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皇帝上位要进行削藩，这是谁也无法改变和阻止的事情，燕王朱棣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他的心中预想里，朝廷应该只是要削去他的兵权和手中的将士，毕竟对于各地藩王来说，没有了相应的兵权，再凶勐和有实力的藩王也就像没有牙的老虎一样，只能任由朝廷宰割，只是他压根想不到，朝廷这削藩哪是为了国家安全？！纯粹是要把皇帝的这些个叔叔们往死路上逼呀！

    周王代王岷王等人已经被毫不留情的流放边疆，自己的那个文武双全且机敏英武的十二弟，堂堂的湘王朱柏，也竟然被逼得全家放火***而死。

    可想而知，就算是自己要忍气吞声的拱手让出兵权，朝廷也不会让自己好过，不会，绝对不会！

    但如此一来，燕王朱棣就必须面临两个痛苦的选择，一是忍气吞声的俯首称臣，二是选择就地称帝造反。

    俯首称臣的选项，压根就不具有可继续性，或者说燕王朱棣压根就无法继续忍受下去，毕竟十二弟湘王朱柏的悲凉下场就摆在眼前，没有人帮他洗刷冤屈和这一口，恶气就算了，还要自己也步他的后尘，继续忍受，这让燕王朱棣如何能够甘心接受呢？

    但造反这条路，同样的不好走！

    燕王朱棣手里只有数万兵马和一个区区北平城，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和层面上来考虑，只要自己的那个大侄子朱允文不像一头猪一样犯出愚笨的错误，自己压根就没有任何赢面可言！（当然事实上朱允文一直在像猪一样，连续犯下一系列的可笑错误，但作为当事人的燕王朱棣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不敢想象！）

    朱允炆决定削藩，朱棣起兵反抗，看似顺理成章，但这一切究竟是朱棣被逼无奈，还是他早有夺取皇位的打算呢?历史上削过藩的皇帝很多，自然会有藩王不愿束手就擒，但像朱棣这样直接把正统击败，自己登基称帝的就不多见了。实际上朱棣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称帝的野心，而且一早就是冲着皇位去的。一旦起兵失败，他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这个风险他比谁都清楚，如果不是为了皇位，干嘛要担当这么大的风险呢。

    公元1402年，朱棣率靖难大军攻占帝都应天，建文帝随着皇宫的一把大火不知所踪，历时4年的靖难之役至此结束，同年，朱棣即位大明皇帝，是为明成祖。这场起于建文元年的帝国内战，彻底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局势和走向。那么，作为战争的胜利方，朱棣在朱元章刚驾崩不久就起兵造反，究竟是野心太大，还是被他侄子建文帝给逼的?

    提起靖难之役，不得不与建文帝的一项政举联系起来，那就是削藩。朱元章在位时，为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想方设法的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就分封诸子为藩王，让他们驻守大明王朝的边境要塞，并给他们建府设官，授予军事指挥权和相应的军队，已达到“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的目的。朱元章在世时，这些分封的藩王确实在大明边境要塞起到保卫边疆的重要作用，诸如在北方防御蒙古贵族侵袭晋王朱棡、燕王朱棣、宁王朱权等，他们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练兵巡边，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蒙元残余势力的军队，军中大将皆受其节制。等朱元章驾崩后，建文帝即位，文弱的建文帝没有他爷爷朱元章的手段和魄力，也没有他爹朱标的威望和能力，所以，朱元章在世的时候为了能让建文帝稳坐皇位，把朝中的难以驾驭的文勋武贵们都帮他清理干净了，但是却没有处理好他那群同样骄悍的藩王儿子们。

    建文帝即位后也知道这些骄悍的王爷叔叔始终是个隐患，于是，在他手下的那些以黄子澄和齐泰为首的大臣们的建议下，火急火燎的便采取了处理这个隐患最直接的方法---削藩!

