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郎平宗，生于1945年的端午节。所以，我们家里人的生日，父亲的是最好记的。每到母亲要清洗箬竹叶准备包粽子的时候，我们四姊妹就知道，父亲的生日快到了。

    父亲是在贵州安顺的一个叫刘官屯的村子出生的，那个村离现在比较出名的旅游景点天龙屯不是很远。刘官这个村子以前就不小，在地图上很容易就找到的。在安顺这个地方有很多村子都叫“屯”，这些屯里的村民都是明朝朝廷从外地调来贵州屯边的守军后裔。到现在，几百年过去了，还有很多那时候的痕迹保留下来。比如现在的妇女还穿着那时候的服饰，人们还习惯在年节观看有着活化石之称的“安顺地戏”。

    父亲出生在一个手工艺人家庭，我的爷爷我是没有见过的，听父亲的描述，爷爷是个蜡染艺人。爷爷是个没有文化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每次遇到签名字的时候，爷爷都不会去拿毛笔的，而是把拇指按在印泥里，然后按上一个大大的红手印。虽然不识字，但爷爷却画的一手好蜡染画，据父亲回忆，爷爷从不用尺子，但画出来的蝴蝶花卉这些图案，总是精准的左右两边都很对称的。

    安顺的蜡染在解放前就已经出名，到现在更是畅销海内外的手工艺品。而那个时候，爷爷就是安顺最出名的蜡染艺人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选择了景观行业，有着很好的绘画功底，也许从爷爷那辈，就给我留下了不错的遗传基因。

    父亲家是两兄弟，上面有一个大上十来岁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由于我的爷爷做的蜡染在当地很是畅销，家里是富足的，所以父亲出生后的前几年生活是很好的。但随着解放，所有物资开始了统购统销，爷爷的蜡染手艺就做不下去了，家道也就衰落了。

    听父亲说，家里是富足的时候，爷爷奶奶每两个月从织布到用蜡刀绘画，到染色，再到浆洗，生产出一批去集市卖。这个过程很辛苦，但到每次蜡染卖出后，晚上爷爷奶奶在屋子数钱都要数上好久。但就因为富足，家里也被同一屯里的邻居勾结土匪抢过两次。据父亲回忆，土匪来抢的时候不但钱财布匹被抢劫一空，连被褥也被抱走，想必解放前，被褥也是人家户的重要物资。后来母亲也发现了被抢走的被褥在屯里的别人家房间里，自然这是后话。

    爷爷对我的景观道路影响不多，除了绘画基因，再加上我也没有见过爷爷，所以对他的表述也只能如此。但知道他是一个体型魁梧，性格豪爽的人。因为听村里老人说，爷爷是在一场酒桌上，和人聊到开心的事，大笑着死去的。成年后，我每每和姐姐们聊到此事，想来爷爷当时应该是老年人饮酒后兴奋过渡引发脑溢血。不过，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经我参考证。但每次清明回到刘官，谈起爷爷，屯里的老人们都是流露出佩服的目光。

    父亲在家排行最小，当地称为“满”，所以父亲小时候的小名就叫小满。我小时候随父亲清明回村，听别人叫父亲满哥或者满叔，现在我每年扶着年迈的父亲回去的时候，就只听见满爷爷了，甚至会突然冒出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远房年轻亲戚，教着他的小孩子说：“来，叫满祖爷。”

    现在看来慈祥微笑的满爷爷，据说小时候是极为调皮的，上房揭瓦，下河摸虾。我现在也做了父亲，思考来，那时候童年的小满应该是家里富足，不用每天跟着下地，所以才有精力调皮的，这个想法我疑惑多年，但还是不敢对父亲问出口的。

    刘官屯的边上流经一条条很宽的河流，叫邢江河，现在在地图上很容易找到。所以父亲的童年就是在河边钓鱼渡过的。解放后，爷爷不能做蜡染手艺，家道衰落后，家里的主要收入也是靠父亲“搞鱼”来支撑。当然，那段时日的“搞鱼”包括了钓、电、毒、炸等手段。后来因为死了一个伙伴而结束了“搞鱼”的时光。

