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四书五经里有一本书，叫做《中庸》。

    几千年来，为官者，奉行中庸之道，却忘了孔子还有一句话，叫做：乡愿，德之贼也！（《论语》）

    什么叫乡愿？

    就是你身边的那些“老好人”，谁也不得罪的好好先生，什么事儿都以和为贵，什么事儿都能作出合理解释。

    这种人外表忠诚谨慎，实际上一脑子坏思想，是个欺世盗名的家伙!

    不分是非的老好人，是道德的破坏者。

    实际上，这种人没有自己的立场、思想和底线，不分是非，人云亦云，同于流俗，言行不一，伪善欺世，处处讨好，塑造出一副“谨慎、忠厚、老实”的模样。

    这帮人，最擅长的就是“和稀泥、踢皮球”，开口就是“这事儿不归我们管”，“多大点事？你们私下解决不行吗？”“我们这里风俗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的事情”。

    和稀泥，就是做事谁也不得罪，调和纷争。

    官场怎么和稀泥？

    睁眼闭眼，就是好的事情高兴些，不好的事情糊里糊涂。

    遇到别论争论，别介入，甲乙在辩论，是是是，不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多听多看少表态。

    《人民的名义》当中，孙连城开悟了，得过且过，再无烦恼，他既没贪污，不受贿，又不想再提拔升官，佛系人生！

    汉朝的魏相，他治郡有方，深得民心。

    汉宣帝即位后，官至丞相。魏相为人严毅，刚正不阿。

    在任相期间，他整顿吏治，抑治豪强，选贤任能，平昭冤狱。

    并要求各地官吏省诸用，宽赋税，奖励百姓开荒种田，积粮解困。

    他与丙吉同心辅政，使君臣交泰，人民安乐。

    魏相因在对策之中，成绩优秀，而被汉昭帝任为茂陵县令。

    一天，一位桑弘羊的门客，冒充御史，住进茂陵传舍，而且态度蛮横，以县丞的迟拜见为由，捆绑县丞;

    魏相疑其有奸，将其收捕立案，查实确系冒充，即按律处以死刑。

    一时间，县中震动，治安大定。事后，魏相被升为河南太守。

    魏相一上任，即禁奸邪，整顿吏治，直令豪强畏惧、百姓称快。

    丞相田千秋死后，他的儿子任雒阳的武库令，见魏相治郡严厉，担心时间长了，会受罪责，就自已辞去了官职。

    魏相派手下的使掾追赶，想喊他回来，终于不肯回来。

    魏相自己遗憾地说:大将军听到这个长官辞职，一定会认为我因为丞相死后而不能礼遇他的儿子。

    也会使那些当世的权贵们责备我，危险啊!

    田千秋的儿子往西到了长安，大将军霍光果然因此责备魏相说:幼君刚刚继位，认为函谷关是保卫京师的坚固之地，兵器库是精兵聚集的地方，所以任命丞相的弟弟做函谷关都尉，任命他的儿子做武库令。

    现在，河南太守不深切考虑国家大计，只是看到丞相死了就斥逐他的儿子，这是多么浅薄的举动啊!

    后来，有人告魏相滥杀无罪的人，此事下到了主管官署。

    河南的卒戍中任都官的有二三千人，阻拦霍光，自言愿意多在军队服役一年来赎河南太守的罪。

    河南的老弱者有万余人守着函谷关，想要进去给汉昭帝上书，函谷关的官吏，把这件事报告了上级。

    霍光因为武库长官辞职的事，就把魏相交给廷尉治罪。

    魏相在监狱关了很久过了冬天，正巧赶上大赦才出狱。

    又有朝廷的诏令让魏相去做茂陵县令，后来又迁为扬州刺史。

    朝廷考查郡国的国相们，多数被贬谪过。

    魏相与光禄大夫丙吉素来交好，丙吉在给魏相的信中说:朝廷已经非常了解的成绩与行为，将要起用您。

    愿您慎重行事自我尊重，修养自身的才能。

    魏相认为丙吉的话很对，因而把自己的威严收敛起来。

    任刺史两年后，被朝廷征召为谏议大夫，又转为河南郡太守。

    元平元年，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征召魏相进入朝廷，担任大司农，掌管中央财政，后来又迁为御史大夫。