    翻开中国历史，历史上每次帝王削藩都不是顺顺当当的开展起来的，西汉景帝削藩印发七国之乱，唐朝历次削藩先成后败，最终为藩镇所亡。建文帝决定削藩的时候，不但没用吸取历朝历代削藩带来的教训，反而是以更加雷霆的手段去削他叔叔们的王冠。

    朱元章分封藩王的时候，除了希望皇子皇孙能够戍边卫国以外，也希望皇家的荣耀能够荫及子孙，让后世永享富贵，可是，建文帝决定削藩以后，把朱元章定下的祖制全都抛之不顾，被他削去王爵的王叔，均被废为庶人，甚至有些藩王不堪受辱，被逼自杀，丝毫不留任何情面。让我们来看看建文帝的具体削藩情况吧：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借周王朱橚次子朱有爋因谋求王位而告发父亲谋反的机会，将周王朱橚废为庶人，并迁往云南蒙化;

    建文元年(1399年)四月，削齐、湘、代三位亲王，废为庶人。湘王朱柏不堪受辱，为保名节举家***;齐王朱榑被软禁在南京;代王朱桂被软禁在封地大同;

    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削岷王朱楩，废为庶人，迁往漳州;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齐泰和黄子澄的建议下，为提防燕王造反，建文帝派人准备逮捕燕王朱棣。

    朱棣早知道削藩会削到自己头上，但是没想到建文帝削的那么快，手段这么狠。当提前得知朝廷要逮捕自己的消息后，作为众藩之首且实力强悍的朱棣决定不再隐忍，与幕僚姚广孝等人谋划举兵事宜，并在逮捕朱棣的朝廷官员到达北平以后正式起兵，至此燕王朱棣与建文帝彻底决裂。

    朱元章钦定的太子朱标英年早逝以后，按理说新的皇位继承人应该从其他皇子中产生，但是朱元章出人意料的把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定为他的接班人，这本就引起了众皇子的不满，尤其是野心和实力最强燕王朱棣，但是迫于朱元章的威慑和对大哥朱标的深厚感情，朱棣也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不过众藩王的势力毕竟太大，朱元章也知道自己驾崩朱允炆恐难以驾驭，担心自己驾崩以后诸王趁来京治丧期间作乱谋反，所以，留遗诏，不许诸王“入临、会葬”。可以说为了朱允炆能稳坐皇位朱元章真是操碎了心，但是朱允炆却没有领会朱元章的良苦用心，非但没有好好安抚他的藩王叔叔们，反而在刚登基即位，龙椅都没捂热，就开始招惹他们，与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商议削藩之事，而且是说干就干的那种，大刀阔斧的进行削藩。

    作为朱元章亲封的藩王，而且在封地已经过惯了荣华富贵，耀武扬威的王爷生活，面对自己侄子毫不留情的削藩政策，自然都难以接受，但最初削的几个藩王都是没有什么实力的软王爷，所以削到他们的时候要么接受，要么不愿受辱选择自杀。可是当削藩削到实力和能力都在众藩之首的朱棣头上时，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从朝廷的角度来说，朱棣没有犯过什么过错，而且一直戍边卫国，还是有大功于朝廷的;从他们皇族关系来说，朱棣是建文帝的亲叔叔，朱标在世时都对他们众兄弟关爱有加，朱允炆作为一个侄子，能对你俯首称臣就已经够尊重你了。现在你削藩削的我们没有活路，你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了，是你逼我反，我不得不反。

    朱棣就这样反了，关键他反的还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还要从朱元章的深谋远虑说起，朱元章当初分封诸子为藩王的时候，留有关于藩王的成法，其中就有一条是关于“靖难”的。具体的就是他在《皇明祖训》中说：“朝无正臣，内有女干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朱元章担心朝中女干臣作乱，规定藩王有移文中央索取女干臣和举兵清君侧的权利。现在建文帝在黄子澄和齐泰的怂恿下，违反先皇的意志，火急火燎的举削藩之策，都把藩王们逼的走投无路了，不正是朝中有女干臣的时候吗?于是，朱棣就竖起”清君侧，靖国难“的大旗，与建文帝兵戈相见，靖难之变的大幕由此拉开。

