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被所有带课老师都问候了一遍，他们问候我的理由千奇百怪，物理老师道听途说无中生有地认为我破坏了实验器材，没人相信我拿到的游标卡尺本来就是坏的；数学老师还是我的班主任，她自以为是地以为我跟一个女同学不清不楚，事实上，我就是借了块橡皮；而英语老师的理由就更让我哭笑不得，只是因为我不参加她在周末的小范围辅导。结果是包括检查、罚写二十页英语单词和给班上买两个拖把。那一天，我对父母说，倒霉大神附到我身上了。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位法力无边的大神似乎单方面强制性地和我就签了一个契约，有效期涵盖一生。

    人们总是给我说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去看，我高中的语文老师甚至还很诗意地要说从另一扇窗户看世界，我大学时的班主任很哲学地说倒霉和幸运就隔着一层纸……书上还说要苦我的心志，劳我的筋骨，饿我的体肤，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等等等等。开始我都信，后来，我就不知道该信谁了，我想，这些话如果只有一句能兑现，我的世界怕就是另一番光景。

    每次遇见这个倒霉大神的时候，我都想和他谈判解约，但他除了给我降临更多的倒霉外，并不给我开口的机会，似乎给他说一个字都是在挑战他的权威。

    陈丽容说自己在寒冬中挣扎，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雪给埋了。她让我相信这不是艺术的表达，是她真真切切的感觉。不管怎样，这阵子她这么说的时候会去看我的手背，那依然像虫子爬着的伤痕让她不会暴怒，只有自怨自艾的份，但还是让我持续处在给不了她温暖的内疚之中。

    生活在经过一番周折后，还是表现出了温暖的一面。

    后来，倒霉大神似乎没精力注意我了，解救她和我的人随即出现。他叫毛正祥，开始出现的时候，并没有给陈丽容春天和夏天。

    毛正祥给我的印象是聪明绝顶，他是后勤公司经理，刚过不惑之年，但头已经秃顶，也许就是因为聪明绝顶的缘故吧。人们折服于他对于公司里各种事的预言，大到下一任的董事长人选，小到王二坏的父亲一时不会去见上帝等等，据说准确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一天他对陈丽容说：“记住了，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做，让王二坏去折腾，难不成后勤公司的人还真由得他王二坏了？你是我后勤公司的人，我也是在全集团公司护犊子出名的，不会眼看着让他这么对你而没有表示，等等吧，正确的时间一到，会让他难受的。”我觉得对瑟瑟发抖的陈丽容来说，这句话算不上时阳光，也不是棉衣，充其量就是个口罩。

    这口罩被陈丽容立刻戴上，也多少抵御住了几缕寒意。她完全信任毛正祥，事实上，很多时候，我都发现，她能无条件的信任所有人，就是永远都不相信我。她坐在沙发上，神态悠闲，竟然织起了那件毛衣。她手里织的毛衣在认识我之前就织了，当时是没有目标地学织一件，因为她的闺蜜杨小星拿一件手织的毛衣做了定情信物。后来，我出现了，毛衣的目标自然就变成了我。我曾多次对她说过，我已经没穿过手织的毛衣多年了。我本来的意思是说，不喜欢手织的毛衣，但陈丽容理解错了，她以为我很向往那么一件。

    真信奉说过一千个观众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的人。

    治大国如烹小鲜，反过来其实也一样。

    陈丽容手里掌握的大杀器，就跟一个迷你国家掌握着核弹一样，弄得大国、小国和多方势力不得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反倒在一段时间里，处在旋涡中心的陈丽容风平浪静。有了毛正祥的话垫底，陈丽容几乎把自己当成了观察团成员。她有时还会点评几句，满脸都是它强由它强清风拂山岗的心境。

    以王二坏的个性和品质，非要制裁陈丽容，经济的、行政的手段都要用足。毛正祥虽然反对制裁，而如果制裁不会对陈丽容伤筋动骨，引不起他不想见到的后果的话，他会坐视不理，摆出一副公正的立场，如果越过了他预设的底线，他就会用另一副公正的面孔，动几根手指，就让王二坏的制裁不了了之。公司的决策层也愿意看到王二坏和毛正祥矛来盾往，铁板一块的部下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场灾难。当然，还有其它的势力和其它的人也在睁大着眼睛在寻找和把握机会，一旦看准了，会毫不犹豫地介入进来。

    这个局面就这么僵持着，结果让陈丽容变成了不上班还能拿到全额薪水的人，引起了不少人的艳羡。

    但这并没维持多久，该介入的人还是介入了进来。

    公司对外合作部有一个看上去很精明的小伙子，能讲一口自封的地道伦敦腔英语，他跟着期货部的前辈小赚了一笔，然后便认为投资其实和学英语一样简单，半年后，他债台高筑，差点被放高利贷者雇的人逼上绝路，所有的亲人们极不情愿地出钱出力，才给了他活下去的可能，但经过这番折腾后，他感到人生无趣，自暴自弃，在酒吧和网游中开辟另一种人生。在因为酒后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后，公司决定将他除名，于是，他把自己和陈丽容并列起来。

    这样，和陈丽容相关的脆弱平衡被打破了。

    中秋节当天的下午，毛正祥打电话约陈丽容和我吃饭。陈丽容诚惶诚恐，便以过节的理由推辞。毛正祥打趣着说月亮也是要吃晚饭的，虽然它吃的是月饼。这么说着，陈丽容就答应了。

    晚饭时，三个人坐在一个算不上很豪华的饭店包间里，桌子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几样精致的菜，服务员被告知呆在外面。我们主动把自己和世界隔离开，外面闪烁着的霓虹灯，大街上的车水马龙，都似乎被遗留在另一个世界中。重要的决策都是在灯红酒绿中秘密制定的，执行才在中规中矩的办公室里。

    说的完全都是废话，废话也是从毛正祥那里开始说起的。比如，他的一个同学赚了十年钱后，忽然返璞归真，回到老家去种地了；再比如，他差点去BJ，在现场看奥运会的开幕式；又比如，他有个亲戚，居然在五月份的地震中，全家毫发无损地从震中心生还……后来，他在拿起酒杯，在要喝下去的时候说：“自来水苯超标，奶里面有三聚氰胺，看来也只能喝酒了。”

    在他的启发和诱导下，我们偶尔吃几口，插上几句更加无聊的话。后来我们又说起了房价，如果我们是掌权者，对付房价上涨的办法有一二三四五六七种，每一种至少看起来都非常有效，但是，说完了，我们都忧伤地笑了笑，因为我们都不是掌权者。

    毛正祥和陈丽容的脸都有些泛红，我的脸不会，我天生脸黑，酒量也很大，区区一点红酒根本染不红我的脸。外面楼下大约是一辆车被别的车跟挡住了，像找不到亲娘的孩子在嚎叫，这是那个晚饭时间唯一从外面传来的声音，而我们的言谈也终于接近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