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者总有一天是要下来的，但清正廉明，奉公为民的人是退下来，贪污腐化的人则是倒下来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官经》）。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详细审查，就能自己想出办法，别人也就不能恶言中伤你了。

    但是，为官如果弄虚作假，好大喜功，出现纰漏，这些事一旦败露，得到的罪状反而加重，奸诈虚伪，不如一心扎实处理。

    元平元年，22岁的昭帝病死。因其无后，群臣推举武帝唯一尚在世的儿子广陵王刘胥继位。

    史书上称刘胥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不为武帝所喜爱，亦不孚众望，所以有人提出广陵王刘胥不可以承宗庙的意见以后，霍光当即表示同意，遂以皇太后名义诏昌邑王刘贺继位。

    刘贺入朝受皇帝玺后不久，霍光又以其行淫乱、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为名，率群臣上奏皇太后将其废黜。

    公元前74年，霍光选择了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十八岁的刘询继位，是为宣帝。

    刘据因巫蛊之祸死后，出生仅数月的刘询被送至民间收养，后遇赦回至皇宫，被称为皇曾孙，但其地位与平民无异，娶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

    由于他自幼生长民间，左右无众多心腹，在中央亦无势力，霍光便以其“躬行节俭、慈仁爱人“为由，迎入未央宫。

    宣帝深知霍光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所以在其继位之初，当霍光表示归政时，宣帝谦让不受。

    霍光遂继续把持朝政，群臣凡事先请示霍光，然后再向宣帝报告。

    霍光每次入朝拜见时，宣帝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表面上却作出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的姿态。

    即便如此，仍无可避免地与霍氏家族发生了冲突。

    霍光夫人意欲将其小女立为皇后，以进一步控制皇帝。群臣阿附霍光，也建议宣帝纳霍女为后。

    宣帝不忘旧义，坚持立许氏为皇后，这便引起了霍氏家族的不满。

    霍妻竟趁许后临产之机，指使女医官将其毒死，然后由霍光施加压力，将霍女立为皇后。

    宣帝对许后之死虽然心怀疑虑，但迫于形势，对霍皇后也只好作出宠爱的样子。

    一年后，宣帝立许后之子为太子，霍光夫人故伎重演，教霍皇后在太子饮食中下毒，未遂。

    地节二年霍光病卒后，宣帝开始亲政。

    此时霍禹为右将军，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霍氏一门仍十分显赫，广治第室，奢侈无度。

    有人向宣帝上书，说霍光专制擅权，主弱臣强，其子孙用事，愈发骄恣，长此下去，恐危宗庙，建议宣帝采取措施。

    由于当时凡吏民上书皆先通过尚书，所以都被霍山扣押下来。

    为削夺霍氏权力，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亲自处理朝政，五日一听事，并下令凡吏民奏事不通过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

    其次，封太子的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许广汉的两个弟弟，一封为博望侯，一封为乐成侯;又令与霍氏有隙的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

    最后，将霍氏家族调离实权位置，如迁霍禹为大司马，无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署。

    将霍光长女婿邓广汉由长乐卫尉调任少府;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范明友调任光禄勋。

    不久后，又收其度辽将军印;次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京城，任安定太守。

    霍光姊之女婿张朔由给事中、光禄大夫调任蜀郡太守;收中女婿赵平骑都尉印绶，调任散骑都尉、光禄大夫，赴外地屯兵;孙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

    霍氏家族诸将从前统领的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全部改由宣帝亲信的许、史两家子弟统领。

    霍氏不甘心权势被削，遂密谋借机杀平恩侯许广汉和丞相等人，再以太后名义下诏废掉宣帝而立霍禹。

    地节四年阴谋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皆腰斩、弃市，霍皇后被废处昭台宫。

    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昭帝即位后，因年幼，遵从武帝遗照，由霍光辅政。

    燕王刘旦等阴谋叛乱时，刘弗陵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

    其后，昭帝在霍光辅政下，沿用武帝末期的严刑峻法制度，重视吏治，调查民间疾苦及冤案、官吏失职等事宜，处置纵容反叛的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等人。

