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力量是强大的，哪怕是在两国开战、壁垒森严的时期也没法彻底切断宗教交流，何况在后唐与天策军普遍开始议和的阶段，随着边境交流越来越频繁，随着双方关系的转暖，关中与河西的佛教徒交往也就变得越来越密切。

    天策军的宗教政策是由鲁嘉陵在进行实际操作，远在凉州大会之前他就已经派遣僧略潜入到中原，不过在那种形势下决定了其规模不可能很大，而且派出去的僧侣不可能是真正的大师，只是属于鸡鸣狗盗之才，这种人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高层，随着双方关系的转暖，鲁嘉陵开始调整策略，并准备有计划地向中原地区进行渗透。

    不过，他的第一步行动不是“派出”，而是“邀请”。如果一开始就向中原地区广派僧侣，鲁嘉陵担心会引起中原有识之士的警惕，所以他反其道而行，在凉州大会以后便暗中促使凉州天宁寺与大昭寺、兰州开元寺、鄯州弘德寺、沙州三界寺、疏勒普法寺等大寺的名义，向东方诸丛林发出邀请，延请关中、河东、嵩洛、巴蜀乃至江南的高僧大德前来西北取经讲经。

    鲁嘉陵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对张迈说：“如果中原的僧侣来了陇右，那么我们的僧侣再去中原，就变成有来有往、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张迈对这个办法完全不加抵触地表示支持，因为他对天策政权有充分的信心，不怕后唐方面的渗透，从鲁嘉陵已经收集到的情报他判断李从珂还远不是一个有能力纯熟地运用宗教力量的君主，越多的有识高僧入境，反而会帮助西北提升整个文化的层次与底蕴。但是如果河西的僧侣能够进入中原，那么对天策军情报系统的建立将大有帮助，将来有可能的话，甚至还可能借此影响中原的舆论走向。

    不过西北这时相对于中原来说可以说是一片荒凉，如何吸引中原僧侣前来呢？张迈对此颇有顾虑，鲁嘉陵却笑道：“元帅，你过虑了，只要我们放出消息出去，发出邀请，中原的僧侣一定会有很多人响应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有经书和佛迹啊！”

    张迈哦了一声，恍然大悟后又自嘲自己脑袋塞住了。

    确实，西北的经济状况暂时来说十分糟糕，但佛教界虽然有许多和尚见钱眼开，但每一代也都有不少真正的高僧是潜心于宗教的，而对这些僧侣来说，古版经文与佛徒圣迹对他们来说无疑有着世俗中人所不能想见的吸引力。

    由于天方教东侵的步伐被张迈遏制在葱岭，疏勒、于阗、龟兹、高昌以及沙州等佛家胜地都完好地保护了下来，一些中原所难见到的古版经文，以及与佛教有关的雕塑洞窟、浮屠宝塔等等不计其数，至于佛教的诞生地——印度，要到达那里丝绸之路更是必经之道。

    东方僧侣到西域游方仍然是一件最能增进修为的事情，而对一些有教内野心的和尚来说，如果能到西域诸寺游历一番，回来后也将更能得到承认——这其实也是一个镀金的过程。

    所以西北诸寺向中原丛林发出邀请之后，各地寺院响应得十分积极，当然，中唐以后的佛教已经由外取走向内求，由开拓走向保守，尽管许多僧人在听到消息之后有心前往，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已经不会像玄奘一般不顾朝廷的政令毅然向西，而是向当地的官府提出了照会，希望能够得到官家的支持——至少是默许。

    幸好，天策元年的春天，同时也是后唐与天策军之间关系的春天。尤其是在边境榷场的问题上，双方的商谈进行得相当顺利。

    这次谈判，范延光方面所想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其中包括让天策军与后唐建立同盟关系，张迈尊称李从珂为兄长，以维持西北边境的稳定——这是李从珂交给他的根本性任务。至于建立边境榷场、开通商路之类，在李从珂的思维惯势中仍然只是将之作为一种对付天策军的“诱饵”，属于附属层面并随时可以抛赠的筹码。

