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苏子瞻任通判尚且不满一年，如此资序如何能便为一州守臣？”

    眼看着官家有意骤用苏轼为太守，王安石当即坚定表示了反对，并以本朝严肃的选官法度作为自己的依据。

    说实话，王相公的言语是正理。

    宋代选官之法尤为严苛，按道理来说，任通判不满两任六年的，就是没有资格担任知州这样的封疆大吏。

    不过早在汉时，著名法学政客杜周便曾明言，正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虽然古代中国从来未曾存在过专制政治，君王一向不可能绕过宰臣强制决定什么大政。

    但区区一州守臣的任命，即便是在宋代这样开明的时代，皇帝也还是能够通过“说服”的手段，来操权柄于自身的。

    “相公何必反对？使有才能之人淹滞于下，才是朕这个官家的所不当为的。资序不够，权发遣便是。”

    “权某官”和“权发遣某事”，便是皇帝合理任用资序不足者为某官的手段，其中“权发遣”一般是用在资序尤为不足者身上的。

    王安石却仍不买账：“苏子瞻有何功劳？权发遣一向为非常之法，或是骤有显著功勋，或是事有急促之时，岂可轻易授人？”

    官家面对这位拗相公，却只是一笑，复又说出了自家老爹的一句名言：“如苏轼有不可以邪？”

    这句话是英宗皇帝对时任宰相韩琦所说。

    当时英宗刚刚即位不久，求贤若渴到了一定份上，而他老早就听说过苏轼的贤名，于是便想着将之召为近臣。

    一开始英宗想要用其为知制诰，但韩琦却觉得知制诰作为外制名位太重，不能够这般轻易地授给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苏轼。

    于是英宗复又想使苏轼修起居注，但韩琦随即又表示了反对，因为修起居注作为记录皇帝日常举止的史官，与知制诰的地位是十分相近的，也并不适合彼时的苏轼。

    英宗终于无奈，干脆问起了韩琦的意见。

    韩琦倒也没有压制苏轼的心思，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不如就在馆职中挑选个近上的职位与之好了。

    宋代凡是给予官员馆职，都需要先考试再与任命。

    英宗有心抬举苏轼的名声，表示直接让苏轼做直史馆吧，就不需要再加以考试了。

    但韩琦还是坚持不答应，英宗便说出了这句“如轼有不可以邪”。

    不过韩琦到最后也没有同意，英宗于是终于气馁，此次讨论便也到此为止了。

    这件事情传扬出去之后，不少人其实是非常认同韩琦做法的，连欧阳修都表示这是宰相对苏轼的爱护，免得其人年纪轻轻骤居显位，而为天下人所攻仵。

    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韩琦这是在嫉贤妒能，为的是自固权威，于是压抑后进。

    且不论韩琦当日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思，但官家此刻用这话来问王相公，却无疑是在提醒对方小心公议对他不利。

    毕竟苏轼自请离京，很大程度上与他王安石脱不开干系，此刻他若是再对苏轼横加压制，那可就不免要引起士林舆论的非议了。

    而且苏轼不同于旁人，他在接连考中科举和制举大科之后，便分别遭到丧母和丧父的厄运，因此错过了人生中最能做出实际政绩的年华。

    士人们大多对苏轼的这等遭遇是怀有怜悯来着。

    王安石怔了片刻，复又想起数月之前他与曾布的讨论。

    彼时他便说若有机会，不妨用苏轼为吴希的遮掩，在吴希尚缺少资历不能主持朝廷改革大政时，先作为台前之人主持局面。

    毕竟他彼时以及现在，都对吴希这个年轻人充满欣赏，认为对方能够继自己之后，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新政，只是太过年轻了些罢了。

    而苏轼对于新法的态度，王安石其实也十分了解，其人并非全盘反对新法，只是与他的好徒弟一样，反对新法推行过程中害民的一部分罢了。

    与他徒弟所不同的只是，苏轼的理想主义性格，令他难以像吴希一样，承认阶段性的害民难以避免罢了。

    同王安石终于没有再说什么反对的意见，只是向官家拱手一拜，默默退至在一边罢了。

    于是官家终于又将目光投向王珪，而王珪也没用多长时间，便就官家询问的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官家，江南东西路、两浙路及福建路实无合适军州，现今将要任满当代的，唯京东东路密州一处妥当，不知官家意下如何？”

    官家倒也没有思考太多，他问江南有没有合适的地方，也只是考虑到苏轼可能比较了解彼处风土人情罢了。

    但就像他所说的，如苏轼有不可以邪？

    “朕意如此也可。且令曾内翰拟旨，召苏卿回京述职，再遣赴京东可也。”

    “唯。”

    恩赏之事议定，便轮到众人都不太想面对的罚了。

    宰执们虽说无心扫官家的兴致，但是此等叛乱大事还是要讨论清楚才行的，不过倒也没人愿意揪着此等事指责谁。

    唯一一个有可能将此事，作为自己论政依据的是王安石。

    毕竟潞州事件的正经起因是义勇强壮法，他完全可以指着这件事，作为自己强烈要求推行保甲法的依据。

    不过其人经历过刚刚的吃瘪之后，此时多少有些不想说话，更何况前去河东察访的使团尚未完成任务，此时也实在没有必要发什么难。

    于是看似更加难以说清的处罚问题，君臣之间却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一致。

    李言贼子意图谋反，但念在其父多有功劳于国家的份上，倒也不必再行株连了，只将其人连同亲近党羽，在潞州州城闹市砍了了事。

    而潞州知州郭逵和通判李昭玘，全都负有失察之责，不过念在其及时参与补救的份上，就都只罚一年俸禄轻轻放过。

    至于对潞州上下其他官僚的奖惩，包括参与到李言、李立贪赃欺民事中的其他官吏、豪右，则还不配得到官家和宰执的亲自惩罚，且发配给有司勘核便是。

    至此，诸事议定，宰执退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