    并先后四次察举贤良，任命杨敞为相，隽不疑为京兆尹等，明经治狱。

    宣帝虽然诛灭了霍氏家族，但在施政方针上与霍光并无分歧，基本上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并多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租赋。

    宣帝还继承昭帝遗法，把都城和各郡国的苑囿、公田借给农民耕种，降低盐价。

    在政治上，宣帝还很重视官吏的选拔，注意平理刑狱，甚至还在未央宫宣室殿亲自审理重大刑狱。

    宣帝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以来的社会矛盾继续得到缓和，农业生产开始上升。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谷价下降到每石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这是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昭帝和宣帝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武帝末年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西汉王朝上又出现了几十年的兴盛景象。

    重视地方官吏的选举，补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举，他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

    其清政者给予褒奖。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

    刘询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

    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

    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

    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

    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刘询还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

    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

    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

    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

    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

    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这些循吏(地主阶级中有远见，懂政策的官吏)或良吏执法公平，恩威并施，其统治显得“合人心“，“所居民富，所去见(被)恩“，故而得到时人好评。

    昭帝于始元四年，颁布特赦令。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汉武帝时的许多酷法。

    设置廷尉平一官，专助廷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

    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武帝末年人人自危，大臣“安危不可知“的恐怖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

    刘询来自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

    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

    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墓圹，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

    有大臣为他说情，认为“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刘询没有同意，派使者“召田延年诣廷尉“受审，拟以重罚，致使田延年畏罪自杀。

    刘询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

    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

    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6次颁布赈贷种、食和“勿收责“的诏令。

    凡遇郡国遭受水旱、地震灾害，当年租赋徭役皆免。

    昭帝时颁布“令民得以律占租“的法令，废除了律外苛税。

    宣帝时还下令“勿行苛令“，减盐价，禁止官吏“擅兴徭役“，注意减轻农民负担。

    针对武帝末年因对外战争、封禅等所造成的国力严重损耗，农民负担沉重，大量破产，使得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辅政大臣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多次以昭帝名义下诏下令减轻人民负担，罢不急之官，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对外方面，改变武帝时对匈奴长期作战的政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另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

    从而使得武帝时期的大规模战争停止下来，有助于国内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在经济方面，因武帝实行盐铁专卖引起天下议论，霍光于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对武帝时各方面政策进行讨论。

    这次政策大讨论的情况，保存在桓宽所编著的《盐铁论》一书中。经过争论，取消了酒的专卖，而保留盐铁专卖。

    昭帝时，因霍光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国力得以恢复。史称“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

    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地主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他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

    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

    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

    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

    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为防止谷贱伤民，刘询特设立了“常平仓“，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

    如果粮食丰收，就以不太低的价格买进，等到饥荒时，则以原价售出。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

    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

    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则认为实施常平仓内外部条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采纳。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宣帝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

    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

    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

    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

    趁匈奴内部分裂之机，与呼韩邪单于建立友好关系，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使边境逐步宁息。

    神爵元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

    神爵二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大汉大发兵铁骑16万余，分五路攻打匈奴，这不仅是武帝更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足见当时大汉军威何其鼎盛。

    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冬，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

    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这次胜利实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

    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魏相早年就研究《易经》，曾为郡中的卒史，后被举为贤良，因在对策之中得高第而被汉昭帝任为茂陵县令。