    大伯参军退伍后安排来到了我的家乡龙里县参加工作，父亲也随着哥哥来到了龙里中学读初中，所以后来经历了种种人生变故，父亲还是安家在了龙里县，也才有了今天的故事。

    大伯家的孩子比较多，那时候50年代末大伯全家加上父亲有数口人张口吃饭，并且偶尔大伯还寄点钱回安顺刘官屯给爷爷奶奶，这全部都靠大伯一个人在食品站的工资，生活的窘迫与紧张可想而知。大伯母本身就是一个刻薄的人，加上生活的压力，自然对父亲这个只吃饭不干活的半大小叔子很是不待见。大伯在的时候还过得去，大伯不在家的时候，父亲下晚自习回来，大伯母死活不开门，更别说给饭给父亲吃了。十二、三岁的父亲哭着连夜走了四十里的路到区里食品站找到了大伯，两兄弟抱着哭了一场。这个事情我成年后听父亲说了两次，也听大伯家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说过，所以想来，这个事情假不了。

    由于大伯经常不在龙里县城的家，而在区里的食品站，父亲由于受于不了嫂子的虐待，所以在1959年，也就是父亲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在一次和嫂子吵了一大架后，愤然背起一床被褥就离家出走了。这次的离家出走不是去街上流浪几天的那种，而且爬了火车。据父亲回忆，那时候小孩子，也没有出过什么门，也不知道去哪里，看见火车就爬了上去。爬的是拉煤矿的火车，敞篷的那种，等饿的不行，车停的时候下来找吃的，才知道到了广西柳州。

    父亲和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柳州是个西南地区的重要铁路枢纽城市，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在这里汇聚又分散开去。据父亲平时只言片语的回忆，他到柳州后开始也是住桥洞，然后帮别人干点搬运小件，或者帮人晚上看货什么的生存了下来。后来在柳州认识了一个叫韦霈洪的人，这个韦霈洪本就是广西人，年龄比父亲大上十来岁，已经是个成年人了。韦霈洪为人稳重，性格善良，看着父亲这个小贵州才是个半大孩子，就带上了父亲一起做小生意，而父亲也尊称他为大哥。据父亲说，那时候在韦霈洪的带领下，一小帮年轻人在铁路沿线以南来北往的火车为依托做点小生意糊口，所谓的生意就是倒卖各种物资票和香烟。在那个统购统销的年代，买什么除了付钱外还需要票，比如买肉要肉票，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等等。

    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通用和地方流通两种。只有全国粮票才能在中华大地都有效，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地方粮票则只能在粮票发行地的区域内流通，出了这个区域，别人是不认的。所以那时候粮票很是紧俏，其中又以全国粮票为硬通货。有的机关干部或者厂矿职工家有多余的粮票，但同样有的家庭粮票不够吃，或者想多做一身新衣服，但又苦于没有布票，所以就有人开始了倒买倒卖各种供应票。据父亲说，那时候他们就穿一件宽松的大衣或者外套，把粮票香烟藏在衣服里。在广西的各个车站、码头等人流聚集地，看见有像出差的外地人就凑过去，悄悄问：“要粮票不？全国粮票，香烟也有。”如果对方需要就偷偷交易，如果对方不要，他们就会找下一个目标。那时候父亲年级虽然小，但人很灵活，所谓的销售业绩也不错，自然韦霈洪对父亲也是另加的照顾，所以父亲和韦霈洪关系是蛮好的。

    父亲他们把这种倒买倒卖叫做“吃码头饭”，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被应许的，官方的定性为投机倒把。所以各个地方都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或者经管会一类的机构来抓打击这些流窜吃码头饭的人。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父亲还邀请过韦霈洪和他儿子来贵州小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年父亲从书信中得知韦霈洪家乡受了洪灾，父亲还去邮局给汇过钱，以表心意。

