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一次地冲进去，有人试图阻止我闯入，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退缩了。其实他是可怜我。

    爱人身上被各种管子包围，一群白衣们围着床进行又一轮抢救，他们在忙的顾不得我这个家属还在这边，我很镇静，没有打扰他们，我只是心里嘱咐自己，我们的最危急的人生关头，一定坚强。

    爱人处于危急状态，这时候一位医生离开爱人的病床，来到我的面前，问，你是家属？是！跟我来。医生带着我来带ICU里面的办公室，我俩开始了医院行使的职置范筹的例行公事的常规签字手续——签订生命的协议。

    医生告诉我，目前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出血，这种凶猛的大出血估计是哪根血管破裂了，是哪根呢？无法知晓。库房的全血供应已经用完，在没有全血补充的大出血情况下，凶多吉少，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看了一下手表4:30分。

    抢救还在紧张地进行着，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地把我的爱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这里的抢救只是意味着生命体征的抢救，由于找不到出血点，休克，昏迷，抢救，不断交替进行着......。

    我趁着医生们去吃饭的档口，我进去玻璃隔断，我摸着我的爱人额头，脸贴在他的脸上说：“我在这里，你不要怕。”我的爱人竭力地睁开他的双眼说：“你不要走，你不要离开我”。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死过几次，他的神志是恍惚的。我看着爱人越来越白的脸色，越来越微弱的生命体征，我恨不得和我的最爱一起深陷休克，和他一起昏迷，和他一起深陷即将停止的生命体征......。

    又一次对生命体征的大抢救后，我又一次签署了死亡协议（病危通知、气管切开、重大手术的责任自负......。）我不知道自己在短短的24小时签署了多少张的死亡协议，我只有一个信念，你们只管救，什么样的字我都愿意签署，什么样的责任我都愿意自负。这时候已经进ICU整整24小时，昨天下午3点左右进来的，病危通知书已经签署了三次。

    抢救仍旧一次又一次的在继续，已经是29小时，出血点仍然没有找到，外科大会诊专家他们也束手无策，即使下刀子也无目标，时间一分一秒的流淌，输入的鲜血一滴一滴地输进我爱人的血管，已经输入四千毫升的鲜血，但是流出的血在与输入的血比赛跑着。

    医院阴暗的ICU抢救中心，大夫专家们的无奈眼神、我的爱人张大的血口、苍白的脸颊......。

    医生又开始填写各种的单子，最重要的那张“病危通知书”放在我的面前。在医院临床工作的我，并没有被这张病危通知书吓到，这是例行手续。我一口气刷刷刷地签着这些我看都没看的文件。我知道，这些签字都是责任的推诿，危险是必然的，抢救是积极的，责任是病人的，所以医生需要的签字我很快签完，交给医生，说，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继续再找出血点。

    后来才知道找我谈话的这位医生是急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林勇，急救科负责人。我抓住这个机会，给爱人的老板打了一个电话，通报爱人正在医院抢救，老板吃了一惊，问是怎么了？我跟老板说，我请抢救室主任跟你通话。

    我赶紧把电话交给林勇，并向他介绍了老板的身份，我说，这是爱人的老板，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导师，美籍华人。简单的介绍，林勇主任知道，电话那头的对方是一位科学家，对生命学科有着比他更高级别的学识和认知。林主任很礼貌地与老板通话，老板也很认真地咨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这一通骚操作使ICU对爱人的处理和急救有了更进一步的态度。下午五点不到，是医生们准备下班的时间，但是这里没有下班的时间表，因为林主任还在与老板通电话。他们通话长达20多分钟。

    至于那些对医学术语的描述和可能发生的预后，林主任表达的一定比我准确，老板向林主任表示，你们尽力找出血点，我也尽力找官方做出对你们相对的支持。林主任表示首先是用血困难，血库已经没有全血，需要动用紧急备用库存，可是我没有这个权限。老板说，我来想办法。

    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全血是最紧张的物品。老板动用了院方的关系下达指示，保证用血。就这样，在没有找到出血点的情况下，这边流淌，那边输入，一共用掉6400毫升全血。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和林勇回到抢救房间，我隔着大玻璃，看见生命监测仪还在呼呼地响着危险的信号，爱人满嘴是血的张嘴呼吸，这张口呼吸是医学上的危险信号，医务人员没有下班，忙乎着。林勇走进大玻璃隔墙，与在场的医生们做了安排，安排留守的人员继续寻找出血点，安排监督人员不停地向他汇报进展，安排好一切的林勇走了，他急着去参加晚上的一个重要活动。

    后来才知道他的搭档抢救中心主任陈德昌，抢救中心副主任徐良当时都在场，一起参加了抢救和制定方案。他的助手抢救中心副主任医生袁震（郑）。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其实她是一名人才引进上海的外来人，今天她休息，晚上唤回到医院值班，她专门负责不停地向林勇做抢救汇报。

    管军博士一直在生命监护仪屏幕前，监视着生命体征，他是可惜了这位生物医药研发人员，国家的栋梁。管军博士在国内急救文献上有他的著名论文。

    林主任的安排和指示，申请用血得到批准，又一袋新鲜血液进入爱人的血管，由于补充了大量的体液和全血，爱人张大的嘴又有了稳定的呼吸，这时候我看到生命检测仪的呼呼叫声安静下来，屏幕上的数字也缓缓下降，心率也渐渐平缓，血压也在慢慢上升，由原来的20升到60。

    我又一次与抢救小组的博士生、博士生导师们做了沟通，又一次签署了很多份的死亡责任自负的生命协议，他们将我的再次胃镜冒险要求上报院方，院方立即派遣了胃镜专家夜里3点赶到医院准备做最后的冒险措施。由于再次做胃镜会再次损害胃粘膜再次造成不可收拾的大出血，此举风险极大。还有一个风险就是胃镜进去不但再次大出血，还会由于胃内血海一片仍然找不到出血点。这是最后的一搏了，我将我们的决定与即将进行的最后一搏贴在爱人的耳边告诉他，他点头说：“要快、要快”。我说：“院方已经派了最好的胃镜专家，马上就到”。爱人还在微弱地咕嘟着：“要快，要快。”

    这时候，输血量已经达上六千三百毫升，出血量是远不止这个数的，输进去的血、包括自己身上的血都流掉了。院方还在积极地给予备血，真的很感激院方的积极抢救，真的很感激参与关注的中科院的两位院士，和二军大的校长，真的很感激在ICU抢救中心已经连续奋力抢救了12小时的徐博、管博、袁博、ICU的主任以及小博士生、小硕士生们，ICU的护士长也连夜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