    某日，一位桑弘羊的门客，冒充御史，住进茂陵传舍，而且态度蛮横，以县丞的迟拜见为由，捆绑县丞;魏相疑其有奸，将其收捕立案，查实确系冒充，即按律处以死刑。

    一时县中震动，治安大定。事后魏相被升为河南太守。

    一上任即禁奸邪，整顿吏治，直令豪强畏惧、百姓称快。

    丞相田千秋死后，其子任雒阳的武库令，见魏相治郡严厉，担心时间长了会受罪责，就自已辞去了官职。

    魏相派手下的使掾追赶想喊他回来，终于不肯回来。

    魏相自己遗憾地说:“大将军听到这个长官辞职，一定会认为我因为丞相死后而不能礼遇他的儿子。也会使那些当世的权贵们责备我，危险啊!“

    田千秋的儿子往西到了长安，大将军霍光果然因此责备魏相说:“幼君刚刚继位，认为函谷关是保卫京师的坚固之地，兵器库是精兵聚集的地方，所以任命丞相的弟弟做函谷关都尉，任命他的儿子做武库令。现在河南太守不深切考虑国家大计，只是看到丞相死了就斥逐他的儿子，这是多么浅薄的举动啊!“

    后来，有人告魏相滥杀无罪的人，此事下到了主管官署。

    河南的卒戍中任都官的有二三千人，阻拦霍光，自言愿意多在军队服役一年来赎河南太守的罪。

    河南的老弱者有万余人守着函谷关想要进去给汉昭帝上书，函谷关的官吏把这件事报告了上级。

    霍光因为武库长官辞职的事，就把魏相交给廷尉治罪。

    魏相在监狱关了很久过了冬天，正巧赶上大赦才出狱。

    又有朝廷的诏令让魏相去做茂陵县令，后来又迁为扬州刺史。

    朝廷考查郡国的国相们，多数被贬谪过。魏相与光禄大夫丙吉素来交好，丙吉在给魏相的信中说:“朝廷已经非常了解的成绩与行为，将要起用您。愿您慎重行事自我尊重，修养自身的才能。“

    魏相认为丙吉的话很对，因而把自己的威严收敛起来。

    任刺史两年后，被朝廷征召为谏大夫(即谏议大夫)，又转为河南郡太守。

    元平元年，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征召魏相进入朝廷，担任大司农，掌管中央财政，后来又迁为御史大夫。

    四年后，长期把持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去世，宣帝思其功德，以其子霍禹为右将军，任其侄乐平侯霍山领尚书事，其弟兄、女婿也各掌要职，还允许霍光的夫人霍显及诸女出入宫禁。

    魏相担心霍氏的势力骄奢放纵，如若发展下去，恐怕难于控制，于是通过平恩侯许伯向宣帝上书，说:“《春秋》讥讽世世为卿相的人，憎恶宋三代人都做大夫，到鲁季孙的专权当道，都曾使国家处于危难祸乱。

    从武帝后元年间以来，王室子弟能得到俸禄，国家的政事却要由冢宰来决定。

    现在霍光死了，他的儿子又做了大将军，他哥哥的儿子做尚书，掌握政要，他家的兄弟女婿们掌有兵权，很有权势。

    霍光的夫人显和他们家的女眷都在长信宫有名籍，可以自由出入，有的夜裹从禁门出入，骄横奢侈，放纵不羁，恐怕将来会慢慢的无法驾驭控制了。

    应该想法削弱他们的权势，打消他们的阴谋，来强固大汉万世的基业，也使功臣霍光的声名得以保全。“

    另外按过去的规定凡上书给皇帝的人都要把奏书写成二份，其中一份为副本，掌领尚书省事务的官员先开阅副本，如果奏书的内容不当，就搁置起来不上报宣帝。

    魏相又通过许伯抽去了副本，以免被霍氏的人阻挡下来。

    宣帝看了奏疏后，幡然醒悟，听从其建议，任魏相为给事中，削夺了霍氏一门的兵权。

    不久，霍家因谋杀许皇后之事，被罢黜三个侯的爵位，霍氏子弟都被调到地方去当官。

    地节四年，宣帝提拔魏相为丞相，封为高平侯。

    霍氏对魏相又恨又惧，密谋伪造太后之令，先捕杀魏相，再废宣帝;其密谋败露后，霍云、霍山等自杀，霍显及霍禹等被诛。

    宣帝亲政后，励精图治。魏相则总领朝政，悉心辅佐，非常符合宣帝的心意。

    元康年间，匈奴派兵围攻汉朝在车师国的屯田部队，多次进攻都失败。

    车师的屯田部队打得极其艰苦，形势十分严峻。

    宣帝知道后，和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打算趁匈奴已经衰弱的时候，派兵攻打匈奴右地，使其不敢再骚扰西域。