    说回故事的主线，韦霈洪的祖上是北方人，估摸着应该是清代的时候，他家祖辈是为皇宫里培育和管理花木的，也可以称之为花匠。他闲暇之余对父亲聊到，他家几代人都为宫中园林景观建设效力。现在故宫博物院里的有些大树就是他家太爷爷、爷爷种下的，这个已经无从考证。他还提到，家里祖上还参与了清慕陵与清崇陵的建设工作，当然主要是植物花草方面的，不是土建。

    由于他家祖上几代人都经营植物花草的管理和培育，自然代代相传了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和秘法。毕竟那时候的皇家园林讲究很多，不是随便挖个坑，种棵树填上土那么简单。其中就有很多风水讲究，植物寓意，相生相克的道理。后来随着大清的灭亡，接着几十年中国大地的战火蹂躏，大家都是以吃饱饭为最终目的，所以韦家的手艺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因为景观这门学科，只有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才有蓬勃发展的土壤，因为景观的作用通俗一点就是粉饰太平。

    后来韦家也许是为躲避战火，也许是为做生意养家糊口，辗转到了广西柳州定居。自然韦霈洪也成了土生土长的广西人。虽然韦霈洪做起了“吃码头饭”的营生，但受家庭影响对花草植物是充满兴趣的。经常在路上指着一种植物告诉父亲，这叫什么，那叫什么，也会给父亲闲扯他家流传下来的那些植物故事。他说那些故事当年在他家祖上都是绝不外传的秘法，但到了他这一辈，到了吃不饱饭的六几年，这一切都变成了谈资而已。父亲回忆，是去过韦霈洪家的，他家住在柳州城郊，地名是早忘记了的，只记得他家院子虽然破旧，但很大，也收拾的很是干净，并且院子里种了很多漂亮的花花草草。在那个大家每天都忙于为填饱肚子而奔波的年代，还花很大心思去摆弄花草植物，甚是难得的。

    父亲受到韦霈洪的影响，也对花草植物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听了很多他家祖传的秘法。当时只是当做故事听了记下而已，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后来的生活会和花草树木相伴一生。

    到六几年的时候，父亲和韦霈洪这些人被关入劳动农场接受改造后。就这样在劳动农场中待了三年，可能是后来全国都普遍性的劳动农场系统物资供应吃紧。劳动农场决定外地的犯人都遣返回原籍劳动农场，意思是要吃粮食，也回你们原籍的劳动农场去吃。所以父亲被遣返回了贵州，那一年父亲23岁。

    父亲也许是觉得在劳动农场里呆过，虽然不是杀人放火，只是为了生计倒买倒卖粮票香烟，但也是不光彩的。更不想在儿女面前失去了形象，所以在劳动农场的这段往事他是从没有向我提过的。只是我们几姊妹长大后，母亲给我们简单的说过，我们几姊妹也表示理解，毕竟那时候是为了吃饱饭而已，并且现在倒买倒卖也已经变成了正大光明的商贸行为，是有出息有头脑的人才有能力做的。

    父亲接到遣返原籍贵州安顺消息的时候，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在那个崇尚红色的年代，犯罪遣返是在家族中很丢脸的事情，会让爷爷奶奶在家族中抬不起头。父亲遣返的时候，由于只是投机倒把罪，既没有手铐，也没有重兵看守，坐的是那种闷罐厢式火车。车到半路的时候，在火车速度不是很快的当口，父亲跳了车。由于只是个投机倒把份子，跳了火车，工作人员也没有认为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也就不再去追究。好在那时候不像现在联网什么的，父亲回到家乡也不会有什么案底之类。只要不说，家乡人也不会知道他在广西劳动农场的事，谁又会去在意一个回乡的年轻人呢？父亲跳车的时候，也是不巧，脑门被石头磕破，留下了一道疤痕，所以那以后一直到老，父亲的头发都是向前梳的，以遮挡那道他认为极不光彩的伤疤。