    而郑渭这边呢？早在后唐使者还没有抵达的时候他就已经和张迈达成了共识。

    “我们也要稳住东方的战线，并开通商路以开税源。”张迈说：“就目前来说，李从珂并无大罪，我们要讨伐他师出无名，而且我也不想要在外虏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兄弟相残，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华夏内部从此不要有内耗的战争了——尽管我也明白，这实在是奢望了，不过当前来说，维持东面展现的稳定，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

    “而且，”张迈面前摆着那本“大唐大内秘藏地图册”，手指向西面指去：“我总觉得，西边可能要出事。”

    “出事？”郑渭说。

    “嗯，我有这个预感。”张迈道：“我们之前的整体战略是东攻西守，在这个战略下我们放弃了西线的一些本来有可能争取到的优势，为的就是最大可能地维持后方的稳定，将所有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东方来，但现在，东面的开拓暂时来说已经接近极限，而从最近西线的一些蛛丝马迹看来，‘东攻西守’战略的副作用似乎也在显现了，所以我想，也许是时候调整了。”

    “东攻西守”是天策军最大的整体战略，郑渭很明白，一旦改变的话天策政权的内外形势都将彻底扭转，所以这已经不仅仅是军方的事情，内政方面的改变与支持也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后唐与天策军想要的都刚好是边境的稳定，同时在需求上李从珂偏向于政治而张迈偏向于经济，可以说双方矛盾极小互补性却甚强，因此郑渭与范延光的谈判便可以用一拍即合来行动。

    在张迈对于一些礼节性的盟约条款作出了一定的让步后，商谈就变得更加顺利。由于后蜀的紧逼后唐雄武军缩至陇西，双方便约定在狄道地区开辟一个榷场进行边境贸易，狄道的治安则由天策军金城方面统帅与雄武军节度使共同负责，双方边税则由两方面共同议定。

    说实在的，范延光这一次来只是在大略上有了决定，细节方面可以有很大的调控空间，反而是天策军方面，对与榷场关税额度、度量衡、出入货物等等商贸细节都做足了准备，所以当张中谋拿出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细则初定稿时，范质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翻看着数十页的初定细则，里头却是密密麻麻的货物以及数字，让范质倒背四书五经他也能够，但让他在短时间内看明白这由数据构成的厚厚文书，他的头可就大了。

    这份有张迈参与、由郑渭提纲、由张中谋草拟的通商细则初定稿考虑缜密，而且在立意上至少看起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而且在礼节上又很尊重洛阳方面的大国地位，范质在一时之间几乎寻不出多少可以驳斥的地方，虽然他隐隐感到，如果完全照着这份细则来签订盟约，以后后唐在边境榷场上只怕会陷入被动，可是如果不按照这份细则来，他范质一时之间又拿不出一份更好的盟约协议来。

    范延光对这些商贸细节没怎么放在心上，任由张中谋与范质在那里讨价还价，他自己却捉了张迈的手步开几步，道：“张元帅，你既与我主结为兄弟，那么我主希望，我们两家除了在这些小事情上合作之外，在军国大事上，也能做到同富贵，共进退。”

    张迈一笑，问道：“怎么个同富贵、共进退法？”

    范延光道：“如今中原圣主在位，老百姓本来是能够很快就过上好日子的，只是因为国家有两大外患未定，所以国库钱财十有**都得用于对付外患，我主体恤民情，急盼能够有朝一日放马南山，让数十万将士解甲归田，也算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只是这两大外患一日不解除，我主就算想要减赋为民也很难啊。”

    范延光对这次会盟显然也是有做过准备的，他已经清楚张迈对内对外都高举“民本”的大旗，所以在外交辞令上也就以此作为修饰。

    张迈道：“那兄长准备怎么办呢？”因两个政权已经订立了兄弟关系，能被张迈称为兄长的，也就是李从珂了。

    范延光道：“主上希望元帅能够应承，一旦边境有事，两家必须共同进退——契丹若犯陇右，我军必出卢龙，契丹若犯燕云，则请元帅进军套上。当然，如果契丹斗胆南下侵犯其中一方，则另一方也必须同时出兵，袭扰契丹之后。”

