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勋授奖确实是一方面，但皇帝为了保护工匠而想出的安全措施着实的令工匠们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增强了。

    或是在重赏刺激下，或是对皇帝重视的感念，总之工匠们奇思妙想开始闪现，迸发出许多灵感火花。就在建高基座高炉的时候，有工匠就发明出了“四面向心齐锤法”。具体做法就是在竖立的火炮外圈设立一个架子，架子上有可以调节高度的空心水平圆盘，竖立的炮体就被套在圆盘中间，圆盘上有四根水平套管，套管内是四根充作铁锤的长铁杆，利用绳索与许多滑轮的牵引导向，将重型套管锻锤的竖向力量转为水平方向，使长铁杆沿盘面套管做内外水平运动，收则齐收，打则齐打，如此一来，锻打红热的外壁炮管之间挤压出的坟起部位时，四面同时受力，锻打有力的同时不用担心内管变形甚至爆裂，且圆盘可以旋转一定角度，满足锤击到每一个部位而没有死角。

    如此打制的大炮外管壁，套管相接部位的锻打纹路极其均匀美观。这种美观中就透出了技艺的精湛、受力的均匀，一望而知，质量远胜从前。

    之前套上红热的外层炮管时，对于一截截炮管相接部位的捶打靠的是纯粹的人力，而且要求两个工匠相对捶打、同时落锤，对技艺与互相配合的默契要求很高。但即使是最好的工匠打制出来的炮管，也不如现在一个人操作的四面齐锤打制的炮管，质量和效率都不如。

    还有专门制作铸炮泥芯的工匠，想出了烧制陶土芯替代阴干泥芯的办法。略粗的陶土芯烧成之后，用车床旋磨细细加工，加工好就存放在鼓风筒外长条形火炉旁边的烘干箱内，彻底消除了阴干泥芯中的残留水分引起炮管水蒸气气孔的弊端，既提高了炮管内壁的强度，又提高了炮管精度。

    对于这样积极主动想办法的工匠，重赏立时加身，今天王战也要授予他们勋位。

    琉璃工匠们也已经炼制出了无色透明的水晶琉璃。在王战授予的轴辊压延之法的帮助下，琉璃工匠们与铁匠发挥聪明才智和高超的手艺，配合制出了精度极高的联排轴辊，用这轴辊压制出了平板琉璃，如今一部分琉璃工匠正在按照王战的要求磨制望远镜的镜片，包括大口径天文望远镜的镜片，还有一些正在为坤宁宫安装第一批水晶琉璃板，替换掉窗纸。

    琉璃匠用上了轴辊之后，铁将们也受到了启发，如今铁匠也在用轴辊试着压制钢板。

    在发明连出的这段时日当中，连乾清宫都没装，却给坤宁宫第一个装上了这珍贵无比的水晶琉璃，皇帝的这个举动再次引起了群臣的无穷猜测，猜测着皇帝的心意，猜测着未来后宫的走势，猜测着未来可能的太子。

    群臣知道，就在这工坊旁边，就是皇帝所说的华夏科学院，科学院旁边就是皇后亲自主持的皇家女子小学、皇家女子中学，如今很多女娃娃正在皇家女子小学里读诗书、学数算。再往远处一些还有华夏民政学院和图书馆，听说皇帝正让人夜以继日的印制永乐大典，说是至少要印制百套，供天下学子借阅。皇家女子中学暂时还空着，没有学生，不过听说有许多宫女和小太监前些时日一直在坤宁宫中每日学习，授课的除了皇后就是贵妃，还有一些精于数算的太监、宫女，皇帝有空也去授课，如今这些宫女太监每日里除了教授那些小女娃，还要到中学学习，由已经来到京城的东垣王洪常洁去讲授课程，据说是为女子中学培训老师。

    这当中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华夏民政学院大门上的楹联：“士若无报国之心，民必有偕亡之恨”，横批则是比楹联更长的一句话：“特权与贪腐为祸国之根”。

    李邦华、袁可立新招来的御史正在这大门里面学习律法、数算以及农田水利等实务性的知识，刘宗周已经被皇帝任命为民政学院副祭酒，掌国学系。

    南京原来的备用朝廷官员也都已经抵京，都在民政学院学习——王战更定体制之后就将他们全都调来了京城，其中个别在南京应天府安逸惯了、不愿意来的，立刻就被就地免职了，南京，已经没有了备用朝廷。皇帝更定体制之后，到来的县令也在里面学习。