    父亲回到安顺刘官老家，爷爷奶奶那时候年纪也大了，早已不从事蜡染的活计。父亲跟着生产队每天下地干活挣工分，挑粪挖土的干了几个月。严格的来说，父亲打小就没有干过农活，现在每天从事重体力的农活，确实有点吃不消。再加上，在广西吃了几年码头饭，眼光已经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所以就不想安分的在刘官下地干活了。那时候大家都穷，很多亲戚对父亲也不是很看的起，总认为他是一个不安守本分，好吃懒做的青年，所以对父亲是嘲讽与排挤。唯有一个家族中父亲叫三娘我们该叫三奶奶的女人对父亲比较好，家里偶尔做什么好吃的会叫上父亲过去吃。记得父亲提到过很多次，有段时间大伯没有寄钱回家，家里没有米了，每天要靠父亲偷偷的去河边搞鱼上街卖了现买米下锅。三娘就对父亲说：“小满，家里是不是没有米下锅了？”

    父亲不好意思的说道：“是的，三娘，家里好些天没有米了。”

    三娘说道：“你拿个撮箕来，在家先撮两升米去吃着。”

    那个年代真的没有太多的客套推辞，因为饿肚子的日子是真的难熬，何况家里还有爷爷和奶奶。

    父亲立刻说道：“那当然好，等大哥寄钱回来，我就还三娘。”

    于是，父亲借来了大约25斤米，在安顺刘官老家，一升大概就12斤。

    父亲把这个事记在了心里几十年，后来父亲做园林家里经济情况好了，每次回到刘官上坟，都要给三娘带礼物的，有时是两丈布，有时是两瓶酒，几封糖。记得有次清明回去，父亲也是买了好些糖酒果品提着去三娘家，别人看见后问：“小满，你提起这么多东西去哪里？”

    父亲答道：“走亲戚，去看看三娘。”

    那人惊异的说道：“天，你们家是这样走亲戚的吗？买这么多东西。”

    因为那个年代所谓的走亲戚，最多也就是两瓶酒，一封糖而已。

    到了老年每每说起这个事，父亲眼睛里总是流露出自豪的目光。

    当然三娘在世的时候，每每向家族中谈起父亲的时候，也是赞许的言语，虽然她不在意清明节父亲提上门的礼物。在意的是几十年，父亲每次回家乡，都必来看望她，并且也只看望她。

    父亲实在不愿意在刘官做农活了，经过几天晚上的思考，对爷爷说到：“爷，我不想做农活了，我想出去闯一下。”

    老家刘官那时候都不叫父亲或者爸爸，而是叫爷。

    老爷爷在这方面也是开明的人，本身他自己当年也是受不了做农活的苦，才去拜师学蜡染手艺的。爷爷考虑了两天后，让父亲代笔，他口述给在贵州龙里上班的大伯写了信。等大伯回信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后了，大伯回信让父亲去龙里，给父亲安排工作。

    父亲再次来到龙里的时候，离他14岁出走已经过去10年了。这个时候的大伯家，共生了九个孩子。除了老七白血病去世外，我有了八个哥哥姐姐。家里是肯定住不下的，并且父亲和大伯母的矛盾没有一点淡化，所以父亲到龙里后一直也没有住大伯家。

    大伯那时候已经是龙里谷脚区供销社的负责人，加上那时候能识字算帐的人在农村着实不多，所以父亲很容易的就被安排到了谷脚区下面一个乡的供销点做了店员……

    父亲就这样，基本上就在龙里，慢慢安定下来。过程中又经父亲口述，我知道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由于与园林无甚相关，我就不叙述了。

    父亲和母亲结婚了，开始是落户在谷脚区岩后乡岩背后村，由于没有房子，就住在岩背后村的一座庙里。岩背后村这个地名，现在在地图上也还能查到。由于在岩背后村比较受排挤，加之湾坡村要办民办小学，父亲就没有在供销社上班了并搬离了那里。父亲母亲选择落户到了湾坡村，并和母亲一起都做了民办教师。

    到了湾坡，父亲的第一次风水行为就是选址修房子。湾坡村四面环山，一条碎石马路东西向的穿过村子。听说父亲修房，村里的好多住户都建议父亲修这修那，但父亲都没有看中。那时候父亲每天上完课就在村里村外的转悠，经过好几天的勘选，最终确定了现在的屋基位置。

    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四青，选坟地要对山峰，选屋基要对山凹，你看，我们家堂屋正对出去，就是李家大山的山凹。你数数，左右各有几座山?”

