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不再负责缉捕。此后刑部只有三大专责，一为研究大曌律法，听取百官百姓意见，及时改进律法条文。二为旁听审判，监督大理寺官员是否有审断不公。三为提起公诉，对涉及许多百姓的案件主动介入，代百姓提起诉讼。”

    详细阐述完大理寺的公审制度，王战又开始阐述对刑部的安排：既然决定设立专责缉捕的巡捕司，那就让刑部成为检察院一样的存在，在这当中，王战特别强调在涉及许多百姓利益、但又没有某个具体百姓提起诉讼时，刑部要主动代百姓提起“公诉”。

    王战始终认为，面对将来可能出现或说必然出现的破坏环境的行为，面对官商勾结起来、利用公共设施谋私利的某些乱收费行为，刑部这样的机构应该非常积极的提起公诉，主动捍卫大曌老百姓的利益。毕竟，这样的案件中很少有老百姓主动出头，而这样的案件又确确实实损害了亿万老百姓的利益——比如，大曌将来的某一天，大曌国库出钱修好的公共道路，所有权明明属于大曌全体百姓，却被某些无良商人勾结贪官污吏，在上面画上几道白线就收取停放马车的费用。

    “刑部监审人员亦要尽快选拔扩充到千人以上，确保每省、每府、每县凡大理寺皆有人监审。以前地方上的相应干吏，多数善于缉捕，尽量都充实到巡捕司。”

    都察院虽分出了南北，但王战仍担心弊端，所以在监审这一块，还是要让刑部扩充足够的人手，确保将来大曌每个大理寺、每个案件都有刑部监审。到时候，南、北都察院，刑部，巡捕司，旁听的报纸采风使和老百姓，共同来确保大理寺审断的公开和公正。

    “关于改进律法条文，刑部当关注时世之变化，应时而变。朕试举一例，比如，数千年前，木棍石斧盛行之时，铜剑铁刀就是罕见的利器，私蓄刀剑便是重罪，这是朝廷施政的必然之举；后来有了强弓劲弩，有了能抵挡刀剑的精良铠甲，则律法就变为私蓄劲弩、铠甲者死罪，普通刀剑便不为罪；今后火铳火炮将成为利器，任何铠甲也挡不住火铳，则拥有铠甲便可不必为罪，允许其将铠甲传家，于盛大节日庆典之时穿出来，更可以增添其子孙荣耀之感与尚武精神，但劲弩与火铳则不能私人拥有，否则便是死罪。国朝律法只有如此因时因势而变化，才能符合朕所说‘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真意。当然，对于枉法贪官和横行特权者的死罪与凌迟永不更改，须知，对他们的仁慈，就是对天下百姓的残忍，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般，对枉法贪官和横行特权者的极刑同样是人间至理。”

    阐述至此处，关于刑部的部分暂时告一段落，王战停了下来，仍然是给群臣留出时间。

    “圣上，圣贤教化天下，以德服人。圣上对大理寺旁听的安排已可称尽善尽美，何必又如此强调律法？令刑部不停精研律法，且如此强调严刑峻法，岂非造就大量酷吏？圣上欲行法家商韩之术乎？”并没有珍惜皇帝给的消化时间，刚刚还称赞皇帝为了老百姓殚精竭虑的刘宗周，听到皇帝说要研究律法、改进律法，最后一句更是杀气腾腾，立刻忍不住了，急匆匆再次出班。“圣上须知，国之四维，礼义廉耻，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不以礼让为国，而以严刑峻法为国，恐非社稷百姓之福。”

    说到最后，刘宗周深施一礼。

    自从秦朝开始，儒家与法家便一直争执不休，之前大臣们已经担心皇帝走向秦国的道路，此时王战的这段话再次将满朝大臣的警惕之心惊到了，只不过刘宗周反应最快、最直接而已。

    听了刘宗周的话，所有的大臣都把目光凝聚在皇帝身上，已经顾不得失礼了。

    日月重开大宋天，无论是宋朝文人还是此时大曌的文人，没人喜欢严刑峻法，也可以说是极为反对。此时大曌的文官，不向往强汉，不向往盛唐，他们最为向往的日子就是宋朝文官的日子。

    “爱卿莫急。圣人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见这文与质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推而广之，德行的教化与律法的约束也是缺一不可的，读圣贤书的官员也要接受国家法度的约束，就像有文事必有武备，就像物有刚柔、易有阴阳，此乃天地大道，并非朕要偏废什么。爱卿想想现在已有的大曌律，那不就是国家必须的法度吗？与商韩有何关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也是老百姓最爱说的吗？可见没有法是不行的，必须有法。既然必须有，那让这法更完善、更能制约贪腐、更能消灭特权、保证公平、保护百姓岂不是好？朕让刑部精研律法便是为了改进律法不足之处，使律法能更好的保护百姓、惩治贪官、惩恶扬善、维护公平，与商韩、与酷吏皆无干系，唯一出发点便是更好的制约权贵、保护百姓。”面对群臣灼灼的目光，王战微笑着说道。

    “......听上去倒是有道理......”