    四年后，长期把持朝政的大将军霍光去世，宣帝思其功德，以其子霍禹为右将军，任其侄乐平侯霍山领尚书事，其弟兄、女婿也各掌要职，还允许霍光的夫人霍显及诸女出入宫禁。

    魏相担心霍氏的势力骄奢放纵，如若发展下去，恐怕难于控制。

    于是，通过平恩侯许伯向宣帝上书，说:《春秋》讥讽世世为卿相的人，憎恶宋三代人都做大夫，到鲁季孙的专权当道，都曾使国家处于危难祸乱。

    从武帝后元年间以来，王室子弟能得到俸禄，国家的政事却要由冢宰来决定。

    现在霍光死了，他的儿子又做了大将军，他哥哥的儿子做尚书，掌握政要，他家的兄弟女婿们掌有兵权，很有权势。

    霍光的夫人显和他们家的女眷都在长信宫有名籍，可以自由出入，有的夜裹从禁门出入，骄横奢侈，放纵不羁，恐怕将来会慢慢的无法驾驭控制了。

    应该想法削弱他们的权势，打消他们的阴谋，来强固大汉万世的基业，也使功臣霍光的声名得以保全。

    另外，按过去的规定，凡上书给皇帝的人都要把奏书写成二份，其中一份为副本，掌领尚书省事务的官员先开阅副本，如果奏书的内容不当，就搁置起来不上报宣帝。

    魏相又通过许伯抽去了副本，以免被霍氏的人阻挡下来。

    宣帝看了奏疏后，幡然醒悟，听从其建议，任魏相为给事中，削夺了霍氏一门的兵权。

    不久，霍家因谋杀许皇后之事，被罢黜三个侯的爵位，霍氏子弟都被调到地方去当官。

    地节四年，宣帝提拔魏相为丞相。

    霍氏对魏相又恨又惧，密谋伪造太后之令，先捕杀魏相，再废宣帝。

    霍氏的密谋败露后，霍云、霍山等自杀，霍显及霍禹等被诛。

    宣帝亲政后，励精图治。魏相则总领朝政，悉心辅佐，非常符合宣帝的心意。

    元康年间，匈奴派兵围攻汉朝在车师国的屯田部队，多次进攻都失败。

    车师的屯田部队打得极其艰苦，形势十分严峻。

    宣帝知道后，和后将军赵充国等人商议，打算趁匈奴已经衰弱的时候，派兵攻打匈奴右地，使其不敢再骚扰西域。

    魏相向宣帝上书劝谏说:臣听说，拯救危乱，诛除凶暴，称之为'义兵'，仁义之师所向无敌。

    敌人来攻击你，不得已而反击，称之为'应兵'，抗击侵略的军队定能战胜。

    在小事上，争胜斗狠不能克制一时的愤怒，称之为'忿兵'，争气斗忿的军队会失败。

    认为别人的土地货宝有利可图的，称之为'贪兵'，贪婪的军队一定会被击败。

    凭借国家面积很大，以人口众多相夸耀，因而想在敌人那里表现自己的威风的，称之为'骄兵'，骄傲的军队会被消灭:这五个方面不仅是由人事决定的，也是天道决定的。

    不久前，匈奴曾经向我们表示了善意，抓到汉族的人总是好好的送回来，没有侵犯我们的边境，虽然这次他们争夺我们屯田的车师城，也不必太放在心上。

    现在，我说各位将军想起兵攻入匈奴境内，臣我愚蠢，不知道这样的军队该叫什么名称。

    现在，边境上的州郡，十分贫穷，父亲和儿子共同穿一件棉袄，靠吃野草、野果充饥，经常担心会活不下去，再也经不起战事的折腾。

    战事过后，一定会有灾年！

    说的就是，人民会有愁苦怨气，会破坏阴阳之间的平和。

    即使出兵得胜，也还会有后患，恐怕灾难变故就会降临。

    现在，州郡的太守、封国的国相大多不得其人，风俗浅薄，风雨不调。

    考察近年的统计，子杀父，弟杀兄、妻杀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愚蠢的臣子我认为这决不是小变故。

