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对高句丽发动了一些小规模战争，进一步削弱高句丽，这些战争唐军也都取得了胜利。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太宗命牛进达、李勣、李海岸率军从水陆两路进扰高句丽。李勣率军渡过辽水，途经南苏等数座城，高句丽兵多背靠城墙拼战，李勣将他们打败，并焚烧其外城后回师。牛进达、李海岸率军进入高句丽境内，经历一百多次战斗，战无不胜，又攻克石城。进军到积利城下，高丽兵一万多人出城迎战，李海岸将其击败，斩首二千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十二月，高句丽王让他的儿子莫离支任武入朝谢罪。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古神感率唐军渡海攻打高句丽，遇到高句丽军步骑5000，唐军在易山轻松击破了他们。当晚，1万多高句丽军袭击古神感的船，再次被古神感击败。薛万彻率唐军渡过鸭渌，到达泊灼城（位于辽宁省丹东市以北地区），高句丽人害怕，放弃邑居而逃跑，大酋所夫孙抵抗，薛万彻击斩所夫孙，又击破3万高句丽援军。

    薛延陀覆灭

    贞观前期，大唐曾与薛延陀结盟，对付强大的东突厥汗国，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覆灭东突厥。东突厥失败后，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夷男接管了东突厥的故土。薛延陀臣服于唐，暗中在扩大自己的力量。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试图恢复东突厥，拥立俟力苾可汗阿史那思摩，以抗衡薛延陀的崛起，薛延陀与新恢复的东突厥进行多次战争，以防止唐朝的抗衡。为了避免薛延陀打败东突厥，唐将李勣在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战胜薛延陀。但是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趁唐太宗李世民征讨高句丽的机会，薛延陀部队发起新一轮攻势，击败东突厥，迫使阿史那思摩逃回中原。随后，高句丽寻求薛延陀的援助，但夷男希望避免与唐朝直接战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夷男死后，他的儿子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从此薛延陀灭亡。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地区）、北括玄阙州（后改名至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地区）、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地区）的辽阔疆域。

    文化方面：

    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

    民族融合：

    大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即将继位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又说：“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唐太宗的这种思想认识，显示了处理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的仁和宽厚的胸怀。在这种思想和胸襟指导下，贞观时期推行了十分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政策。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的时候，唐朝灭亡东突厥汗国后，没有采取历史上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而是采取了“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之策，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今北京市）西至灵州（今属宁夏）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妥善安置归附突厥降户，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实施管理。这些都督府的都督均由突厥本族首领担任，可以世袭，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开明友善的政策很快就取得了良好成效。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在吐蕃赞普（即君长）松赞干布的多次请求下，答应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并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公主入藏。松赞干布闻讯大喜，亲自从首都逻些（今西藏拉萨）来到河源（今青海省鄂陵县湖西地区），以子婿之礼接见李道宗。从此，吐蕃和唐朝结为甥舅关系，相互学习，友好相处。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被回纥等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各族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建立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诸蕃渠帅死亡者，必诏册立其后嗣焉”，形成了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例由唐廷册封的制度。唐太宗还实行了与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和亲的政策，以婚姻亲情的方式协调强化与周边各民族的关系。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的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