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纯、张举二人弃城逃跑后，幽州便恢复了平静。

    叛军退守辽东郡，只是时不时到辽西、辽东两郡交界处劫掠。

    因自肥如过后便是人烟稀少之处，补给路线不完整，公孙瓒也不敢贸然东进。

    幽州恢复平静，中原却因废史立牧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废止西汉末及新莽时期的州牧制度《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曰：“是岁（建武十八年）罢州牧，置刺史”。此后东汉长期实行秩卑权重、以轻驭重的刺史制。

    虽说在东汉初就已废除，其实州牧这个职位，在东汉后期也零星出现过几次。

    最近的，便是左中郎将皇甫嵩。

    自平定冀州黄巾军后皇甫嵩即以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职。领为兼领之意。即已有主管官职又兼他任者。谨案众多明确无误的史料\u0082皇甫氏平定冀州当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十月广宗之战后不久他领冀州牧也当在该年。

    可见早在中平五年的三年多时间之前汉廷已有授大臣州牧的举措。

    退一步讲\u0082皇甫氏返京的时间据《后汉书》卷8《孝灵帝纪》“北宫伯玉等寇三辅遣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讨之”的记载在灵帝中平二年（185）那么他领冀州牧必在中平元年十月至二年之间，皆比中平五年要早得多。

    不仅如此，甘肃甘谷出土桓帝延熹元年简也能证明甚至在汉灵帝一朝之前汉廷已开始有零星关于州牧出任的情况。

    简文曰：“▭州牧举宗室有属尽励无所▭。”

    这段简文首尾虽因时间原因已无法考证，但大致意思应说州牧推荐的宗室族人，无论五服内外，享有行复除的优抚特权。

    可见州牧一职并未彻底消失，至于刘焉于中平五年所言的“改刺史\u0082新置牧”，在实行之初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州牧的。

    中平五年改刺史为州牧，仅为在特殊地域特置。

    中平五年，灵帝共委任州牧三人。

    朝廷遂从焉议\u0082选列卿、尚书为州牧各以本牧居任。以焉为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东海刘虞为幽州牧。

    黄琬任豫州牧据是因“时寇贼陆梁州境残”；刘虞为幽州牧据是因“渔阳人张纯与同郡张举举兵叛攻杀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杨终、护乌桓校尉公綦稠等。举自称天子，寇幽冀二州”；刘焉出任益州牧也是因“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刺史）郗俭”。

    幽、豫、益三州当时的局势极为混乱，东汉中央难以控制，故才选疏宗、重臣以本秩居州为牧，其他诸州（形势较为安定者）一般仍设刺史，因此出现了州牧、刺史同时并存的情况。

    而且如今州牧虽有军权，却有许多限制。

    如刘焉为监军使者。监军使者《后汉书·百官志》对其职掌没有介绍，应略似于西汉监领北军的监北军使者。

    刘焉拥有监军使者的军号主要是代表朝廷授予其以节制州内军队的全权。或受特诏以节制州内诸将，如幽州牧刘虞任务之一便是前来节制骑都尉公孙瓒。

    刘虞拜为幽州牧时若无汉廷所授予其节制州内武将权力的特别诏令，那他是万万指挥不动幽州地方军队的，所以现在州牧这个职位多还是象征意味，要有军权还要朝廷特许。

    也正应如此，公孙瓒对于这个突然而来的‘顶头上司’颇为不满，更何况刘虞此次出任幽州牧是以本秩居职。

    刘虞本为宗正，宗正秩为二千石，有丞。

    公孙瓒本就是秩比二千石的实权军职，被这个二千石的虚职压一头自是不爽。

    不仅如此，二人行政理念也有很大不同。

    公孙瓒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奉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至于刘虞，则是个施行仁政的老好人。

    刘虞，字伯安，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人。

    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刘虞通晓《五经》，因政治黑暗，又与天子关系远，最初只在县中担任户曹吏，因能履行职务而获升为郡吏。后以孝廉身份成为郎，累迁为幽州刺史。刘虞任幽州刺史期间，在鲜卑、乌桓、夫余、濊貊等外族间有崇高威望，随时朝贡，不敢侵扰，百姓传唱歌谣赞颂刘虞的功德。后因公事被免官。刘虞又改任甘陵相，深得东方夷狄民心，后因病归家。