    群臣听完皇帝的这番阐释之后，静静思索着。从字面上来说，王战的话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谁能说为了保护百姓、惩治贪官特权而严密律法是不对的？

    刘宗周也凝眉而立，没有再急着开口。

    静默少顷之后，王战接着说：

    “朕与皇后谈论读书心得之时，皇后也曾疑惑朕为何读韩非子，当时朕说：圣人言，三人行必有我师，难道韩非子便不可为师吗？圣人还说，君子和而不同，那为何与不同的法家就不能‘和’？皇后当时虽未曾反驳，却也可能疑惑至今，不知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

    两个月来，群臣面对皇帝哑口无言的次数太多了，而且好像还会越来越多。他们都很纳闷，皇帝何时将圣贤书读的这么熟了？运用起来居然还如此自如，自如到了天马行空的地步。

    “圣上欲以商韩为师，可知法家于普通百姓有多残酷？圣上......”半晌之后，刘宗周再次开言，却是以商韩之时法家最残酷的一面为切入点，还未说完，自己已经是痛心疾首，声音颤抖，几不能言。

    他是真的担心自己刚刚升起的希望化为失望，担心皇帝走向法家的道路。

    “朕知道，爱卿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王战还是不希望刘宗周这样的臣子心灵受创的。看到刘宗周痛心的样子，王战连忙打断了他，连声安慰。

    “朕严明律法的目的，在于爱民、护民、开民智、强民生，在于令公卿士庶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令普通百姓面对特权与枉法权贵之时能以律法保护自己，使民不受特权之害、不受权贵之欺，凡事皆‘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朕，绝不是为了愚民、疲民，朕绝不屑于以愚民疲民的手段来令百姓接受朕的指引；朕的主旨，就是爱民、富民、强民。朕相信爱民、富民、强民必能令百姓与朕同心同德。”

    “朕对任何学说都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绝不会一概全信也绝不会一概排斥，朕不能因为德化而忘记律法，朕亦决不能允许律法排斥诗书礼乐、仁义孝悌诸般文明德化之举，爱卿放心好了，朕是德与法并重并举。”

    刘宗周看着皇帝，皇帝亦直视着刘宗周，二人的目光皆没有丝毫的躲闪，二人亦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纯粹与坚定。

    “嗯......”长出一口气，刘宗周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

    听到皇帝表明了主旨，还直言不讳的说出商韩“愚民、疲民”的一面，说“决不能允许排斥诗书礼乐、仁义孝悌”，他虽还有所担心，但心情还是平复了不少，担忧剧减。殿上其他人也差不多。

    不再像方才那样灼灼的目光中，王战继续向下阐述：

    “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鞅之辈主张收取重赋令百姓贫穷，拼命耕作亦只能勉强温饱，谁若想富足，便只有上战场拼命，凭借战功获得富贵，在当时的法家治下，以此使百姓人人好战。在群雄并起的当时，这确实是一种生存之道，但这是朕所不取的。”

    “朕不想通过愚民、弱民、穷民、疲民的手段逼迫老百姓去上战场，朕相信华夏百姓是胸怀大义的，自有勇士愿意上疆场保家卫国。朕要让百姓民智得启，大义存心，丰衣足食，自告奋勇。当然，对于这样自告奋勇保家卫国的国家干城、大义大勇之士，朕亦决不能亏待，自当令其荣耀富足、万民敬仰，决不能令其流血又流泪。”

    “春秋战国时的贵人老爷们主张刑律要保密，不让老百姓知道，让老百姓时时处于不可测的刑律威胁之下，以此让老百姓畏惧法律，也让自己能随意处置老百姓、压榨商人、掠夺民财，在朕看来，这太无耻了。此等做法亦是朕所不取。朕以为郑国子产铸刑鼎的做法非常好，将律法明文铸于鼎上，公布于天下，使万民皆知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再不惧贵族随意构陷。”

    “开始的时候，贵族老爷们恨不能立刻杀了子产，晋国大贤叔向更是疾言厉色的反对。结果郑国在铸造刑鼎、公布律法之后不出三年，百姓歌谣便开始传唱‘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从此，郑国因税赋数额明确于鼎上而农事兴旺，因贵族再不能随意构陷侵夺而商事繁盛，国势日强，二十三年后，晋国也开始学习郑国，铸造刑鼎，明律法于天下。那时候圣人说什么？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可是后来怎么样？圣人不也称赞子产‘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再比如说，商鞅一味强调耕战，可如今的火铳火炮是他能想象的吗？他一味排斥商业，如今如此巨大的国土，亿万子民，没有商业流通怎么可能？西夷海商在海上获取了巨量的财富，富国强兵，炮舰横行海上，横行海上的炮舰又助力国家百姓获取更多的财富，这又岂是耕战二字所能涵盖的？商鞅若重生于今日，也当目瞪口呆，也需重新学习，定然不能食古不化的以两千年前的学说治理今日之华夏。”