    现在，您身边的大臣不以此为忧，却想派兵攻打边远的少数民族来报不足挂齿的小仇，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于须臾而在于宫墙之内啊。

    宣帝听从了魏相的意见，便没有出兵。

    魏相喜欢观看汉朝旧事，和大臣对答机宜的奏章，认为现在与过去制度不同，现在只是要奉行过去的方法制度罢了。

    因此，他多次条陈汉朝建国以来处理事情的妥善方法，以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言论。

    奏请汉宣帝予以施行，说:“臣听说上有圣明的君主，下有贤臣辅弼，那样君主才会安乐无忧而百姓和睦欢畅。

    臣有幸在朝中做了丞相，却不能遵从祖先圣明的制度，广泛地教化人民，治理好天下，来昭示皇帝的圣明与仁德。

    致使百姓中许多人背弃农耕之本，去从事商贾末事，有些百姓面有饥寒之色，使陛下担忧，臣魏相我罪该万死！

    臣我智慧能力不高，不能明察国家大政，提出当前适宜的方法，思考人们做事的动机与目的，没能完全想明白。

    我私下裹怀着尊敬的心情观看以前的记载，了解到先帝是多么圣明仁义，恩德深厚。

    先皇帝为治理好天下辛勤劳苦，关心百姓，为水旱灾祸而忧虑，对贫穷、饥饿的百姓开仓发放赈济粮。

    派遣任谏职的大夫、博士巡行天下，观察风俗的好坏，选择举荐贤良人士，平反冤案，办这些事的官员来来往往，不绝于路途。

    节省诸项用度，减轻租赋，开放山林湖泽让百姓渔猎，禁止用粮食喂马、用粮食酿酒和私人屯积居奇: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周济困乏的人，安抚百姓，便利百姓的方法十分完备。

    臣魏相不能一一表述出来，冒死罪把先帝处理旧事的诏书共二十三件事项上奏给您。

    臣我考查先王之法的结果是一定要以农业为本，重视积聚粮食，量入为出以备凶灾之年，国家没有六年的积聚。就叫做危急状况。

    武帝元鼎二年，平原郡、渤海郡、太山郡、束郡都遭了灾，老百姓饿死在逃荒的路途上。

    二千石官员不能提前考虑到会发生这样的灾难，才到了这种境地，幸亏皇帝发布诏书，命令予以救济，老百姓才得了活路。

    今年年景不好，谷价猛涨，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还确缺衣少食的人，到了春天的时候，恐怕更加厉害，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救济的粮食。

    西羌也还没有平定，军队还在外征伐，战乱频仍，臣我十分担心，希望陛下早些考虑应急的措施。

    望陛下爱护百姓，遵从先帝仁德的故事，来安抚百姓。

    宣帝听从了魏相的建议，并予以施行。

    魏相又多次上奏宣帝，说:臣侥幸在朝为官，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责，没能广泛地教化人民。阴阳之气没能调和，灾难祸害不断，罪过在我们这些大臣。

    君主按天道规律行动止息，顺从阴阳和调之道，那样才会日光月明，刮风下雨都按时令节气，冷热均匀适度。

    造三方面顺当了，才能免除自然灾害，五谷丰登，丝麻成熟，草木茂盛，鸟兽繁衍。

    百姓才能免除灾病，衣食丰足。

    如果能够这样，才会国君尊严，人民喜悦，上下不互相埋怨，政治教化顺利，礼让仁义可以兴盛。

    刮风下雨不按时令，就会毁坏庄稼;农业毁坏了，人民就会饥寒交迫;人民忍饥挨饿，就会不顾廉耻，这是强盗小偷祸乱产生的根源。

    愚臣认为阴阳之道是国家大事的根本，是百姓命脉所系，从古以来贤人君子没有不遵从它的。

    皇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是认真遵从自然天地法则，并借鉴先贤先圣的经验。

    丞相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和将军王陵、太子太傅叔孙通等大臣商议说:'春夏秋冬皇帝该穿的衣服，应当效法天地的礼数，其中体现出入和。

