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初，皇帝倡导节俭，禁锦绣、珠宝，禁厚葬。绢帛坊、店大受影响，而洛三彩瓷器应运而生，成为最受欢迎的冥器。时移世易，近些年风调雨水，四海升平，大唐之富裕超世人想象，从皇帝到百官，再到两京市民，生活习性大转变，有俭约向富贵过度之势。因节俭立下的规矩，逐渐被世人淡忘，消失多年的华美服饰，悄然现世。相关巧匠家族，沉沦多年，终于盼来大显身手的盛世大唐。

    十几年来，晓月社花费海量财货，收拢、奉养一批锦绣巧儿匠；皇帝变，市场变，终于带来超额回报。培养手艺人不易，而培育一个市场更不容易；突然爆发的锦绣行情，也只有如晓月社一般，储备有巧匠的作坊、店铺，才有机会、能力赚取超额利润。几年之后，新一批巧匠出师，市场的利润已经大幅回落。皇帝家、公卿家不会因工匠而受限，市井传闻，侍奉杨太真服饰的巧儿匠，多达三百人。

    当节俭禁令不复存在时，孙圪垱的洛三彩瓷器遭到毁灭性打击，富贵人家的冥器改回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不再使用三彩。邙塬瓷窑改变策略，先是将顶级品当普通品售卖，市场还是继续萎缩；为了抢占不多的市场，一二再、再而三降价保量，直至彻底关闭瓷窑。

    陶家大匠不是商贾，也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仅仅为了陶瓷世家的荣耀，没有沉浸于洛三彩带来的荣耀，而是将精力转移到白瓷。邙山烧不出顶级白瓷，陶家大匠走遍洛阳周围的山山水水，寻找合适的地方，重开新窑。孙圪垱信任陶家，在不同的地域，前后开出四、五座新瓷窑，唯有巩县窑烧出顶级白瓷，其它几座全部废弃。前后十几年，烧钱无数，终于在洛三彩消亡之际，给邙塬瓷器店带来新收益。算下来，白瓷总收益不到鼎盛时期的一半。对于商贾而言，这都是正常现象，潮起潮落而已；只要人还在，总会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再次降临。

    南北市的变化悄然而起，日新月异；数年之后，整个洛阳城变得更加繁华，更加瑰丽。走在大街上，每个人都看得出，从乞丐开始，各阶层的吃穿用度都大为改善。能进洛阳做乞丐的人，绝对不会是普罗大众；穷乡僻壤的大户人家，有没有资格与其相提并论，很值得怀疑。

    南北市的差异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南市卖奢侈品给权贵人家，以价格、豪奢取胜；北市卖普通货，以数量取胜；对于商贾来讲，赚钱都不会少。对于路人来讲，身份差异如鸿沟，大胆的商贾，敢于使用绢帛做衣服；胆子稍小的，外穿布衣，内穿绢帛。大部分本分的商贾还是以布衣为主，不敢碰触那些禁忌。

    官府强推恶钱、好钱等价之后，商贾开始凌乱，不知道货物该怎么定价。两市商行进入紧急状态，召集会员商议对策；结论还是要随行就市，不能完全遵照官府的要求，否则交易无法达成。在商行的强力护持下，物价随恶钱的流通量而提高。

    最早涉足恶钱买卖的是苦力、乞丐，按一定比价兑换恶钱给普通人。严打恶钱之时，官府一定会抓人，及时阻断交易；商贾发现，这次不同以往，官府竟然视恶钱交易而不见。高额利润诱惑之下，大胆的商贾也尝试介入。如大槐树下所预料，本分的商贾不会涉足，却能够截留收拢到的好钱，以优惠的价格买到大宗货物。

    大槐树下发现，好钱的流向有二，一小部分流入私贩之手，通过特殊渠道流出洛阳城；大部分好钱落入权贵代理人之手，经由官方渠道流出。没有这两条门路，敢碰恶钱生意的商贾，一定会被有心人举报；而官府一定将其抓捕，以儆效尤。晓月社关联商贾，还是依照既定方略，以屯集货物为主。实际上，剔除恶钱买卖的渠道费用，囤货的收益不会太低；前提条件，要有足够多的本钱。

    老头子们发现，随着恶钱泛滥，各家店铺的交易量明显增加。继续深入打探才发现，洛阳城内无论贫富、贵贱，家家发财；既然发了大财，肯定要将一部分钱花出去，不然，赚钱干什么？这种赚钱法与种地、卖手艺赚钱完全不同，来的容易，花出去也不会心疼。

    洛阳城繁华之际，财赋公卿严管港口，晓月社的出口生意趋于萎缩。对于中外贸易，朝堂之上始终分为两派，一派希望全部由朝廷把持；另一派则认为，不该与民争利。这种争议长期存在，角力之下的结果，官商为主力，民间商贾为辅。这也是晓月社发展海商船队、陆地商队的缘故；朝廷不可能组建商队走商山川、大海，赚那些辛苦钱。

    朝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比例，商贾能够占据多少份额，全看财赋公卿喜好。为了提高整体利润，控制价格，财赋公卿严控货物出口量，受损的不会是朝廷，只能是商贾，而海商队的贸易额也随总量减少。大商贾不惧变化，少一些货物少一些利润而已；小船队落入无利可图的窘境，只能退出休息；日子过不下去，怎么办？

    皇帝富有四海，权威也要止于海岸；进入茫茫大海，皇帝的话也不管用。大海自有规矩，以武力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每支商船队都是海盗。这种情况下，唐初小打小闹的走私船，再也无法生存，要么退出，要么组合成实力船队。

    难以为继的小船队相约东海某海岛，商量对策。人多力量大，胆量也大；诸首领想不出好办法，决定给官府一些教训，让官吏感觉到痛，感觉到得不偿失，才会放松管制。众人推举某船队首领吴令光为首领，集资招募敢死先登，组成海盗船队，上岸劫掠。众人歃血为盟，保证善待战死、被捕兄弟的家眷。

    吴令光等多为括州人（温州地区），所以选括州以北的台、明二州作为骚扰对象。沿海一带的官兵很少，福州经略军仅一千五百人，而括州、台州、明州根本没有配置镇军。吴令光带人上岸后，没有遭遇实力相当的对手，大肆劫掠。本地官吏毫无对策，只能躲在小城里，急报朝廷。海盗队的目的不是劫掠而是找茬，所以放开胆子，多次上岸，再大摇大摆地带着战利品乘船而去。

    天宝三年（七四四），命河南尹裴敦复将兵讨之。夏四月，裴敦复帅广州屯门军，破吴令光，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