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我在TK工作已经一年。

    这一年，一切都在恍惚之间，好像发生了许多事，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哥几个坐在一起的时候，最多说的一句话就是，已经一年了，然后都无话可说。

    我和车间里的工人慢慢变得熟识，成了朋友，比如九子。

    九子，本地人，高级技师。

    九子之前开过夜总会，叫九九皇什么的，在泰安一带很有名气。

    全国轰轰烈烈开展扫黄打黑的紧张时刻，九子收山了，去了TK。

    到TK不久九子就脱颖而出，技术没的说，做人讲义气更是叫人佩服，真应了那句话是金子到哪都能发光。

    之所以说到九子，是因为九子是把我带入社会的第一人。

    上一世的我，每天下班之后，通常窝在宿舍不知做些什么。

    车间里的明明和二郎下夜班后经常去蹦迪。

    有时候九子会和他们在一起，运气好的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个堕落的女孩去宾馆睡觉。

    后来的一天晚上，九子带上了我。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嘈杂的音乐声中，夹杂在陌生的人群里，疯狂晃动着自己的身躯。

    而这种事情是我以前所抵触的。

    在我蹦迪的过程中，舞台中间开始表演，一个性感女郎，边跳钢管舞边脱衣服，最后女郎和顾客玩起了支骰子赌博的游戏。

    这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中少了很多保守的成分，我正渐渐地从一个学生向一个社会青年的方向转变着。

    这一世我还是和九子混在了一起，因为我知道，要想把自己的生意做大，黑白两道必须都能吃得开。

    九子出面，我请了道上的大哥们喝了次花酒。

    我对各位大哥承诺，如果生意干的好的话，年底一定给每位大哥分红。

    所以我的店铺再也没有社会上的人来捣乱，反而这些道上的大哥还给我带来了很多生意。

    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传奇人物大仙。

    大仙本地人，好吃懒做。

    大仙在TK工作近二十年，具有一定得老资格，于是大仙就有点倚老卖老，工作散漫，做事情也不着调。

    但工厂的工资是绝对不能少给他的，谁扣他工资，大仙晚上就去敲谁家的房门。

    高压部张经理家的房门，就被大仙半夜里咣咣地砸过。

    大仙就像皮球一样，被公司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

    大仙被踢到壳体厂时，老郑并不知道他的底细。

    第一个月老郑因为大仙矿工扣了他几百块钱。

    大仙急了，搬了个桌子，拎把椅子坐在老郑的办公室里。

    有来找领导签字的人，大仙提笔就签，有来宾，大仙也热情招待。

    老郑没辙了，找到劳资科的人打算把大仙开除了，劳资科早已见识过大仙的厉害。

    劳资科里的人对老郑说：“那是个不要命的主，就一无赖，你给他安排一个无关紧要的岗位就得了。”

    大仙类似出阁的事情还有很多，大仙给车间里的人带来了很多饭后的谈资，也带来了许多乐趣。

    有一次我和大仙聊天时，大仙跟我掏了心窝子，“以前自己老实，老被人欺负，现在虽然有点无赖，但没有人再敢欺负自己。”

    大仙郑重的告诫我，“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

    这一世我把讨要欠款的活交给了大仙，大仙每次都能把钱帮我要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人尽其才。

    还有两个人，我的印象颇深。

    三哥和传传。

    之所以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说，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

    三哥本地人，有房有钱，传传外地人，没房没钱。

    三哥结婚生子后在车间养了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情人，传传娶了一个大自己十几岁离婚带孩子的妇女。

    三哥说：“生活，活的就要有激情。”

    传传说：“生活，活的是要有激情，但的看你有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只能牺牲自己，然后弯道超车。”

    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距起初我是懵懂的，但在我以后的生活里却逐渐凸现出来。

    阿蒙就是在这个时候辞职去了深圳。

    阿蒙临行前的一天，我们两个人在二子那喝酒，当时喝的是白的。

    喝完酒回到宿舍我开始恶心，喉咙里不住的作呕，然后我蹲在卫生间里不停的呕吐，直到有鲜血夹杂着呕吐物吐了出来。

    我叫刘哥，我说：“刘哥，我要死了。”

    刘哥安慰道，“没事，只是嗓子呕破了。”

    吐完后，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时，我头疼的厉害。

    我到丰台诊所买药的时候，见到了小鱼。

    我没有想到的是，之后的几天小鲁喜欢上了小鱼，再后来小鱼成了海东的妻子。

    店铺经营走上了正轨，王小虎全权交给老歪和老歪的父母，自己倒也不用操太多的心。

    老歪是我的房东。

    老歪年轻时爱折腾，后来一世无成还欠了一屁股债，老歪的媳妇也跟着别人跑了。

    “不折腾了。”老歪对我说：“父母年纪一年年大了，我要留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

    老歪家房多，老歪就把多余的房子租出去用来维持生计。

    就在这个时候，老徐要求检查站夜班两班倒。

    当时加明和任都不能上夜班。

    加明找到小鲁说：“你先坚持上一阵子吧。”

    小鲁去总部找到高压部的张经理。

    小鲁诉苦道，“晚上东厂没有班车，东厂离我住处又很远，上夜班不方便。”

    张颇为慷慨的说：“我给老郑打个电话叫他给你买辆自行车。”

    第二天老郑找到小鲁，老郑得意地说：“我给你看了一辆自行车，50元钱，你买吗？”

    小鲁问，“我自己掏钱？”

    老郑点了点头。

    小鲁瞬间气的鼻子都要歪了，“算了，不必了。”

    小鲁终于明白当时姓张的为什么那么痛快。

    姓张的那孙子能有那么好心。

    小鲁说给我听得时候气愤的骂道，“我日姓张的和姓郑的姥姥。”

    无奈之下，小鲁去通天街黑市买了一辆自行车回来，也开始了昼伏夜出的生活。

    我们去东厂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并不安全，曾发生过抢劫和杀人的恶性事件。

    小鲁每天上下班都是提心吊胆的。

    我们两个人每次交接班时，都咒骂姓张的和姓郑的一番，问候他们的家人和祖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