    魏相向宣帝上书劝谏说:不久前匈奴曾经向我们表示了善意，抓到汉族的人总是好好的送回来，没有侵犯我们的边境，虽然这次他们争夺我们屯田的车师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

    现在我说各位将军想起兵攻入匈奴境内，臣我愚蠢，不知道这样的军队该叫什么名称。

    现在边境上的州郡十分贫穷，父亲和儿子共同穿一件棉袄，靠吃野草、野果充饥，经常担心会活不下去，再也经不起战事的折腾。

    '战事过后，一定会有灾年'。

    说的就是人民会有愁苦怨气，会破坏阴阳之间的平和。

    即使出兵得胜，也还会有后患，恐怕灾难变故就会降临。

    现在州郡的太守、封国的国相大多不得其人，风俗浅薄，风雨不调。

    考察近年的统计，子杀父，弟杀兄、妻杀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愚蠢的臣子我认为这决不是小变故。

    现在您身边的大臣不以此为忧，却想派兵攻打边远的少数民族来报不足挂齿的小仇，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于须臾而在于宫墙之内啊。'

    宣帝听从了魏相的意见，便没有出兵。

    魏相通晓《易经》，有正宗的师法，喜欢观看汉朝旧事和大臣对答机宜的奏章，认为现在与过去制度不同，现在只是要奉行过去的方法制度罢了。

    因此他多次条陈汉朝建国以来处理事情的妥善方法，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言论，奏请汉宣帝予以施行，说:“臣听说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贤臣辅弼，那样君主才会安乐无忧而百姓和睦欢畅。

    臣有幸在朝中做了丞相，却不能遵从祖先圣明的制度，广泛地教化人民，治理好天下，来昭示皇帝的圣明与仁德。

    致使百姓中许多人背弃农耕之本，去从事商贾末事，有些百姓面有饥寒之色，使陛下担忧，臣魏相我罪该万死，臣我智慧能力不高，不能明察国家大政，提出当前适宜的方法，思考人们做事的动机与目的，没能完全想明白。

    我私下裹怀着尊敬的心情观看以前的记载，了解到先帝是多么圣明仁义，恩德深厚。

    先皇帝为治理好天下辛勤劳苦，关心百姓，为水旱灾祸而忧虑，对贫穷、饥饿的百姓开仓发放赈济粮;派遣任谏职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观察风俗的好坏，选择举荐贤良人士，平反冤案，办这些事的官员来来往往，不绝于路途。

    节省诸项用度，减轻租赋，开放山林湖泽让百姓渔猎，禁止用粮食喂马、用粮食酿酒和私人屯积居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周济困乏的人，安抚百姓，便利百姓的方法十分完备。

    臣魏相不能一一表述出来，冒死罪把先帝处理旧事的诏书共二十三件事项上奏给您。

    臣我考查先王之法的结果是一定要以农业为本，重视积聚粮食，量入为出以备凶灾之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聚。

    就叫做危急状况。武帝元鼎二年，平原郡、渤海郡、太山郡、束郡都遭了灾，老百姓饿死在逃荒的路途上。

    二千石官员不能提前考虑到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才到了这种境地，幸亏皇帝发布诏书，命令予以救济，老百姓才得了活路。

    今年年景不好，谷价猛涨，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还确缺衣少食的人，到了春天的时候，恐怕更加厉害，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救济的粮食。

    西羌也还没有平定，军队还在外征伐，战乱频仍，臣我十分担心，希望陛下早些考虑应急的措施。

    望陛下爱护百姓，遵从先帝仁德的故事，来安抚百姓。“宣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并予以施行。

