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兰是我六十岁那年，经杨老师介绍认识的，杨老师特别坦诚，并没有隐瞒桂兰就是他前女友这个事实，姑孰饭店的二楼，随便推开一扇窗户，奔腾大江尽收眼底，人若如江，万事可为。

    我明白的真理，我试图让我儿子也明白，可是我儿子虽然身体里流淌着我的血液，容貌也和我如出一辙，可是我儿子的心门总不肯为真理敞开。

    “我爱张蓓蓓，你和犯罪嫌疑人乔桂兰，目前处于何种关系？”

    “男女朋友关系。”

    “犯罪嫌疑人乔桂兰已经招认，现在向你宣读处罚决定，自即日起，拘留十五天，罚款五千元。”

    “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儿子。”

    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一旦突破传统的界限，便宣告瓦解。父亲的职能，传统上就是给子女提供，衣食住行，以及金玉良言，然而一个普通男人，尤其是年过花甲，如果年轻时代没有积累一定的金钱和权力，上了年纪，父权基本名存实亡，不被需要的六十岁父亲，无能如我，迫不得已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聪聪，带五千块钱，来永安河派出所。”

    “没时间。”

    “算爸爸求求你，好聪聪，聪聪好！”

    “没钱。”

    “跟你同事借一借，到派出所来，爸爸给你打欠条，保证还你，绝不会让你为难的，相信爸爸，千万相信爸爸。”

    “挂了。”

    我把手机联系人从字母A一直打到了字母Z，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手相助，警官一再申明，不交罚款，罪加一等，我束手无策，后脑勺疯狂的撞击墙壁，管教在铁门外连声呵斥，我充耳不闻，管教无奈开门将我约束起来。

    朦朦胧胧之中，我恢复了父权尚存的印象，我坐在齿轮厂车间主任的独立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天道酬勤的牌匾，办公桌上两部电话，我的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两支英雄牌金笔，我留着油光可鉴的大背头，苍蝇停上去都要拄拐杖，我拿起听筒，对面泣不成声，我并不熟悉这种绝望的哀嚎，我一再追问究竟何人，所为何事，始终没有得到回应，我挂断电话，投入公务，不久电话再度响起，依旧是连绵不绝的嘤嘤啼哭，可是问了半天，依旧无人答复，我再次挂断电话，并且离开电话机，去主持了一场无关痛痒的会议，半个月之后，杨老师无意间跟我透露了一个新闻，有个大学女生投湖自尽了，我并没在意，直到聪聪和他母亲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我才意识到大事不妙。当时聪聪只有十岁，因为超生，聪聪一直被放在山里三舅奶奶家寄养，从不敢公开示人。当时场面极度混乱，整个齿轮厂的女工全员上阵，轮番劝慰聪聪妈妈，都无济于事，聪聪妈妈把两根阿诗玛香烟分别塞进聪聪左右两个耳孔，任其燃烧。

    “聪聪，你长大以后，遇到困难，一定要跟我求助。”

    “你是谁？”

    “我是我爱张蓓蓓，你的爸爸。”

    “她是谁？”

    “她是梅任娇，你的妈妈。”

    任娇是乳腺癌走的，具体猴年马月，我因为不敢想起，日子一长，就真的记不真切了，任娇到死也没搞清楚我们的宝贝女儿茗茗真正的死因，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她的辅导员的解释，英语四级没有通过，想不开，我是选择相信了，可是任娇到死也不认同这个理由，茗茗不可能过不了四级考试，茗茗可是打小就争强好胜，小菜一碟的四级考试怎会难倒我们家的小学霸。

    八十年代末，是齿轮厂效益最炸裂的时候，郁金香蓝的跃进大卡在我们厂院大摆长龙，日夜穿梭，全国各地的柴油机工厂都托关系走后门抢购我们的齿轮，那真是如痴如迷的岁月，工人每天高高兴兴来上班，喜逐颜开回家去，夏天成箱成箱的冷饮汽水往家搬，冬天成筐成筐的海鲜羊肉往家扛，大礼堂常年歌舞升平，再贵的文工团，我们都请得起。

    我在鲜花掌声的大水漫灌下，逐渐从亡子之痛中走了出来，全国巡回报告会，先进事迹宣讲会，巨大的荣誉和追捧，让我彻底迷失自我，我带着二十万公款和二十岁的女秘书，潜逃马来西亚。挥金如土三个月，我的女秘书卷款失踪，杨老师给我邮寄了路费，把我安排在他们学校传达室，看大门。似乎就是这个时候，桂兰盯上了杨老师，杨老师隔三差五就要去桂兰那里踩背，那是一个流行踩背的年代，现在杨老师热衷精油开背。不知道厄瓜多尔有没有足疗店，能不能精油开背，华人集中的区域，想必是有的。我不明白杨老师为何要远赴南美洲去搜集小说素材，也许为了练习西班牙语，也未可知。

    成长，要么给孩子灾难，要么给家长答案。任娇郁郁而终三年后，大白天下的齿轮厂厂长儿子的名分，让聪聪野蛮生长，也让我最终揭晓了茗茗的死因。同样是在办公室，区别是厂长办公室的墙壁上悬挂的是大展宏图，我的五个手指头都戴着金灿灿的老板戒的右手，抓起话筒，是聪聪。

    “爸，完蛋了，你医院认不认识人？”

    “别慌，有话直说，出了纰漏，我兜着，你语无伦次干什么，我的儿子，必须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

    “叔叔，我不小心怀孕了，怎么办啊？被学校发现，百分百开除学籍。”

    聪聪女朋友上气不接下气的哽咽，让我不由自主的慌神，我的耳朵已经启动关闭模式，后来她和聪聪到底说了什么，我又答应了什么，我无从记忆，我傻傻的紧握听筒，嘴里嘀嘀咕咕，我的思绪回到1988年女儿去世的那个初夏，一模一样的哭声，我听过我女儿童年的哭声，但也谈不上熟悉，和女儿相处的时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一心扑在车间，钻研新技术，引进新机器，接待国外工程师，分身乏术，根本顾不到家，女儿一放学直接跑去百货大楼，任娇在那里当营业员。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你哪位？哭什么？”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不说话，我挂了，我还有个会。”

    桂兰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当了医生，要脸了，坚决反对他的母亲继续给人踩背，然而这个要脸的心怀好意的好儿子，竟然惨遭毒手，一个手术失败的病人，拿西瓜刀割开了年轻的医生年轻的咽喉。桂兰失去依靠，同时也失去烦人的监管，五十八岁的桂兰接着给人踩背，杨老师知道我好这一口，常常领我去照顾她生意，一来二去，大门槛跨多了，也便顺理成章的，跨了桂兰的房门槛。

    我一直认为软饭硬吃的男人，非同凡响，所以我没事偷着乐，直到我好奇的砸开一个上锁的抽屉，在一个日记本里，发现桂兰儿子和我女儿的亲密合影，我原地爆炸。

    “桂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害你？”

    “我不和小人说话。”

    “因为你儿子害了我女儿，现在我们扯平了，我等你出来，我们去民政局扯证。”

    “爸，该吃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