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文学现象，大抵始于神话。在文学产生前，文学无形，但有形式——或体现为说唱，或包含在庆典和祭祀活动中，或传播于一代又一代的讲述过程。

    第一种情况产生了后来的诗。

    第二种情况产生了后来的戏剧。

    第三种情况产生了后来的小说。

    基本如此。

    文字产生后，特别是书籍产生后，三种情况不但自身都发生了变化，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自身之变化体现在由内容的“神本位”向“人本位”转化；关系的变化体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戏剧中往往有诗的元素，中外古典戏剧的这一特征都很显然；小说中包含了更多的戏剧成分，故小说往往被改编为戏剧；而诗有了小说的样貌。此类诗曰叙事诗。天下事，盖由人起，所以也有了人物。某些国家的古代叙事诗甚长。几千行是寻常事，几万行、十几万行也并不鲜见，曰史诗。

    有一种文学现象极其长久，那就是神话现象。

    至今，神话现象仍不断地改编在戏剧和电影、电视剧中，某些故事一改再改，一编再编，常创常新，似乎新意不绝。

    简直也可以说，神话是人类文学现象中最经久不衰的现象。它已经成为全人类文学的一种古老的徽标。

    比较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三者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全世界各国神话的共同之处，乃是——皆分神界、人界、冥界三种界域，而这表明人类古先民们的想象力不分轩轾，其实属于同一水平。不同之处在于——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各有谱系，详细到祖孙三代乃至四代。而中国神话没有彼国神话那么复杂的谱系，分析起来与孔子有一定关系。

    孔子的弟子所记录的孔子的一句名言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被尊为圣人后，“子不语”遂成“圣人不语”，又推而成圭为“君子不语”“士不语”。

    君子也罢，士也罢，皆古代文化知识分子。希腊、罗马的神话谱系，是由他们的文化知识分子接续完成的。单靠民间的想象力，完成不了那一文化工程。而在中国，既然“圣人不语”“君子不语”“士不语”，神话之现象，便只能散存于民间记忆。故从春秋至清末，神话是不登文化大雅之堂的现象。也正因为如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自序，隐忍地对“圣人不语”表达质疑，而别人为《聊斋志异》所作的重要的序，则直接论及了“圣人不语”对神话故事存在与发展的负面影响。

    殷谦的百余万字长篇小说《太古》，显示出了一种驾驭大格局创作的自信和能力。

    确乎，中国神话是片断的，多种故事互不关联，单独自成。而且，某些故事的文学属性、思想内涵，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起码在民间是这样。

    这是一种既成事实的神话现象。

    或许有人会问：今天有必要非将之整合成一体吗？

    我的回答是：如果某人有此雄心，为什么不支持呢？

    文学的现象，难道不是越广泛、越丰富、越好吗？

    故我的态度是乐见其成。

    关键在于整合得怎样。

    而这不但要由专家学者来评价，也要由读者给出结论。

    我非专家学者，我只不过是《太古》付梓前的一名读者，而且仅读了一小部分。

    故我只能谈点读后感。

    我的印象是——作家受《圣经》中上帝创世故事的影响颇大，受《聊斋志异》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在写到男女关系时候，《聊斋志异》的文风潜在。就文采而言，亦白亦文，介于冯梦龙和蒲松龄之间。比《三言》的文风还雅一些，比《聊斋志异》的文风浅白。

    一百余万字的长篇，蒲松龄也难以完全以他写《聊斋志异》那种绚丽旖旎的文风来完成。

    作者所实行的文风，我觉得比较适合他这部作品。

    又，希腊神话也罢，罗马神话也罢，所有神谱，故事却并非连贯的，多数故事是谱系故事，神们各有各的身世、命运和业绩传说，包括劣迹。后来的人们，没谁偏要将那些故事整合起来，只不过对各个故事有所延展。

    现在，殷谦试图将中国神话故事进行格局宏大的组合，这确实需要不同寻常的勇气。首先，中国神话故事百种千般，内容广泛，取舍便是莫大考验。

    故我只能再强调一次，我所读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委实无法谈出整体印象，这是要请作者见谅的。

    但仅以我所读到的一小部分而言，已能看出，作者具有宝贵的想象能力。

    很难之事，有人做了，且又是年轻人勇气可嘉地做了，我钦佩其执著，鼓励其实践。

    预祝此书受到关注！

    梁晓声

    2018年8月14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