    魏相又多次选取《易阴阳》和《明堂月令》裹的章节上奏给宣帝，说:“臣侥幸在朝为官，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责，没能广泛地教化人民。阴阳之气没能调和，灾难祸害不断，罪过在我们这些大臣。臣听《易》上说:'天地按自然规律运动，所以太阳与月亮不互相经过，四季没有差错;圣明的君主按事物规律行事，所以赏罚分明，百姓敬服。天地间万物的变化，是由阴、阳交互作用而产生的;阴阳之分别，是以太阳为起始。有了冬夏四季，便有了八方之风的次序，万物的特性得以形成，各自有各自固定的职守，不能互相侵犯。

    东方的神叫太吴，驾驭着《震》拿着规掌管春天;南方的神叫炎帝，驾驭着《离》拿着衡掌管夏天;西方的神叫少吴，驾驭着《兑》拿着矩掌管秋天;北方的神叫颛顼，驾驭着《坎》拿着权掌管冬天;中央的神叫黄帝，驾驭着《坤》、《艮》拿着绳子掌管大地。

    这五个神所掌管的，都有各自的时令。坐在东方卦位上的神不能统治西方，南方卦位上的神不可以治理北方。

    春天到了，《兑》位上的司秋之神去统治就会闸饥荒，秋天到了《震》位上的司春之神去治理就会华而不实;冬天到了，《离》位上的司夏之神去管理天地之气就会泄露;夏天到了《坎》位上的司冬之神去管理就会下雹子。

    圣明的君主谨慎地遵从上天的旨意，慎重地爱护百姓，所以才让禀性平和仁义的官员去执掌四时节令之事，按节气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事。

    君主按天道规律行动止息，顺从阴阳和调之道，那样才会日光月明，刮风下雨都按时令节气，冷热均匀适度。

    造三方面顺当了，才能免除自然灾害，五谷丰登，丝麻成熟，草木茂盛，鸟兽繁衍;百姓才能免除灾病，衣食丰足。

    如果能够这样，才会国君尊严，人民喜悦，上下不互相埋怨，政治教化顺利，礼让仁义可以兴盛。

    刮风下雨不按时令，就会毁坏庄稼;农业毁坏了，人民就会饥寒交迫;人民忍饥挨饿，就会不顾廉耻，这是强盗小偷祸乱产生的根源。

    愚臣认为阴阳之道是国家大事的根本，是百姓命脉所系，从古以来贤人君子没有不遵从它的。

    皇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认真遵从自然天地法则，并借鉴先贤先圣的经验。

    记载高皇帝言行的《天子所服第八》上面说:'大谒者臣襄章在长乐宫接受诏书，高皇帝说:'命令大臣们讨论皇帝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来安定治理天下。'

    丞相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和将军王陵、太子太傅叔孙通等大臣商议说:'春夏秋冬皇帝该穿的衣服，应当效法天地的礼数，其中体现出入和。

    所以上从天子王侯和有封地的国君，下到亿万百姓，如果能效法天地，顺应四季的变化，来治理国家，才会避免祸殃，得终天年，这是奉养宗庙安定天下的重大礼制，臣请求皇帝效法它。

    中谒者赵尧掌管皇帝春天的活动，李舜掌管夏天的，儿汤掌管秋天的，贡禹掌管冬天的，四个人分别掌管一个季节。'

    大谒者襄章奏请皇帝，高皇帝下诏说:'可以。'

    孝文皇帝的时候，在二月份向天下布施恩惠，赏赐孝顺的人、努力耕田的人以及疲病的士兵，祭祀为国事死难的人，做这些事的时间十分不合时令节气。

    御史大夫晁错当时做太子家令，向孝文皇帝上书说明这些。

    臣恭敬地思考陛下您对百姓臣下恩泽十分深厚，灾难却不停止，臣私下认为恐怕是您的诏令有不合时令节气的。

    希望陛下您挑选明了经义、熟知阴阳之道的大臣四个人，分别掌管一个季节的事情，时令到了就明确上报自己掌管的皇帝应该做的政务，来顺应阴阳之道，那可是天下人的大幸啊!“魏相多次上书，陈说该做的事情，宣帝采纳并施行了他的建议。