    所以上从天子王侯和有封地的国君，下到亿万百姓，如果能效法天地，顺应四季的变化，来治理国家，才会避免祸殃，得终天年，这是奉养宗庙安定天下的重大礼制，臣请求皇帝效法它。

    中谒者赵尧掌管皇帝春天的活动，李舜掌管夏天的，儿汤掌管秋天的，贡禹掌管冬天的，四个人分别掌管一个季节。'

    大谒者襄章奏请皇帝，高皇帝下诏说:“可以”。

    孝文皇帝的时候，在二月份向天下布施恩惠，赏赐孝顺的人、努力耕田的人以及疲病的士兵，祭祀为国事死难的人，做这些事的时间十分不合时令节气。

    御史大夫晁错当时做太子家令，向孝文皇帝上书说明这些。

    臣恭敬地思考陛下您对百姓臣下恩泽十分深厚，灾难却不停止，臣私下认为恐怕是您的诏令有不合时令节气的。

    希望陛下您挑选明了经义、熟知阴阳之道的大臣四个人，分别掌管一个季节的事情。

    时令到了就明确上报自己掌管的皇帝应该做的政务，来顺应阴阳之道，那可是天下人的大幸啊!

    魏相多次上书，陈说该做的事情，宣帝采纳并施行了他的建议。

    魏相命令掾史查访各郡国的事务以及从家里休沐回到官府，就禀报各处的异闻奇事。

    有时有反叛的贼寇和自然灾害变故，郡守不上报，魏相总是向宣帝上奏说明情况。

    当时丙吉任御史大夫，与魏相同心辅佐汉宣帝，宣帝十分看重他们。魏相性情严峻刚毅，不如丙吉宽和。

    而萧望之，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其祖、父皆隐德不仕，以田为业，萧望之好学，研究齐诗，师事后仓达十年。

    京师的儒生们对他都很称赞。

    那时大将军霍光执政，长史丙吉推举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几个人，都被召见。

    在此之前左将军上官桀等谋杀霍光，霍光杀了上官桀等之后出入都加戒备。

    进见他的官民都要露体被搜身，摘去兵器，由两个侍卫挟持。

    只有萧望之不肯听他这套摆布，自动出阁，说:“不愿见”。

    侍卫人员对他叫嚷乱扯。

    霍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吩咐侍卫人员不要乱扯。

    萧望之到了霍光面前，对他说:将军您用功德辅佐幼主，要能让崇高的教化流传天下，天下的士都会伸长脖子踮起脚，争着要来效力辅佐高明的。

    现在来见您的士都要如此对待，恐怕不是周公辅佐成王那样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接待天下之士的礼节和招致平民的思想。

    于是霍光独不授职萧望之，而王仲翁等都补为大将军史。

    三年间，王仲翁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被分配看守小苑东门。

    王仲翁出入，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对萧望之说:“不肯循常作为，怎么做了看门人呢!“

    萧望之说:“人有各人的志向。“

    过了几年，萧望之因弟弟犯法受到牵累，不得宿卫，免归而做了郡吏。

    魏相把他收在部下，经过考察在大行令部下做了个司礼官。

    霍光死后，霍光之子霍禹又做大司马，霍山领尚书，霍氏亲属都宿卫内侍。

    地节三年夏，京师下雹，萧望之因此上疏，要求汉宣帝安排接见，当面申说灾异之意。

    汉宣帝自在民间已闻萧望之之名，决定由少府宋畸问明情况，要求不必隐讳。

    萧望之当即提出了看法，说:“《春秋》记载昭公三年，鲁国下了大冰雹，这时季氏专权，最后赶走了鲁昭公。

    假如过去鲁国的国君把自然灾害看清楚了，是不会有这个灾害的。

    现在陛下凭借圣明的德行为国君，思考政事寻求贤人，这真是尧舜一样的用心。

    但是好的兆头未到，阴阳又不协调，这是大臣执政，一姓独揽权力的结果。

    附着的枝叶大了折断树的主干，私家势力强大了公家就受到危害，希望明主亲自治理政务，选拔同宗，任用贤才，作为腹心，同他参政谋划，命令公卿大臣朝见禀奏事情，清楚地陈述他们职责，用来考核其功绩与能力。