    而除了南京来的官员和全国的县令，不上朝的时候，他们中除了阁老也都必须要到这里学习，很多人学得头昏脑涨，比当年寒窗苦读时还要辛苦，因此，对于大门上的楹联印象没法不深。

    另外，阁老们虽不是必须，却也自动自觉、积极主动地来学院听课，在家里也都在抓紧看皇帝的著述。

    除了这幅楹联，在华夏民政学院和华夏陆军学院，都有“国家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亡战必危”、“斗争中求太平则太平存，妥协中求太平则太平亡”这样的楹联刻于学院中醒目之处。

    初时有些文臣不解，为何将这样的楹联刻于民政学院，还是孙承宗说“阴阳并作，文武并重，圣上之道，一以贯之”之后，群臣才熄了争议。

    文臣们也都知道，在民政学院讲课的时候，皇帝将囊括了四书五经的君子六艺称为国学，并明确称之为华夏道统，但皇帝的很多见解已经完全突破了朱熹的框框，对国学进行崭新的解读，就如朝堂上说的那些。如果用许多新任御史的话来说就是“更近民生，更显昂扬”。王战崭新的国学已经赢得了许多士子的支持。

    对于那些反对的士子，支持者无论是在酒楼还是在街头，往往直接拿出皇帝的话来反驳，到处可见论辩：

    “圣上立儒家学问为道统、为国学，可见是圣人门徒。”

    “圣上自然是圣人门徒，看报纸之上，圣上在朝堂所言、所定之策，皆十分体恤民间疾苦，真正是仁者爱人。可这重新解读四书，以圣上之学问，恐怕力有未逮。强加解读，恐......”

    “我看重新解读并无不可。虽传闻圣上学问......呃，一般，但圣上所言所行皆极重穷苦百姓，就如兄台所说，可谓仁者爱人，完全合乎圣贤真意。圣上也说，在我大曌现在这些科举文官治下，大曌屡战屡败，大曌之前，历朝历代也都是不出三四百年就被推翻，而孔圣人可是能驾战车、开强弓的，后辈学子却罕有能如此的，可见不是儒家学问不好，是不肖子孙解读偏了，令后世学子难成真君子儒，多为小人儒，这才令我堂堂华夏屡屡受粗鄙蛮夷欺辱。所以读书人最常读的四书应该重新解读，且必须符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真意，六艺必须并进，读四书不能脱离六艺的整体真意去读，君子至少要文武双全。我觉得圣上此言一语中的，这四书真是需要重新解读，否则真是暮气沉沉，完全背离了群经之首自强不息的真意。”

    “看看我等自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不能跨战马、开强弓，除了临危一死报君王，哪有半点自强不息的样子？哪有半点像孔圣人？”

    ......

    这些论辩对答，百官自然是多有耳闻目睹，虽也对此议论纷纷，但总体上还是极高兴的：毕竟无论皇帝如何新解，确立为道统的还是儒门学问，还明确设立了国学系，而且对皇帝这新解，刘宗周、黄道周等多有参与，其余大臣也可置喙，可谓群儒争鸣。另外，本身士林之中就有很多人并不完全赞同朱熹的注释，对于皇帝所说的“朱熹确实很了不起，但是任何对四书五经的解读，都是后辈的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已，否则，前辈诸圣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由朱熹来指定？何其可笑。”这些人都是深表赞同。至于这是否违反了祖制，大部分臣子已经不是很在乎了——皇帝有理有据的突破祖制又不是一回了。

    在习惯了皇帝的突破之后，面对皇帝崭新却并不全面的解读，反而有许多人在心里隐隐滋生了一个野望：若是这崭新且昂扬的国学将来想通行天下，必定还需进行一番详细的解读，而若是这里面有自己的见解，那自己便如同石渠、白虎之议中的群贤一样，千古留名！

    这念头一滋生便不可遏制，如同雨后疯长的野草。所以此时许多大臣已经不反对重新解读四书、确立国学，反而是充满了盼望，每天散朝之后回到家里便开始研读四书，研读时还时时回想皇帝的那些见解，以之映照，期望自己也能做出某种崭新昂扬的解读，传播于世间，流传于后世。

    不过今天，坤宁宫的迹象、数不清的论辩以及所有类似的这一切都被他们暂且放在了一边：居然给黑面短衫的粗坯授勋为“匠士”——位同官身且有俸禄的“士”，令他们抛开了一切，只剩下了十年寒窗的科举出身者的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