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亲自校对《新唐书》。

    欧阳修的计划是，等《新唐书》修纂完毕，就可以松口气，好生休息一番。谁知唐书局送来校样，发现舛误之处若干。想到若是一字之差，一旦流传开来，后患无穷，必须自己亲自校对才放心。

    校对文稿，比起修纂工作的费心劳神，可谓有过之而不及。炎夏酷暑时节，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校对工作上，保证了《新唐书》的文本质量。

    由于劳累过度，欧阳修生了一次病。

    起因是偶感风寒，咳嗽不停。夫人薛静香从外面讨来一个方子：香灰泡水。敬菩萨烧的香都是用柏木、柳木、杉木等木屑、叶屑和榆树皮磨成的粉，加上少量的檀香、沉香、芸香粉末、人造香精、玫瑰红、金黄等制成的。到寺庙里请一包香灰回来，和了蜂蜜，泡了水给欧阳修喝。

    欧阳修喝了一口，又甜又涩，味道怪怪的，但喝了几碗，症状明显好转。又连续喝了两天，病就好了。

    薛静香给他喂水的时候，欧阳修躺在床上，正好仰望到她的脸，这时突然发现，夫人的两鬓，竟然也生出来银丝。他的心里不由一阵酸痛，觉得夫人跟着自己真是受苦了。

    这修《新唐书》之事，虽然是本份，但并没有时间和工作量的具体要求，如果不去做，朝廷也不会怪罪，如果做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实际利益。然而欧阳修觉得身为一个朝廷命官，拥有修史的权利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他没有资格延宕太久，只要一得空闲就伏案编辑。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从庆历五年（1045）成立唐书局到最后成书，前后历时十七年之久。

    书成奏报时，提举编修是宰相曾公亮，刊修官为欧阳修、宋祁，编修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吕夏卿等，还有刚刚谢世的梅尧臣。

    当初，欧阳修奉旨刊修《新唐书》，负责编撰本纪、志、表，列传则由宋祁刊修。后来，朝廷考虑到一书出自两人手笔，体例、语言难以统一，因此命欧阳修最后审阅列传，予以删改，裨使风格体例保持一致。

    欧阳修说：“宋祁说起来是我的长辈，况且彼此的阅历和背景不同，造成有的看法并不一致，这应该是正常的事情，何必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观点统成一体呢？”

    出于对宋祁劳动的尊重，也出于对宋祁治史功力的认同，欧阳修终于没有增删一字。

    《新唐书》修成以后，御史又对欧阳修说：“按照惯例，史书署名只列书局当中官位最高的人，你的官位最高，就署你一个人的名字吧。”

    欧阳修当即表示了自己的异议：“宋祁刊修列传，劳苦功高，而且在局时间最长，怎么可以剥夺他的功劳呢？我们按照事实来不是更好么？”

    于是按照分工，本纪、志、表署欧阳修的姓名，列传署宋祁的姓名。

    宋祁闻讯，不胜感慨地说：“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又热衷于争名夺利，像欧阳修这样尊重别人的大家，真是前所未有的啊！”

    《新唐书》进奏以后，欧阳修立即上书，请求出知洪州。瞻前顾后，他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为此他递交了《乞洪州第六状》，恳切陈词，期冀能够打动仁宗。

    欧阳修南归心切，主要原因就在于要为父母修建墓园，了却心头宿愿。其次就是他有了深深的去意。作为朝廷命官的生涯，越来越让他疲惫不堪。他有时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没有目标的苍鹰，日复一日地悬置于空中。其实他真想多做一些事情，但由于存在种种掣肘的因素，许多的挂牵都无法照顾到，许多的理想也无法实现。

    然而，这一次依然没有获得仁宗应允。

    范镇等人知道欧阳修独撰的《新五代史》早已完稿，于是向朝廷建议，取欧阳修《新五代史》，付唐书局缮写上进。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独撰的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共五十三年的历史。

    欧阳修闻讯后，赶紧上书，婉辞拒绝。欧阳修以“全然未成次第”为理由，谢绝上进《新五代史》。

    实际情况却非尽然。公务繁忙之余，他埋头钻研学术，自得其乐。翻出《五代史记》旧稿，在《十国志》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梳理材料，早在1053年（皇祐五年）守母丧期间，写出了《新五代史》纪传部分初稿。

    他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书法，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

    此后，他一直继续修改，并赠送知心朋友曾巩、刘敞等人传阅，听取他们的批评意见。

    曾巩读过书稿之后，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旧五代史》有记载五代十国的天文、五行、礼、食货、刑法等典章制度的“志”二十卷，《新五代史》却把典章制度压缩到三卷，只有《司天考》二卷、《职方考》一卷，内容远不及《旧五代史》丰富。

    此外，这种布局不均的差距还存在在两部书的本纪、列传等方面。

    由此，欧阳修觉得全书需要“重头改换”。为了不使贻笑大方，一直到晚年，他始终不肯将书稿公诸于世。

    直到欧阳修逝世以后，才由朝廷敕令他的家属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