    燕王朱棣的造反之路，其实也离不开朱元章的错误制度和思想指导，这其中的最直接和明显的根源就是朱元章为后世子孙立下的皇明祖训了。

    皇考建洪业之艰难，望陛下保洪业于永远，遥仰天门敬摅愚恳，惟陛下念之。臣又窃计女干权之党，必已蟠结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睹。祖训有云如朝无正臣内有女干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既发书讫。

    这是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口号，发动靖难之役时发表的檄文。朱棣是朱元章的第四子，是驻守北平的燕王，位高权重。当时的天子是朱元章的皇长孙朱允炆，朱棣的亲侄子。

    朱棣又称永乐大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1399年，朱棣借口建文帝朱允炆身边出现女干佞之臣齐泰、黄子澄澄，从北平起兵，南下争夺皇位。建文帝的皇位名正言顺，朱棣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藩王的身份起兵反叛朝廷?

    那是因为朱元章生前制定了一条祖训，本意是为了巩固朱氏王朝，没想到成为朱棣争夺皇位的利剑。那么朱元章为什么要制定这一祖训?朱棣又是如何祖训篡夺建文帝的帝位?

    自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后，分封制度导致诸王割据，对抗中央政府，威胁皇权的弊端已经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从那以后，隋、唐、宋、元朝都不再实行分封制度。但是朱元章建立明朝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封诸侯王。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储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朱元章最开始的想法是：中央有皇帝坐镇，直接掌管和统领，地方有藩王坐镇，协助中央管理，内外相辅，保证朱氏王朝天下万世一系。朱元章分封诸王并没有错，当年刘邦和司马炎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朱元章和他们犯了同样一个错误，那就是给藩王的权力过大，最后导致尾大不掉。

    《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

    这只是藩王的标配，实际上，在朱元章时期，藩王的配置远远高于这个标准。朱元章推翻元朝统治后，元朝残余势力远遁蒙古草原，但是他们对明朝北部边境的威胁并没有消除。在朱元章分封的二十三位藩王中，就有九位驻扎北部边塞，称为“塞王”。这些“塞王”平时的职责是修建卫所、屯田、训练军队、以及进行军事部署等。

    明朝藩王和以前相比，行政方面的权力被削弱，但是军事方面的权力却逐渐加强。原本藩王对王府隶属的官员有选用、升迁、罢黜的权力，后来朱元章收回了这部分权力，规定王府官吏“任满黜陟，俱取自上裁”。原本藩王只对王府护卫队有统率权和指挥权，后来朱元章不仅增加护卫队的数量，连辖区内的武将也要受藩王节制。

    《明史》：帝念边防甚，且欲诸子习兵事，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又诏二王，军中事大者方以闻。

    在九大“塞王”中，以晋王朱棡和燕王实力最为雄厚，晋王驻地太原，燕王驻地北平。两地均属北部边境重镇，是明朝抵御元朝残余势力的最前线，所以朱元章给予他们高于其他诸侯王的地位。特别是燕王朱棣，凭借智勇双全，深得父皇器重，多次领兵出塞作战。他不仅可以节制封地内的所有军队，还可以节制其他藩王的王府护卫队和当地驻军。

    明朝中后期，随着藩王逐渐长大成人，以及朱元章年事已高，对诸王的掌控大不如前。边塞诸侯王开始利用边境军事重镇的优势，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如宁王朱权“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蒙古骑兵，皆骁勇善战。”面对藩王实力不断膨胀，朱元章除了用祖宗家法进行劝勉和恐吓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抑制措施。朱棣凭借战功卓着，在藩王中威望很高。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影响力越来越大，朱棣逐渐起了觊觎帝位之心。