    像这样，那么诸事就治理好了，至公至正之公道就树立起来了，邪恶不正就堵住了，私权就被废除了。“

    这显然是针对霍氏专权而发的重要议论，汉宣帝任萧望之为谒者，当了朝廷接待宾客的近侍。

    这时汉宣帝初即位，想要进用贤能之士，将官民的上书交给萧望之处理。

    萧望之做得很合汉宣帝之意，接连提拔为谏大夫、丞相司直，一年中提拔了三次，做到了二千石级的大官。

    后来霍禹竟以谋反罪受诛，萧望之则日益受到信用。

    萧望之因通政事而被选任为平原太守，萧望之向来想在朝廷，这下要远离朝廷去作郡守，内心觉得很不得意，于是上疏说:“陛下怜爱百姓，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的作法。

    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

    希望陛下选择明经学、能温故知新、精于策划的士作为内臣，参与政事。

    诸侯听到这样，就知道朝廷重视接纳意见考虑政事，没有缺遗。像这样不懈努力，就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

    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忧虑。“元康元年被征入朝廷当了少府。

    汉宣帝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论议有理，按照才能可任宰相，但为了试试他的政事能力，就任他为左冯翊。

    萧望之从萧望之由少府左迁左冯翊，但他担心办事不合皇帝的意思，马上上书言病。

    汉宣帝知道后派侍中成都侯金安上传达皇帝的意思:“任用官职是想通过治民来考查你的政绩的，你前任平原太守的时间太短，所以任用左冯翊来试试你，不是听到你有什么过失。“

    萧望之知道了皇帝试用他的原意，马上积极处理政事。

    元康二年，西羌叛乱，汉朝派遣后将军赵充国去讨伐。

    京兆尹张敞上书建议说:“国家的军队在外，又是在夏季出发，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一起供给运输，农业生产会受损失，加之一向没有余积，即使西羌被击溃，百姓来年春季吃的缺乏。

    偏僻之处，更难买到粮食，朝廷的谷物估计不足以赈救他们。

    希望朝廷命令那些有罪、而不是抢劫杀人的盗贼以及犯了法而不能赦免的人，都按等交纳谷物到这八郡赎罪。

    尽力增加粮食来预备百姓之急需。“

    张敞所奏之事下达官吏们评议，萧望之与少府李强评议，认为“百姓心怀变化莫测，好义却又思利，关键在于教化。

    作国君，也不能去掉百姓想利的思想，可却能使他们好义胜过想利;就是夏桀为国君，也不能去掉百姓好义之心，但能使他们好利胜过好义之心。

    所以尧与桀的区分，在于义与利罢了，引导百姓不可不慎重啊!

    现在打算命令百姓量粮来赎罪，像这样就会是有钱人得生，贫穷者死，这就是贫富异刑而法不统一。

    按人情看，因为贫穷，父亲兄长被关押，听说出钱能得生和释放，作人子弟的将不顾死亡的灾祸，叛乱的作为，去奔赴财利，以求援救亲人。

    一人得生，将会使十人死亡，像这样，伯夷般的高尚行为败坏，公绰班的名声毁灭。

    刑赏与教化全部倾覆，即使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臣，恐怕也不能恢复。

    古时候国君对百姓好，自己生活不够才向百姓要，生活有余就给予百姓。

    如今西方边境发生了争战，百姓失去所从事的生计，即使率户纳税，计口交粮来供给军队，这也是古之通义，百姓没有谁会认为不对的。

    用子弟竭死弄钱来救父兄活命，恐怕不可以，陛下铺开圣德施行教育，政教风化已成，即使是尧舜也无以复加了。

    现在主张开创的利路将损伤已成的教化，臣私下以此痛心。“

    于是汉宣帝又下达那个建议给两府，丞相和御史拿疑难来问张敞。

    张敞回答道“:少府左冯翊说的，不过是常人遵守的道德罢了。

    从前先帝征讨四夷，军队出去三十余年，百姓尚且不增加赋税，而军队的用度足够。

    现在西羌一个角落的小夷，强横于山谷间，朝廷只管令罪人以财减罪去讨伐他们，它的名声比烦扰良民横兴赋敛好多了。

    再说不能赦免的盗贼及杀人犯、百姓痛恨的罪人，都不准赎罪;对于因窝藏罪犯，知情不报而放跑罪人，或不阻挡罪人而被判为罪人的同党，评论是非的人或者都会说那些法律可以除去，现在趁此时机令其自赎，它的好处清楚极了，对教化有什么伤害呢?