    我认真的数：“一、二、三，一边有三座山呢。”并且我发现左右两边分别都是三座山，巧合似的以我家堂屋的正中为中线，左右对称。后来当父亲辞去民办教师工作做了园林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万元户”的时候，村民们归咎于我们家房子的选址选的好。

    父亲喜欢旅游，哪怕是落户生活在农村，他也会每年出去走走。一次在杭州，父亲看到花市上卖花，小小的一盆花，就要卖一块五，而那时候玉米才二毛一斤。父亲发现城里人都爱养家，花的价格也远远高于粮食农作物的价格。于是，父亲在回到家后和母亲商量试着养花销售。母亲传统的思想觉得这根本行不通，因为我们家离城市远，就算种出了花，也很难运到GY市区销售。

    但是执拗的父亲还是想尝试一下，刚好国家在1981年提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口号。上了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口号。那时候的人们都比较单纯，国家提出什么口号，那么全国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用极高的热情去贯彻执行。五讲是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是指“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是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大背景下城市里各街道，各单位厂矿，机关大院，单位家属楼……等等都要求有条件的要种树种花，打造全国上下“环境美”。特别是每家每户的阳台，各办公室的办公桌都掀起了养花热潮。那时候你家阳台上不种上几盆花，别人就说你家不相应国家号召，你家的环境不美。

    每天有听收音机习惯的父亲敏锐的发现了这个商机，加上他少年时在广西“吃码头饭”时候见识加头脑。父亲尝试着开始种花卖花。那时候的花卉都是些草本花卉，比如鸡冠花、玉簪、胭脂花、太阳花……父亲就在房前屋后平上几块地，播上到处淘换来的花种，一两个月长出来后，父亲就挖上装到箩筐里用单车运到贵阳的朝阳桥这个地方来卖。那时候城市居民的日子普遍比农村人好上许多，所以贵阳周边的农村人会时不时拿上各种农产品来贵阳卖，并且主要集中在朝阳桥一带。

    父亲去朝阳桥卖过几次花后发现去朝阳桥的市民大多是买菜，买花的不多。父亲一动脑筋，马上把地点转移到河滨公园门口去卖。这一换地点，生意就变得出奇的好了，因为去河滨公园玩出来的市民，在公园才玩的开开心心，一出公园发现有卖花的，很多人都会买上一两棵带回家。

    父亲那一年时不时的去贵阳卖一次花，发现赚的钱比种庄稼更划算。于是父亲和母亲商量，果断的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把我家的田土都包给了村里的一户李姓邻居家种。他家种我家的田土，除了每年替我家上缴公粮外，再给我家三百斤苞谷和两百斤大米再加五十斤糯米就可以了。然后父亲就一心一意的把房前屋后的荒山开垦成一垄一垄的土地，种上各种的草花。

    父亲爱好旅游的这个行为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已经是很超前很了不得的花钱行为了。父亲每次出去旅游，既是旅游也是去看看外面大城市里别人是怎么种花卖花的，并且每次回来，父亲都会带上不少花种回来。然后在家大量的繁殖再销售。就这种模式大概过了三年左右，父亲感觉骑单车拉箩筐的销售方式已经落后了，大概在1984年，父亲想到了一个天马行空的销售方式——邮寄销售！邮寄销售可以说是现在网络销售的鼻祖吧。现在的人们觉得不稀奇，但在1984年父亲就想到了这种销售方式，现在村里的老人每每提及40年前父亲就想到这么做了，总是说郎老师这个脑子了不得。