    1398年，朱元章去世，早在七年前由于太子朱标的英年早逝，朱元章并没有从剩下诸子之中挑选继承人，而是空前绝后的把帝位传给皇长孙朱允炆。朱元章给朱允炆留下的是一个“诸王骄横，干弱枝强”的大明帝国。为此，建文帝朱允炆一上台就采纳谋臣黄子澄、齐泰等人的“削藩”建议，翦除地方实力，加强中央集权。

    削藩对朝廷来说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危及中央，汉景帝就是因为削藩导致吴楚七国之乱。汉景帝即位后，御史大夫晁错上书，陈述削藩的必要性：

    《汉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共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汉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推行削藩，决定首先对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吴国下手。汉景帝的削藩让诸侯王大为惊恐，朝廷刚决议要削藩，吴王刘鼻就联合楚、齐等七国反叛中央。联军打仗“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帜，发兵进攻长安。

    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年轻的汉景帝开始慌了，竟然将晁错腰斩，以换取叛军退军。没想到叛军不但不退兵，反而继续西进威胁长安。回过神来的汉景帝决心武力平定叛乱，命太尉周亚夫率兵平叛。不到三个月，吴楚七国叛军土崩瓦解，汉景帝一口气废了七国中的六国，仅保留楚国。

    建文帝汲取汉景帝仓促削藩导致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先后废掉周、齐、湘、代等诸侯王。紧接着收回诸侯王对封国的统治权：“诸王母得节制文武吏士，王国吏民听朝廷节制，维护卫官听王”。

    建文帝继位后一系列削藩举措，使燕王朱棣倍感不安，削藩的大刀迟早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经过深思熟虑，朱棣决定起兵反抗。1399年，朱棣打着“清君侧”的口号，在北平起兵。虽然同为“清君侧”，朱棣起兵和汉朝吴楚七国之乱最大的区别在于，朱棣是有名正言顺的法律依据的。

    《皇明祖训》：若大臣行女干，不令王见天子，私下傅致其罪，而遇不幸者，到此之时，天子必是昏君。.....如朝无正臣，内有女干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皇明祖训》是朱元章生前制定的对后世子孙的训戒，意在巩固朱明王朝。朱棣巧妙的利用朱元章留下的祖制，把自己打造为王者之师，意在诛杀天子身边的女干佞，匡扶正义。这是朱棣的高明之处，把举兵造反包装为“行周公之事，以辅孺子”，始终不提反对朱允炆，只针对朱允炆身边的宠臣黄子澄、齐泰等。

    经过四年的南征北战，燕王朱棣于1403年攻入南京，夺取帝位，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经历残酷的皇权斗争，最终以藩王的身份问鼎皇位，担心其他藩王效法自己。于是宣布“凡祖宗成法有改易者，仍复其旧”，恢复被建文帝废除的诸王爵位，多方安抚各地藩王，获取他们对新王朝的支持。除此之外，朱棣继续暗地里执行建文帝炆的削藩政策，比如把边塞诸王迁往内地，削减护卫军，把藩王辖区军队指挥权收回中央等。

    事实证明，朱棣的削藩策略比建文帝更加缓和，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有效的加强了中央对藩王的控制。基本上解决了朱元章晚年由于藩王权力过大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局面，为朱棣对外开疆拓土，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

    本来在和名正言顺继承帝位的建文帝相比，朱棣的劣势是相当大的。但是在个人能力方面朱棣却是碾压建文帝。朱棣在军事方面灵活多变，在用人方面知人善任，在政治方面老谋深算。特别是其娴熟的政治权术，凭借朱元章留下的《皇明祖训》，以及“清君侧”的名义推翻了建文帝的统治，攻击建文帝违背朱元章祖制，把自己打造成为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实际上朱元章亲手制定的《皇明祖训》，在他死后，对历代帝王的约束力不高。从建文帝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制度被后世皇帝推翻。这些朱氏子孙表面上口口声声说遵从祖训，背地里偷偷修改祖训，枉费了朱元章一片苦心。

    换句话说，朱元章亲手制定的皇明祖训给燕王朱棣的造反之路的正义性，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