    《甫刑》规定的刑罚，小的过错赦免，轻罪可以赎，并规定犯人赎罪的等级，由来已久，又有谁赎罪后又作盗贼呢?我充任官吏二十余年，未听说过罪人赎了罪又做盗贼的。

    我同情凉州遭受劫掠，正当秋收的时节百姓且缺吃挨饿，病死在道路上，更何况来年春上青黄不接呢?不趁早考虑赈救百姓的办法，恐怕重责在后。

    我充数列卿，辅佐两府是我的职责，所以不敢不尽愚意。“

    萧望之说:“先帝圣明有德，有德行的人在位，制定法令贯彻实施，成为长久的规范，一直惦记着边境的安危，所以《金布令甲》说，'边郡屡遭兵灾，百姓饥寒交迫，短命缺寿，父子相失，令天下人等供给军旅的生活费用'。

    原都是为军旅突然发生的事件而设施的。

    所以说天汉四年，曾经让有死罪的人交纳五十万钱减免死罪一等，豪强吏民任意借贷，甚至做盗贼弄钱来赎罪。

    其后奸邪横暴，盗贼群起，攻占城邑，杀死郡守，官吏不能禁止，明诏下派绣衣使者起兵平息盗贼，杀死的人过半数，然后才逐渐停止下来。

    我认为这是让犯有死罪的人赎罪的后患。“

    当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也以为西羌将破，运输足以供应，就否定了张敞之议。

    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人皆称颂他，于神爵元年迁为大鸿胪。在此之前乌孙昆弥翁归靡上书，表示要立元贵靡为嗣，要求娶汉公主，结婚内附，叛离匈奴。

    诏下公卿议。萧望之以为乌孙远在西域，相信他们的甜言蜜语，万里结婚，不是好策。

    宣帝不采纳其议，于神爵二年派遣长罗侯常惠护送公主，远嫁元贵靡。

    还没有出塞，乌孙昆弥翁贵靡死，他的侄子狂生负约自立。

    常惠从塞下上书报告，把公主留在敦煌郡，亲至乌孙，指责狂王负约，因立元贵靡，回来迎公主。

    诏下公卿议，萧望之又表示反对，他说:“不可让公主去乌孙。乌孙动摇不定，不坚守盟约，其效果可以看到。

    先前的公主在乌孙四十年，与前昆弥恩爱不深，边境也因此不安定，这已经被过去的事所验证。

    如今公主因元贵靡不能立为王而回朝，从信用来说也没有亏欠夷狄，这是中国的大福。

    和亲不停止，征役打仗一定产生，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汉宣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此后汉朝不再与乌孙和亲。

    神爵三年，萧望之迁为御史大夫。

    五凤年间匈奴大乱，评议的人多数说匈奴为害日久，可以趁其乱发兵灭掉它。

    汉宣帝召见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及其他官员富平侯张延寿、光禄勋杨恽、太仆戴长乐等向望之问计策。

    萧望之答道:“春秋时晋国的范宣子，带领军队侵齐，听说齐国国君死了，他就带领军队回国，君子崇尚不讨伐有丧事的国家，以为恩足以使孝子心服，合宜的道德行为足以使诸侯感动。

    前单于向往并接受教化，归向善，于是称臣顺服，派使者请求和亲，海内喜悦，夷人狄人没有不知道的。

    现在奉行盟约还未到底，单于不幸被贼臣所杀，如果出兵攻打它，这是乘其乱而幸其灾，他们一定奔走远逃。

    不趁义动兵，恐怕劳而无功。

    陛下最好派使者去吊丧慰问，辅佐其微弱的的首领，援救其灾患，以尊重中国之仁义为贵。

    如果能蒙恩让他们的首领恢复单于的位置，一定会称臣服从，这是道德中最好的。“

    汉宣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后来终于派兵辅佐呼韩邪单于安定了匈奴国。

    这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设立常平仓，汉宣帝认为这样很好，可是萧望之却责怪寿昌。