    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黄巾军攻破冀州诸郡。此后，朝廷再次任命刘虞为甘陵国相，前去安抚灾荒后的百姓，以俭朴为下属榜样，甘陵国大治。朝廷徵刘虞入朝担任尚书令、光禄勋，又以刘虞公族有礼，升他为宗正。

    此人曾任幽州刺史，并且与乌桓等部关系相当可以。此次出任幽州牧多半是会招降乌桓以削弱张纯实力。

    这也是朝廷派刘虞来的原因，公孙瓒虽也取得不小进展，但幽州毕竟太大，要将叛军彻底消灭费时费力。

    若能兵不血刃拿下，灵帝自然是愿意的。

    所以等这刘虞走马上任，必是少不了让公孙瓒偃旗息鼓与乌桓谈判。

    这与公孙瓒理念大相径庭，但公孙瓒又没办法，人家刘虞是宗室，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他公孙瓒虽有兵甲在手，但也不过是个边郡豪族出生，比不上士族，更比不上宗室！

    汉王朝虽已穷途末路，但只要他刘宏一息尚在，所有人便还得遵守规则。

    就像现在的州牧还更倾向于临时官职，但还有大批士族趋之若鹜。

    为何？明眼人都知晓这位灵帝时日无多，州牧现在不能独掌大权，是因为灵帝尚在，大汉余威尚在。

    但只要灵帝起了这个头，但他时日无多又只余两幼子。

    待灵帝生死，州牧便是真正的封疆大吏、一方诸侯！

    如此好处，士族们自不会放过。

    只要家中有在朝为官之人，都知晓这位灵帝，是真的到头了！

    天下大乱的那天，不远了！

    至于公孙瓒这样的地方豪族，却无与士族争夺这块蛋糕的资格。

    “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或单人以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他。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

    位。”进而，东汉的豪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凭借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与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

    秦汉的豪族地主，是从六国世族转化而来的。豪族地主附着在农村公社的村落自治体上面，依靠宗法关系对农民实行家长式统治。而秦汉社会六国强宗的地主化，骎骎相演，形成了东汉地主的名门，从以氏族血缘结合为纽带的这样的阶级身份性，产生了封建政权中的累世公卿制度。

    汉代的豪民属于地主阶层，汉武帝以前，豪民阶层以工商豪民为主体，汉武帝以后，豪民主体转变为乡里豪民，豪民入仕后，变为官僚士大夫。

    秦汉地主阶级可以划分为世家地主、豪族地主、高赀地主。并认为豪族主主要是六国贵族的后裔和地方上的大姓。六国贵族的后裔，在国家灭亡后，失去贵族的身份，但在地方上仍保持很大势力而成为豪族。地方上的大姓，依靠传统的优势，成为控制地方的势力。这三种地方力量互相转化、互相兼容。

    根据汉代社会的变化和豪族形态的演变，将两汉史书中常称的“世家”、“富人”、“豪杰”、“富商大贾”、“豪强”、“并兼之家”、“大姓”、“大族”、“豪人”、“豪族”、“家世衣冠”、“家世冠族”等社会阶层都定义为“豪族”。

    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

    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其实西汉历史中所见的豪强大族，也是这一发展序列中的一种形态。西汉豪强大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使自己政治地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

    豪族的特征是多元化的，它与官僚地主、贵族地主、军功地主、工商地主、儒宗地主等不同，它集权力、土地、文化、宗族等与一体。许倬云将豪族定义为地方精英。

    一个地区的豪门望族，可以既包括作为汉朝统治支柱的功臣集团，又包括颇让朝廷疑忌的地方豪强。汉武帝以后，地主阶级内部发生变化，到了西汉的后半叶，各种社会集团相互融合，产生出一个豪富、学者、权贵三位一体的单独的社会阶层。

    大姓、冠族是控制地方的力量，他们是汉末割据政权的阶级基础。而大姓之所以能够控制地方的力量是因为其垄断了权力，他们与东汉选举和乡里清议有紧密的关系。到了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当时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与选举几乎是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由于政治地位和文化修养的优越性，大姓、冠族中能够产生名士；同时，由于宗族、乡里组织所起的作用和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力量，大姓、冠族的代表人物又有能力组织武装部队。