    魏相命令掾史查访各郡国的事务以及从家里休沐回到官府，就禀报各处的异闻奇事，有时有反叛的贼寇和自然灾害变故，郡守不上报，魏相总是向宣帝上奏说明情况。

    当时丙吉任御史大夫，与魏相同心辅佐汉宣帝，宣帝十分看重他们。魏相性情严峻刚毅，不如丙吉宽和。

    魏相执政九年后，于神爵三年三月丙辰日去世，朝廷追谥他为宪侯。

    丙吉早年因熟习研究律令，得以出任鲁国狱史，因功逐渐升迁后担任廷尉右监。

    后因牵连罪案被免职，于是回到州里做了从事。

    征和二年，巫蛊之祸发生，丙吉因为原来是廷尉右监被征召到朝廷，汉武帝命他治理巫蛊于郡邸狱。

    当时皇曾孙刘询(即汉宣帝)刚刚出生几个月，受卫太子刘据之案牵连被关在狱中。

    丙吉同情太子及刘询的无辜，挑选谨慎厚道的女囚徒，命令她们护养刘询，放在宽敞干燥的地方。

    丙吉处理巫蛊案件，连续多年不能结案。

    后元二年，武帝病重，往来长杨、五柞宫之间，望气之人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便派使者分别登记监狱中关押的人，不分轻重一律都杀掉。

    内谒者令郭穰夜晚到郡邸狱，丙吉闭门拒绝使者进入，说:“皇曾孙在，别的人无辜杀死都不可，何况皇上的亲曾孙?“

    双方相持到天明，郭穰不能进去，于是回去报告武帝，并弹劾丙吉。

    武帝也醒悟了，说:“这是上天让他这么做。“

    于是大赦天下。郡邸狱关押的人独赖丙吉得生，而大赦之恩又遍及天下。

    刘询重病，几次几乎死去，丙吉多次嘱咐护养他的乳母好好用药治疗，照顾刘询很有恩惠，用私人财物供给他的衣食。

    后来，丙吉担任车骑将军市令，升任大将军长史，大将军霍光很看重他。

    其后，丙吉又调任光禄大夫、给事中。

    元平元年，汉昭帝驾崩，没有继承人，大将军霍光派丙吉迎昌邑王刘贺即位。

    刘贺即位后，因为行为不守法度被废，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等大臣商议立国君的事未定。

    丙吉向霍光陈述说:“将军侍奉孝武帝，受襁褓属托，任天下重任，孝昭皇帝早崩无后人，海内忧惧，想快点知道继承的国君。

    发丧之日按天意拥立新君，但所立的不是理想的人，又以大义废除了他，天下没有人不心服的。

    当今国家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一举。我在众庶中打听，考察他们说的，同宗诸侯在位的，没有谁在民间有声誉的。

    而遗诏所养武帝的曾孙刘病已在掖庭外百姓家，我以前让他寄居郡邸时，他年幼，现在十八九岁了，精通经术，有才能，办事稳重又有礼节。

    希望将军仔细考察并用占卜参证，先让他入宫侍奉太后，令天下人清楚地知道，然后再决定大策。“

    霍光听后，便派宗正刘德与丙吉到掖庭迎接刘询。

    刘询即位后，赐丙吉爵关内侯。丙吉为人极厚道，不夸耀自己。从刘询即位以来，丙吉绝口不谈以前对刘询的恩德，所以朝廷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功劳。