    丞相丙吉年老，汉宣帝看重他。

    萧望之又上奏说:“百姓贫困，盗贼不停，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多数才能低下不能胜任其职。

    三公不是合适的人，所以三光(日、月、星)因此不亮，今年开头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人。“

    汉宣帝认为萧望之意在轻视丞相，于是下诏命令侍中建章、卫尉金安上、光禄勋杨恽、御史中丞王忠，共同诘问望之。

    萧望之脱下帽子放到一边对答，汉宣帝由此不喜欢他。

    后来丞相司直緐延寿上奏说:“侍中谒者良秉承皇帝的命令去告诫望之。

    萧望之只是拜了两拜而已。良对望之说话，望之故意伏地不起，却对御史说'良的礼节不周。'

    按照先例，丞相生病，御史大夫当日就要去探望病情;上朝奏事相会于庭中，次第当居丞相后，丞相谦让，大夫才稍进，并且拱手示礼。

    今丞相屡病，望之不探问病情，在庭中相逢，与丞相并齐，经常议事不合他意，望之就说:'君龄尊高，难道能与我父亲同年么!'

    望之知道身为御史有权不敢擅自使用，多让守史私乘车马，到杜陵照护家事。

    少史戴着法冠，为他的妻子在前导车;又使吏为其家卖买，而吏以私钱增益其家，总计有十万三千。

    照说萧望之身为大臣，精通经术，位在九卿之上，是本朝人们敬仰的人，不应该到不奉法自修、居傲不谦让的地步，而受贿所属牢狱的赃款二百五十万以上，请求逮捕囚禁起来惩处。“

    汉宣帝于是下文书给望之:说“有司上奏说你责难使者礼不备，对丞相无礼，听不到你廉洁的名声，为人傲慢不谦逊，没有辅政为百官表率的姿态。

    你不深思，陷于此邪恶的行为中，朕不忍心给你处分，派光禄勋杨恽传达朕的命令，降职让你作太子太傅，授给你太傅印。

    你交还原大夫印绶给杨恽，不必进宫谢恩可直接到官。

    希望你能掌握道理，明白孝道，亲附、结交正直之士，竭尽其意不要再有过失，不要有什么辩白。“

    萧望之降职后，黄霸代作御史大夫。

    数月间，丙吉死，黄霸担任丞相。黄霸死，于定国再代为丞相。

    萧望之被废弃，不能作丞相，只作太傅，教皇太子刘奭。

    起初，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见，汉宣帝令公卿讨论其礼节仪式，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商议说:“圣王的制度，施予恩德执行礼仪，以京师为先而以诸侯国为后，以诸侯国为先而以夷狄为后。

    陛下至高无上的德行充满天地，光明普照四海，匈奴单于闻风仰慕圣朝的教化，进献珍宝来朝贺，自古以来第一例。

    接见的礼仪应像对诸侯一样，位次在诸侯之下。“

    萧望之以为“单于不是汉天子开国分封的，是地位相等的国家，应不以臣下之礼相待，位在诸侯王之上。

    四海的兄弟之族叩头称自己是属国，中国谦让而不以臣之礼相待，这正是谦谨的德行，谦虚则亨通。

    如果匈奴子孙后代纵有鸟窜鼠伏，断缺朝拜贡物，也不算叛臣。信用谦让行于兄弟之族，赐福流到无穷，这是万世长策。“

    汉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说:“听说五帝三王教化不到的地方，政策法令不到。

    如今匈奴单于称自己是北面的属国，朝拜宗主国，朕的不周，恩德未能普照。

    用客礼接待他们，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见时称臣不记载。“

    等到汉宣帝卧病不起，选择可以嘱托国事的大臣，接外家亲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到宫中，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都受遗诏辅政，兼任尚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