    时后唐在东北面设立卢龙节度使，治所所在便在幽州——即今天的北京，至于套上则在河套的北部，即今天的包头、呼和浩特一带。

    范质本来正在和张中谋讨价还价，听到“卢龙”、“套上”，眼角忍不住向这边瞥了一下。

    张迈道：“结盟兄弟，共抗外虏，这正是张迈所愿，也是天策军上下所愿！”

    范延光大喜，又道：“除了契丹之外，巴蜀孟氏也甚是跋扈，孟知祥本来只是我大唐之叛臣，割据巴蜀以后僭称帝位，近来更趁着西北混乱侵我州县，若天策军能够进逼河、洮，则……”

    他还没说完，张迈却已经摇起头来了，说道：“不成，不成。范将军这话，我不想听下去了。我生平最引以为傲的，便是驱逐胡虏、拯救汉民。契丹乃是胡虏外族，我与兄长结盟，外御其侮，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巴蜀孟氏就不同了，他们同样也是华夏同胞，我天策军的横刀面对外侮时义勇无前，但却断断不愿意向内面向自己的同族。更何况蜀国使者也在凉州城内——这事我也不瞒将军——其实孟昶刚刚尊我为兄，他也就是我的弟弟，我虽然尊敬兄长，但也不能厚此薄彼，为了兄长之利而杀弟弟啊。所以对于蜀国，我只能说，如果两家出现矛盾，我愿意居中调停，如果调停失败，我也绝不会贸然相助其中一方，我的态度便是如此，还请范将军向兄长转达我的意思，希望他能谅解我的难处，体会我的想法。”

    张迈的这番话，和天宁寺时的咄咄逼人完全不同，态度温和甚至谦下，但立场却拿捏得十分坚定。

    其实范延光也知道要天策军彻底斩断与后蜀的联系而只与后唐独好，希望不大，今日能够得到张迈面许共同对付契丹，已经保住了他此行的底线，心中甚是欢喜，脸上却道：“蜀国之事，我只好启奏我主，再作定夺。不过契丹之事，却宜早定！”

    张迈道：“兄弟结盟，按照古礼，好像要亲遇会猎，如果兄长有此诚意，那么我愿意与他会猎于黄河之畔。”

    范延光忙道：“主上坐镇洛阳，岂能轻动？”

    张迈笑道：“如果兄长有破胡之志，竟而挥师北上，那么我们会猎于敕勒川或者潢河岸，也是可以的。”

    范延光看了张迈一眼，笑道：“元帅对于契丹，倒也热切得很。”

    张迈正色道：“大唐之天下，判为胡汉，我收复了安西，但安东以及漠南、漠北却还在契丹手里。对于所有沦陷在胡人铁蹄之下的国家故土，我是时时不敢忘怀的。”

    ——————————————当张迈还在与范延光琢磨攻守同盟，当郑渭还在和范质商量通商细节的时候，兰州却早已开始按照新的通商细节在交易了。走私商队进城之后便光明正大地开张做生意，金城市集之上，放着一杆公称，一支公尺，一只公斗。天策政权境内的称、尺、斗都以此为准。

    这不是天策府在最近才推出的标准，而是从疏勒时代就已经执行，经过龟兹、高昌而早已被丝路诸国诸族所承认的统一度量衡。

    反观中原，在大唐灭亡之后，唐大尺与唐小尺被混杂着使用，骤兴骤灭的中央政权与藩镇割据，要么根本就不注意这回事放任民间自己发展，要么就朝令夕改，未能长久而有力地将之推行下去，因此面对范质的强烈要求，郑渭退步同意在边境榷场同时使用两种度量衡，可是洛阳方面的后续政策，对范质苦心孤诣争取回来的度量之权却显然表现得并不给力，依旧允许境内存在各种杂色度量工具，因此民间渐渐地竟以天策度量为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