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非要将餐桌上的这几个人按照通常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标准来衡量和排队的话，马涛应该属于倒数前两名中的一个。

    “说句不谦虚的话，我们勤凯想做百年老店，想做一只业绩高增长高分红的股票。”

    马涛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他历数勤凯公司的发展规划。

    “我们勤凯两年前就已经按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运营了，包括员工意识、组织架构、财务流程、运营管理各个方面。我们就是想通过上市，成为细分市场的佼佼者，希望做精，而不仅仅是做大，我们就是想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划稳健地走下去。”

    “为了稳步发展，勤凯已经制定了近期五年发展规划，将持续加大减震元件、踏板总成、电子油门这些核心产品的市场和研发投入力度，强化核心竞争力，力争在五年内实现部分产品国内市场份额第一，国际市场份额翻番。”

    “对，就是要有这样的雄心。比如说国内的JL公司收购国外的着名车企，就是一件让国内汽车制造业扬眉吐气的一件事。作为一家只有十年造车历史的中国民营企业，实施的分品牌和海外并购战略，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积极尝试。它向世界表明，中国汽车制造企业有能力去勾画一个全球汽车产业的新版图。”郑宇说。

    “这样的公司，寻求在境外上市是自认而然的必然要求。”林俊说。

    餐桌上，每个人的观点逐步趋向一致。

    董晋接着分析：“这次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仅有的亮点，海外资本不断以各种方式涌入中国，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之下，国内的优秀企业如果仍然寻求海外路径的首次公开募股，其实是在方向上，没有体现出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机会把握能力。”

    林俊说：“除了确实需要实施国际化战略的企业，有一些企业之所以选择海外路径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是海外市场的宽进宽出监管政策，企业上市的门槛相对较低。”

    “门槛低，但上市后呢？”李新明自问自答地说道，“上市之后的维护成本，根据美国市场的监管法律，企业每年都必须接受专业机构动辄高达一百五十万美元的年度性审计，而且这是刚性费用。但是，目前在国内上市的企业，每年支出的维护成本只要几十万元人民币。”

    李新明这么一说，大家忽然都发现自己忽略了这一点。

    “要我说，也不排除一些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完全是出于规避监管的投机性考虑。现在这个因素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在某些环节上采取了措施，加大干预和控制的力度。比如，有些企业在海外募集的资金在结汇时就出现了困难。”李新明说。

    “而且，一些主营业务主要依托国内市场的企业，选择海外上市，在上市之后应该获得的企业印象推广、品牌建设等等，所受到的关注和传播效应，实际上是弱于国内资本市场公开挂牌和频繁交易所能够达到的效果的。”郑宇这个在国内A股上市的企业副总，对此是有着切身体会的。

    “由于不同的文化沟通特点，在海外上市的整个过程中，与完全本土化的运作相比，有时，可能仅仅因为语言问题，就会导致相应的法律文书和协议签订，在风险控制层面出现问题。”李新明又说。

    “所以说，”董晋道，“在国内资本市场开放之初，许多企业不了解股市的风险，监管部门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一来，每年审核批准上市的公司数量就很有限，那些符合上市标准又急于上市募集资金的企业，只好选择到上市要求较为宽松的境外资本市场，这对于国家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损失。”

    “政府现在是鼓励企业立足本土资本市场发展的。”邹东明说。

    朱静波附和道：“我们当地政府就设立了扶持企业改制上市专项资金。企业从改制到成功在境内上市，可得到市级奖励资金一百多万元，加上各县区的奖励，上市企业算下来可得到超过四百万元的奖励。”

    “上市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发展。就拿勤凯公司来说。”林俊接着说，“我一直在将勤凯做创业板上市的准备，因为创业板63％的公司为制造业，尽管最近创业板备受争议，但整体来看，创业板上的企业科技含量比较高，多数企业是细分市场的领头羊。”

    林俊继续客观地分析：“国内有一个做节水的企业，刚刚创业时，没有想到要上市。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需求扩大、产量跟不上、资金短缺，管理层意识到，要做大做强，必须上市，又正巧赶上了创业板。最初，股价跌宕起伏，现在已经翻番了。所以，上市的选择不是到了海外就会显得高大上，而是上市后，企业能不能借此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

    “但说句实话，中国创业板企业的成长性并不十分乐观。”郑宇说，“投资者认可创业板企业的高市盈率，必然是有高期待的。如果盈利水平不变，一百倍的市盈率意味着一百年才能赚回投资。你不能让股民长期无望地等待。中国的创业板必须抛弃为了上市而上市的造富运动。上市过程应该变成企业成长性的培养过程，是一个价值提升的过程，而不能仅仅沦落成为那些只专注于最后一公里的财富投资工具。”

    “所以，在上市这个问题上，对一些资本玩家来说，到哪个市场上市差别不大，对他们而言，只存在上市或者不上市这两者之间的天壤之别。”李新明说。

    “就是因为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在国内，才会有企业不必也不想去走那条血拼科研、技术创新的真正的创业之路，而是甘于在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混口饭吃。”董晋说。

    “这就好比在我们的汽车制造领域，在国内一些品牌企业纷纷开始自主研制发动机、变速箱这些核心零部件后，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自主品牌的底盘技术却越来越呈现劣势。“马涛说。

    郑宇接过马涛的话：”我们现在的轿车底盘技术是很差的，商用车底盘比较简单，差距还不算太大。轿车底盘现在大部分企业都不敢动，稍微动一点车就很难开，调校都要拿到国外去。可以说我们国内企业的底盘技术依赖性太强，简直就是提高国产化率的拦路虎。”

    “你看，就是这种现状，国外不是还有人鼓噪说，这个刚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总数第一的国家，似乎很快就要在经济赛场上展现奇迹了。”邹东明说。

    “他们不会不清楚吧，到今天为止，一半以上的中国大型企业都还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中心，绝大多数的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光纤制造设备，都必须依赖进口。”朱静波说这番话，情绪激动，不得不让自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们勤凯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从我们自己的产品做起，要让中国制造走出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尴尬位置。如果大家都成了那些靠贴牌生产搞代工为生的企业，而且还被认为这就是中国的先进生产力，那才是最悲哀的。”马涛说。

    在座的每个人，此刻多多少少都被酒精作用着，但他们每个人又都异常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