    要邮寄销售，就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哪里？卖什么？父亲的做法是在报刊上打广告，据父亲回忆，那时候打广告，一个豆腐块版面大小的广告，贵州日报社也只需要15元左右。父亲开始在贵州日报上打广告，上面会写明卖哪些品种的花种，然后看了报纸有想买花种的人会根据报纸上的地址汇款过来或者直接把钱夹在信里寄来。那时候的人们是真的单纯啊，就凭一个广告就把钱汇过来了。这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度，现在是没法想象的。我们家收到钱后，会根据信件或者汇款单上的留言把对方需要的花种包成小包裹再寄出去。我记得春夏的时候是最忙的，有时候父亲一个星期就要用单车拖上几十个包裹去区里邮政所寄包裹，然后一并把手上的汇款单取出钱来。

    慢慢的父亲在更多的报纸上打广告，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家的花种除了XZXJ不通邮外，基本上可以说是销售了全国。我还记得我们家楼上有很多麻袋装着的全国各地花友的来信。不过后来这些来信，便宜了我大伯家那集邮的儿子，在我家阁楼上整整拆了一个多星期的邮票。很多年后，父亲成为了州级劳模，母亲成了县级劳模，相关的报刊报道了父亲，那时候我们才知道父亲是贵州最早用报刊打私人商业广告的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草本花卉已经慢慢不再满足市民们的需求。父亲和母亲就从种植草本花卉卖花种改变到种植菊花卖盆花了。父亲还是每年都出去旅游，然后会顺带回来一些菊花品种。然后在家里和母亲一起扦插繁殖，长到了一定的高度就用贵阳本地产的土陶花盆装上，就可以销售了。到卖盆花的时候已经不能邮寄销售了，因为那个年代是没有快递这种说法的。父亲又转头只在贵阳的报刊上打广告，广告上还附有来我们家的简易地图。贵阳的很多单位要美化厂区和办公大楼，看到广告后就来我家买这些盆花，少的几十盆，多的上百盆。私人是基本上没有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私家车，私人来几十公里外的乡下买花根本不可能。

    后来父亲又随着市场的发展又把种植菊花改为月季，到1990年左右的时候就完全放弃花卉种植改为盆景了，然后一做盆景就是几十年，一直到父亲七十多岁收山退休，父亲上过GY市电视台、GZ省电视台的专题片，还上过中央台新闻。而我就是在这个花花草草的园林小世界长大的，我们家的田土早早就包给了邻居家种，所以我打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就算是放牛，我也是去和伙伴们一起，蹭他们家的牛放的。我打记事起，我就看见我们家房前屋后的地里，院子里都种满了花，堆满了各种花盆。小孩子是不那么迷恋花的，我只喜欢捉花朵里飞来飞去的金龟子，用根线系上，放风筝式的看着它飞舞。

    上初中后，我就开始帮父亲在花园里干活了。那时候我们家房前屋后都是盆景，湾坡村很缺水，我每天早起要到自己家的水塘里挑水浇盆景。水桶太大，我挑不动，那么就大半桶大半桶的挑。但母亲是不要我浇的，她亲自浇，害怕小孩子粗心漏浇。盆景盆里的土很少，大夏天如果漏浇了水，那么盆景晒上一天就会蔫了的。毕竟每一盆都是父亲和母亲的心血，也是我们这一大家六口人的生活来源。我寒、暑假回到家，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挑水和挑土。也是那个时候锻炼了我结实的身体和能吃苦的性格。

    每次和父亲在花园里干活，父亲很多时候是拿着一个小收音机放旁边听新闻。在不听收音机的时候父亲就会给我说一些花花草草的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是父亲这么多年的劳作的心得，有的是父亲每年出去的见闻，而还有一部分就是当年父亲在广西的时候从韦家那听来的，略带神秘色彩的园林事情。耳濡目染，我慢慢被这些事情和故事所吸引，也成为我日后大学报考园林专业，毕业后从事园林专业工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