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山外青山
赵构等人渡江时,金将马五率领五百精骑已到了扬子镇,离瓜洲渡只有十里之遥。
到了江对岸,众人恍若隔世。
谁都不敢也无法入睡,君臣几人围着火堆默默无语地坐着,此时要是有一碗热乎乎的还魂汤就好了。
天明之后,陆续有大臣赶到了镇江府会合。
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根扛把子却迟到了。
金军入城时,这两人和一干人等听完大和尚说法后正在喝酒吹牛皮。等到底下人来报说金军入城,赵构已经先跑了,这一帮人才策马南逃。
出南门时正好遇到大批百姓逃难,他俩逃命的马队踩死了不少百姓,引得民怨沸腾。
结果出了个倒霉催的。
司农卿黄锷到了瓜洲,刚想渡江。
有人问:这谁呀,这么争先恐后的。
有人答:是黄大人。
啥子?
黄大人?
就是那个误国误民,逃命还踩死人的黄潜善?
得了,今天先把这个黄扫了再说!
激愤的士兵怒骂黄锷误国误君,黄锷刚想辩解自己只不过是个管种地的芝麻小官,大好头颅就已被士兵给砍了下来。
这个教训实在不轻啊。
它告诫我们平时做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别动不动就“大人、老子”的,其实人家根本不鸟你。
虎口余生,众君臣在镇江府大堂上相顾两茫然,赵构虽然已经从惊吓中还魂,但还是心如乱麻。
还是张浚首先打破了沉闷。
他是护驾功臣,更为重要的是他给赵构穿上了衣服,单凭这一条,这小子的富贵算是没跑了。
他说:金军的游骑已到了瓜洲,眼下情势急迫,是走是留,该早点拿个主意。
一听金军就在江对岸,赵构浑身抖了个机灵,屁股立马有点坐不住了。
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说:扬州虽然丢了,但江淮各地仍在我们手里,有长江天险在,我认为您还是留在镇江好,可以为江北声援,以安天下之心。
中书侍郎朱胜非也是和吕颐浩同个意见,这也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形势确实还没有差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一味逃跑躲避也不是办法,即便逃到天涯海角,金军要是再追来,你是上天啊,还是跳海啊。
其实赵构心里早就有了主意,元祐太后早就送到杭州去了,儿子老婆前两天也出发去杭州了。
这么明显了,去还是留还用讨论吗?
你们这些大臣读了这么多书,怎么这点眼力见都没有。
万万不可!
就在赵构面露难色时,另一个护驾功臣,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兼保大军承宣使王渊急忙出列,反对说:留跸镇江万万不可!
看看,看看!
一帮子满腹经纶的有识之士还不如一个丘八有眼力!
赵构对王渊说:为什么不可以,你慢慢说(给他们听)。
有了赵构的眼神鼓励,王渊大声说:
镇江虽然有长江天险,但只能捍御一面。倘若金军顺江而下自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占领平江(今江苏苏州),抄我们的后路,那咱们不就成了那个啥了吗。
陛下万乘之躯,安全大于天,绝不可以身涉险。咱们不如南下杭州,杭州既有长江捍御,又有钱塘重江之险,可保无虞。
王渊一番话说到了赵构心尖尖儿上,什么事都没有皇帝的安危重要,这就像宪法第一条,是绝对不容许挑战的底线。
你们纵有千般万般正当理由,又有什么用?
违宪了!
“沉思片刻”后赵构大手一挥,显示出了帝王的杀伐决断:
朕意已决,南巡杭州。
杭州确实是个好地方,除了房价物价贵点,其他没毛病,谁住谁知道。
打定主意后,赵构不敢在镇江多加逗留,毕竟金军在江对岸虎视眈眈,保不齐再给你来个冷不丁。
当天夜里,喝了一碗老参汤后,他便动身南下,赶往杭州与妻儿团聚。
赵构也是绝,既然有人这么想留在镇江,那就成全你们。
他命令朱胜非留下来保卫镇江;吕颐浩任江淮制置使,去南京主管长江淮甸防务。
为构筑长江防线,赵构以刘光世为行在五军制置使,驻扎镇江府,控扼长江口;主管马军司杨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
赵构去心似箭,也顾不上排场和仪式感,三天工夫就赶到了苏州。
到了苏州,总算能好好喘口气,赵构心宽了,不再只顾着埋头赶路,也开始欣赏起沿途的风景。
两天后,赵构到达吴江县(今苏州吴江区)。
他对两江防御做了一些调整:从镇江调回朱胜非,让他节制平江、秀州(今浙江嘉兴)军马,张浚为副,并留王渊守卫平江。
杭州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运河沿秀州、平江一路北上到无锡、常州、再到镇江汇入长江,然后从江对岸的扬州继续北上,一路通畅,十分便利。
从战略位置上而言,平江和秀州是杭州的最后门户,平江和秀州如果不保,任你杭州有重江之险也危如累卵。所以,要想在杭州安安稳稳待下去,那得牢牢守住平江、秀州。
没过两天,赵构眼皮又跳。
他放心不下,又命令御营中军统制张俊率军八千守卫吴江,吏部员外郎郑资之为沿江防托,监察御史林之平为沿海防托,招募海船守卫海上要道,算是给自己上了双保险。
为平息金人怒火,赵构又使出了无辜装可怜的招数:
下诏录用张邦昌的亲属为官,还让人带着张邦昌写给金朝的信和书稿前往,卑辞求和,请金人高抬贵手,不要跟自己一般见识。
建炎三年二月十三日,赵构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杭州。
杭州在西周以前,属扬州之域。
传说夏禹治水定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均泛称扬州。
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他乘舟经过这里,舍其杭(“杭”是方舟的意思)于此,故名“余杭”。
秦统一六国后,在灵隐山麓设县治,称钱唐,属会稽郡。
西汉承秦制,杭州仍称钱唐。到了东汉,杭州兴修水利初具规模,从宝石山至万松岭修筑了第一条海塘,西湖开始与海隔断,成为内湖。
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飞来峰下建灵隐寺。
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两年后,在凤凰山依山筑城,这是最早的杭州城。
隋大业六年(610年),杨素凿通江南运河,杭州拱宸桥成为大运河的起讫点,运河贯通,杭州迅速发展。
唐代,因避国号讳,于武德四年(621年)改“钱唐”为“钱塘”。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偏安东南,建西府于杭州。
吴越王钱镠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以形似腰鼓,故又有”腰鼓城“之称。
在吴越三代五帝共85年的统治下,杭州发展成为全国经济繁荣和文化荟萃之地。
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杭州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当时人口已达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
欧阳修在《有美堂记》里有这样的描述:“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海商贾,风帆浪泊,出入于烟涛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这样的好地方,赵构怎能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