    地节三年，刘询立刘奭(即汉元帝)为皇太子，丙吉任太子太傅，数月后，调任御史大夫。

    霍氏被诛后，刘询亲政，检查尚书省。

    这时，掖庭宫婢女中名则的让她丈夫上书，陈述曾经有护养刘询的功劳。

    奏章下给掖庭令考问，则的供辞说当时丙吉知道情况。

    掖廷令把则带到御史府给丙吉看。

    丙吉认识，对则说:“你曾经犯过养皇曾孙不谨慎的过错，挨过板子，你哪里有功?独有渭城的胡组、淮阳的郭征卿有恩罢了。“

    丙吉分别上奏胡组、郭征卿供养曾孙的劳苦情况。

    宣帝诏令丙吉寻找这两个人，她们已经死了，有子孙，都受到厚赏。

    刘询下诏免去则的奴婢身份为庶人，赏钱十万。

    刘询亲自问丙吉，才知丙吉对自己有旧恩，而丙吉终究不肯说。刘询认为丙吉很厚道，便下诏给丞相说:“朕低微时，御史大夫丙吉对朕有旧恩，他的德行很美。

    《诗经》说过，无有恩德不报答的。应当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

    准备封侯时，丙吉病重，刘询准备派人加绶封地，赶到他活着的时候。

    刘询担心丙吉病了不能再起来，太子太傅夏侯胜说:“这个人不会死的。

    臣听说有阴德的人，一定享受他的快乐并影响到子孙。

    现在丙吉还没有得到报答就病得很重，但不是致命的病啊。“

    后来丙吉果然病好了。

    丙吉上书坚决谢绝封侯，陈述不应凭空名受赏。

    刘询回答说:“朕封您，不是空名，而您上书归还侯印，是显示朕不道德啊。

    当今天下太平，您还是集中精神，少思虑，延医吃药，自己保重。“

    丙吉任御史大夫时，与丞相魏相同心辅政，宣帝十分看重他们。

    神爵三年三月，魏相去世。四月，丙吉接替魏相担任丞相。

    丙吉本来是从狱法小吏兴起的，后来学习《诗》、《礼》，都通晓大义。

    等到居相位，崇尚宽厚，喜欢礼让。

    丙吉的掾史有罪过，不称职，丙吉就给他休长假，让他自己离开职位，终究没有查证落实的。

    门客中有人对丙吉说:“君侯做汉相，奸吏营私，然而没有受惩处的。“

    丙吉说:“如果三公官府有被惩处的官吏，我自己就不识大体了。“

    后来代丙吉为相的，于是把它作为旧制，公府不惩处属吏，从丙吉开始。

    五凤二年春，丙吉病重。刘询亲临问候丙吉，说:“您如有不测，谁可以代您?“

    丙吉推辞说:“群臣的德行才能，明主尽知，愚臣不能辨别。“

    刘询反复询问，丙吉才顿首说:“西河太守杜延年精通法度，了解国家旧日的典章制度，以前任九卿十余年，现在郡里治理好，有才能而闻名。

    廷尉于定国执行法令细致公正，天下人认为自己不会受冤。

    太仆陈万年侍奉后母孝顺，敦厚纯朴表现在行动的各个方面。这三个人才能都在臣之上，希望皇上考察。“

    刘询认为丙吉的话都对，就答应了。

    五凤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丙吉去世，谥号定侯。

    丙吉去世后，黄霸、杜延年、于定国、陈万年等人在官位都很称职，刘询因此称赞丙吉知人。

    汉元帝在位时，长安有一个与士为伍名叫尊的人上书申诉说明丙吉的功劳，请求恢复其子丙显被剥夺的爵位和食邑。

    元帝便免去丙显的官职，削去食邑四百户。后来又用他做城门校尉。丙显死后，子丙昌继承爵位为关内侯。

    汉成帝时，整理旧功，以丙吉旧恩最重，鸿嘉六年，成帝下诏给丞相、御史说:“听说奖励功德，使断绝了的世代系统接起来，这是重宗庙，扩大贤圣的途径。

    原博阳侯丙吉因旧恩有功封的，现在祭祀断绝，朕很哀怜。

    奖励美德到子孙，古今普遍适用的道理，希望封丙吉孙中郎将关内侯丙昌为博阳侯，尊奉丙吉后人。“

    封国断绝了三十二年又继续承袭。丙昌将爵位传给子孙，直到王莽时才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