    至此，王战明确指出了商鞅和法家的某些局限性，同时又指出了法家的进步之处，指出了律法公开的好处，暗暗的阐述着不能食古不化、而当与时俱进。

    听着皇帝的阐释，群臣再度产生了全新的惊讶：皇帝什么时候看了这么多法家的史料？又是什么时候琢磨出这些东西的？仅仅是“天启”之后这两个月吗？

    惊讶之中，皇帝再度开言：

    “话说回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朕是皇帝，是一国之君，首先面对的自然就是治国，而国朝文武百官都是读圣贤书的，可是国朝却贪渎不断，太祖剥皮实草都不曾杜绝，这是为何？同样是读圣贤书，二百多年为什么只有一个海瑞？”

    “所以，朕思来想去，人有双腿，鸟有两翼，这治国，只有儒门的德是不够的，要不然为何读圣贤书的贪官污吏抓不完？为何借优免特权大肆接受诡寄投献偷逃赋税的舞弊之举百年来愈演愈烈？所以，德可期，却不可恃。要想让百官清廉、特权匿迹、百姓得益，还要有法家的法，德与法，便如人之双腿、鸟之两翼。”

    “朕要治理国家，读书便不能只是修养自身之德，还必须要能治理国家，所以，朕既读大学、论语，也要读一读韩非子，希望能让贪官少一些，让特权在公平的律法面前被彻底消除，让百姓的日子好一些。诸位爱卿想想那些读圣贤书却贪赃枉法、亏空粮仓、令治下百姓求告无门、饥寒交迫的官员，想想那些千顷良田却一文不纳的特权士绅，便能一切明了：德与法皆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圣贤书与大曌律、崇高的道德与严刑峻法不是相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老百姓为何常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朕以为，老百姓常说这句话就表明了老百姓的心迹：普通庶民是离不开律法保护的，没了律法，没有严密有效的律法，权贵豪强将会肆意的践踏他们。百姓口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究竟是何意？朕以为，便是八个字，‘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无分男女，无分官民，无分族别，无分儒释道法，无分信神与不信神，皆平等视之。律法面前，人人平等，违法必究，同罪同罚，绝不因人而异、因身份而异，这便是百姓民心！这百姓民心便是法之根本、国之根本，便是天数气运。”

    “那要如何才能做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便是要精研律法、严密法条，使百官与万民行事事事有规范可循，同时建立严密的执行律法规范的架构体制，建立对百官及执法者和都察者都进行严密都察的架构体制。尤其是对百官及执法者和都察者都能进行都察的架构体制，若无此体制，则百官及执法者、都察者自身必定贪赃枉法、执法犯法。之前，都察院利用都察的权力威逼官员、滥权枉法的御史不在少数。所以，朕才要建立互不隶属的南、北都察院，扩大言官队伍，明确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查之权。”

    “只讲律法，不讲道德，那满朝都是酷吏；可若只讲道德，不讲律法，那也遍地都是奸贼。若想实现‘明德’，必须峻法相护；只有峻法相护，才能实现‘明德’。”

    又一次的长篇论断，王战层层递进、逻辑清晰的阐释出自己德与法并重的思想。

    龙椅宝座之下，与皇帝相对，群臣都微张着嘴，无声无息地听着。

    他们都在这种清晰的因果逻辑中听的清晰明了；既然清晰明了那便不得不承认，皇帝的论证无懈可击。

    从皇帝的论证中，他们可以确定无疑的听出，爱民、富民、强民、开民智、强民生、公卿士庶在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民不受特权之害、不受权贵之欺，所有这些就是皇帝认定的‘明德’。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严刑峻法就是皇帝保障‘明德’的手段。显然，皇帝还是以圣人所倡导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根本，并没有倒向法家甚至完全照搬法家，严刑峻法只是皇帝明确认定的保护根本的手段；皇帝认定的这‘明德’之中也处处都是对百姓的爱护。

    对此，除了赞叹、默认，在心中翻来覆去的品味，还能说什么呢？道德与律法，奸贼与酷吏，平生第一次令他们如此深思、回味无穷。

    “若谁还是要说国家不需律法，更不需要严明法纪、不需要严刑峻法，只要有圣贤书即可，那只要他能用性命担保，保证读了圣贤书的官员绝不会贪腐、绝不会舞弊就可以，朕可以听他的。诸位爱卿谁能担保？担保之前千万要想好了，是严嵩这大奸臣不读圣贤书还是张居正这千古能臣不读圣贤书？”

    短暂的静默之后，王战架上了一把非常现实的火焰，语气非常和缓地提出了最现实的问题。

    金殿之上，一把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