    东汉统治阶级中“士夫”这一阶层，是组成规模庞大的官僚机构的骨干。这些士夫，他们往往先从师受经传或游学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洛阳的太学，然后以经明行修应命征辟，历任地方守令﹑中央郎吏，以致卿相高位，逐渐形成为世家望族。士夫地主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对王朝的统一起了一种瓦解的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同为豪族，辽西公孙氏这样的地方豪族比不上弘农杨氏这样的士大夫豪族。

    士族，可以直接断了你的升迁之路！

    一般而言，豪族在地方上的社会控制力来源于大土地所有与宗族间的结合。但是，在东汉文献中出现的豪族大多是以“清”的姿态出现。豪族是依靠“清”、“孝”等儒家理念，从而成为“民之望”，成为地方上的实际领袖。

    以东汉豪族为源流的魏晋南北朝贵族并非依靠经济上的特权成为贵族，而是依靠门第与名声。因此，即使所谓“清”的理念是学者虚构出来，但逸事﹑美谈在当时是一时佳话，它反映在当时的乡举里选制度中，东汉时期社会的内涵亦在此。

    东汉政权枢要官的豪族特性中，“代代为官”在“三公”中的初期比例是44%﹑中期77%﹑后期97%﹑末期70%，其数值令人瞩目。与此相对，其它特性的数值比例较低。可见，在东汉时期，祖先为官，子弟继承的比例很高。换句话说，东汉政权枢要官的豪族特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

    东汉初期，与荆州一样官僚辈出的地区是司隶。在司隶之中，河南郡出身的人士受到与南阳人士齐肩的待遇。史载：“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勅，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

    在光武帝时期，已经有人认识到“垦田多不以实”的原因在于“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从“颍川、弘农可问”亦可知，这两个郡在东汉初期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但在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却非常活跃。

    司隶出身之人占优势，并非仅仅由于河南郡的原因。三辅是西汉首都长安的所在地，对于东汉政权而言，无论是出于国防需要，还是出于当地存在许多豪族大家的缘故，那里是需要严加防范的区域。《后汉书•韦彪传》载：“建初七年，车驾西巡狩，以(韦)彪行太常从，数召入，问以三辅旧事，礼仪风俗。彪因建言：

    ‘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襃显先勋，纪其子孙。’(章)帝纳之。”无疑，章帝询问韦彪“三辅旧事”，是为了彰显“三辅旧族”。如果说，河南、南阳是东汉政权的基础，那么，曾是西汉中心地域的三辅，自然成为东汉的心腹之患，它是东汉政权不对不特别留意之处。

    东汉外戚之家，除了帝乡南阳外，多是出自司隶地区。东汉时期的十五名皇后中，出身南阳的有五名，司隶出身的同样也是五名。而且，所谓的“外戚专权”（窦宪﹑邓陟﹑阎显﹑梁商﹑梁冀﹑窦武），其中有一半是司隶出身。（窦宪﹑阎显﹑窦武）另外，十六名贵人中，出身荆州的不过二人而已，司隶出身的却有七人。

    如此，司隶地区在东汉初﹑中期的地位显赫的原因是由于它是帝都﹑外戚出身地与西汉旧都所在。东汉初期时，荆州南阳与司隶人士颇受重用；进入后期，豫州士大夫豪族便逐渐取代了荆州与司隶出身之人的政治地位。

    这些士族垄断了东汉升迁之路，你要想入朝为官，就绕不过这些根深蒂固的士族。

    所以经过多年沉淀，不论弘农杨氏还是汝南袁氏，都可谓是门生故吏遍天下。

    但如今乱世将至，朝廷这个庞大的政治机器即将瘫痪，士族的作用将大幅下降，如公孙瓒这般拥兵自重的地方豪族却有了机会。

    这也是云汜教刘备投靠公孙瓒而非颍川荀氏那样的士族的原因，荀氏这样的士族，在乱世也只能依附一方势力。

    但现在灵帝尚在，公孙瓒也只能先在刘虞底下度日。

    中平五年（188年）九月，汉室宗亲刘虞、刘伯安，只领百余仆从，抵达幽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