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喆慢条斯理地端起茶碗喝了一口茶道：“本官的人生格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否会增加岁入，不妨找一县之地试一试，如若征税征得的多了，百姓也欢迎新政，就说明新政深得人心。

    若是征得税没多多少，甚至还不如原来的征税方式，百姓还怨声载道，那就说明新政不得人心，坚决不能施行。

    我们在这房子里说多少都没有用，前朝诗人陆放翁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做事的态度。

    杨大人反对的有理有据，不管最终的结果是对是错，都不妨碍杨大人的一片‘公心’。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这些措施在兴化都有实施，效果还很不错，百姓也非常拥护，至于这些政策放到大明的土地上能不能行，本官不清楚。

    毕竟‘橘生于南为橘，橘生于北为枳’，或许在兴化是善政，到了大明治下就成了恶政也说不准。”

    都是读书人，谁还能听不懂马喆话里的阴阳，这番话算是将大明这些文官彻底得罪了，合着他们这些人就是那生于北的‘枳’吗？

    朱棣不想群臣与马喆发生更大的争论，及时开口道：“朕请马先生来镇江是为叙旧，诸位都散了吧。”

    将众臣都打发出去，朱棣又吩咐郑和悄悄将夏原吉请回来。

    等夏原吉再次返回花厅，朱棣看向夏原吉道：“朕知你少时家贫，不同于其他人，夏爱卿也认为新政不可为吗？”

    夏原吉沉思了良久才开口道：“陛下，新政可为，但却不是时候，我朝现在需要稳定，大明现在经不起动荡了。”

    朱棣与马喆对视一眼，嗯！眼神对了，这是自己人，能处。

    “夏爱卿详细说一说，为何现在还不是时候？”

    “陛下！任何时候新政必然是扶起一批人，打掉一批人，以地征税，不以人征税，很明显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

    陛下现在有多少可以支持陛下推行新政的人，若是支持新政的人太少，新政根本就推行不下去，前朝的‘熙宁变法’就是如此。

    朝廷在没有做好万全准备之前，推行新政不是为民，而是害民。”

    “夏侍郎认为什么时候才是推行新政的时候？”马喆开口问道。

    夏原吉看向问话的马喆，沉声道：“马先生何必明知故问，想必马先生也跟陛下说过现在不是施行新政的时候吧。”

    果然任何时代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包括杨荣在内，大明最顶尖的聪明人，你可以说他坏，绝对不能说他菜。

    “既然夏大人认为新政能够解决大明的财政问题，除了有足够的人才之外，实施新政的前提是什么？”

    “大明现在的赋税征收非常繁杂，百姓种什么朝廷就收什么，有时候朝廷收上来一堆的东西，却没什么大用，堆在仓库里发霉。

    有时候又因为各种粮食的折价问题让胥吏钻了空子，经常做出害民之举，想要实施新政前提之人就是必须统一钱法。

    将所有税赋都折算成银钱，朝廷只收银钱，不收粮食。眼下百姓困顿，手里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财用于交税。

    若是贸然实施新政，统一钱法，百姓为了交税不得不贱卖粮食，新政不但减轻不了百姓的负担，还会加重百姓的负担。

    这便是矛盾的所在，朝廷实施新政目的是解决国库空虚，而实施新政的前提又是百姓手中有钱。”

    “夏大人有没有想过，想要以土地为税基，统筹一税制，得罪的是天下所有的读书人，若是读书人反对新政这新政还能实施的下去吗？”

    夏原吉微微摇头道：“形势比人强，只要大势在朝廷，地方上区区反对的声音不足为惧，最难的不是有人反对，而是朝廷无人可用。”

    “人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陛下靖难的大军还没有解散，这么多的士卒急需安置，只要仔细培训一番，放到地方上，就是很好的基层官吏。

    而且朝廷也不需要一下子将新政全部铺开，完全可以挑选几个阻力小的地方先行推行，在实施的过程中找到其中的不足，加以改进。

    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不该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施政的过程中，灵活掌握，适时进行调整，这就需要朝廷有一批年富力强，且愿意为国为民做实事的中坚官员。

    都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我看来培养大批量合格的官员更加难得，大明这么大，总有几个天才出现，但大批量的合格官员则需要一整套的官员培养制度。

    大明的选官制度，或者说自汉以来，华夏的选官制度就出现了问题，一味地强调经史子集，只能培养出大量善于内斗的权谋家，而不能培养出合格的官员。

    就拿大明来说，选官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而不是抱着《四书五经》不放，似乎学会了四书五经就能万事不愁。

    然而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夏大人擅长理财，是大明非常出色的理财大家，可夏大人扪心自问，你的理财能力是读《四书五经》学到的吗？

    整个户部的官吏最缺的不是会读《诗书》的，而是缺会算账的，懂理财的，会核算工程成本的......”

    夏原吉本身是从太学生入仕，与马喆以秀才的身份运作做了兴化县丞一样都不是正途出身，在科举入仕的进士官眼里，非正途官天生就矮上一截。

    只不过洪武后期，朱重八杀心太重，让许多读书人心有余悸，宁愿在家赋闲，也不愿出仕。夏原吉正是那个时候凭借专业能力从太学被简拔出来，受到同样重视理财的上司郁新的赏识，仕途平稳，短短十多年时间便升到侍郎高位。

    这样一位专业官僚，又怎么可能不清楚专业人才的重要性，明白是一回事，选择又是另外一回事。夏原吉毕竟是《诗书》的受益者，他若不读《诗书》，也就没有资格进入县学，以通《诗》直接参加会试，落榜后还能入太学学习。

    可以说夏原吉同样是《四书五经》的受益者，他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诗书》。若是开放各个学派的学子都能参与到官员的选拔中，儒生的名额还剩多少。

    毕竟大明的官位有限，僧多粥少，儒生自己都不够分，又怎么会舍得分给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