲自经手，亲自安排县中各部门的财产器物，县令和县丞也不得擅自改动，如果他们敢不服从命令，减宣甚至对他们处以重刑。

    同时为官几年，其他各郡郡守都只能办好一些小事而已，但是唯独减宣能从小事办到大事，凭借他的力量保证政策顺利推行下去。

    后来，因为他的属官成信与他结怨。成信逃走藏到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县令杀死了成信。

    官吏和士卒射杀成信时，不小心射中了上林苑的大门。

    减宣被交付法官判罪，法官认为他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减宣被迫自杀。

    减宣是杨县人，因为当佐史无比能干，被调到河东太守府任职。将军卫青派人到河东买马，看到减宣能干无比，就向皇上推荐，被征召到京城当了大厩丞。

    当官做事很公平，逐渐升任御史和中丞。

    皇上派他处理主父偃和淮南王造反的案件，他用隐微的法律条文深究诋毁，所以被杀的人很多，被称赞为敢于判决疑难案件。

    他屡次被免官又屡次被起用，当御史及中丞之官差不多有二十年。王温舒免去中尉之时，减宣当左内史。

    管理米和盐的事，无论事大或事小都要亲自经手，自己安排县中各具体部门的财产器物，官吏中县令和县丞也不得擅自改动，甚至用重法来管制他们。

    当官几年，其他各郡都办好了一些小事而已，但是唯独减宣却能从小事办到大事，能凭借他的力量加以推行，当然他的办法也难以当做常法。

    他中途被罢官，后来又当了右扶风，因为怨恨他的属官成信，成信逃走藏到上林苑中，减宣派郿县县令击杀成信。

    官吏和士卒射杀成信时，射中了上林苑的门，减宣被交付法官判罪，法官认为他犯大逆不道的罪，判定为灭族，减宣就自杀了。

    杜周得到任用。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根据《前汉书》记载，杜周出生于南阳郡杜衍县，本来是南阳太守手下的一名办事，通过巴结上司得利，受推荐给张汤，升为廷尉史。

    他办事专门看上司的意思。

    上司中意的人他就故意减轻罪状，上司厌恶的人他就加以打击。

    在他任廷尉职期间被关入监狱的人数大增，被关监狱的时间也延长。

    他的做法还受到武帝赏识，任命他为御史大夫，上升到三公的地位，家资无数。

    他的两个年纪大的儿子都成为重要地区的郡守，控制黄河两岸重地，而且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残暴。

    只有少子杜延年为人宽厚。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着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

    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

    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

    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

    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

    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

    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

    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

    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

    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

    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

    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

    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天汉三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病死。

    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

    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

    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

    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