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谁能够仅凭一篇骈文就名垂千古，那么，王勃毫无疑问属于这类人。

    他的人生没有什么精彩的经历，无非是跟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专研诗歌词赋，偶尔感叹一下自己怀才不遇。

    基本只要是个读书人，都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大唐知识分子们，各个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这种事很正常，蛋糕总量就那么大，总有些人能分到蛋糕，有些人则分不到蛋糕，分不到蛋糕的，自然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皇亲国戚们作为统治者，要分蛋糕，关陇贵族们作为开国元勋，也要分蛋糕，关东士族们，虽然属于被征服者，但好歹算是有统战价值，也能分到一点蛋糕。

    这样一层层分下来，已经没有多余的蛋糕留给普通读书人了。

    关陇的读书人还稍微好点，能得到关陇贵族们施舍的一点残羹剩饭。

    关东的读书人，尤其是河北的读书人，那就老惨了，根本没有上升的机会，实现阶级跃升，宛若蜀道难。

    一个社会，有人享受，自然就有人在付出，有人消费，自然就有人在生产。

    总得剥削大部分人，来满足少部分人，这样才能供养得起，底层人如果太少，就养不起上层人。

    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是每一个从政者都要牢记于心的。

    王勃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想法，他虽然也想过做官，但意愿不是很强烈，属于那种，如果你求我做官，那我就做官，满足一下做官的愿望，你要是不主动过来求我做官，那我也懒得去求官，非常随意。

    到头来，只能是人口最多的河北地区来养活关陇地区。

    有背景的也得进牢里待着，没背景的直接砍了。

    帝国在强盛时期，已经埋下了内战的种子，只需要等待一个契机，一个让所有对帝国暗中不满者敢于明面跳反的契机。

    地方官的政绩，无非就是这么几种：稳定、人口、粮食、税收、基建。

    谁赢，他们帮谁！

    有成功希望的造反，他们才愿意帮助，没有成功希望的造反，他们反而要协助帝国镇压反贼，说不定还能捞一点军功。

    如今大唐时代，是反过来了，关西站队太早，成为了帝国的统治阶层，关东站队太晚，成为了帝国的被吸血地区。

    也就天皇李治相对而言更仁慈些，只是贬官处理。

    王勃生长在大唐强盛时期，所以不会有“慕燕思想”，也从来不会觉得燕国是什么正统。

    因此，诸如王勃父亲等老一辈中原文人，虽然有很多已经转变思想，开始把李唐视为华夏正统，但还有一些中原士族文人，依旧把燕国当作华夏正统，认为李唐是鞑虏蛮夷。

    之所以吸血河北地区，不是因为河北有什么“魅力”，而是单纯地因为河北的人口足够多，可以被持续吸血，如果是尚未被开发成熟的岭南，可能刚刚吸血没几年就被吸干了。

    王勃的父亲，只是在一次酒宴上，喝醉了酒，酒后吐真言，提了一句，朝廷应该放开市场，跟燕国和好贸易。

    他的父亲，因为发表了一些“亲燕言论”，而被朝廷贬官到了岭南交趾。

    如果说，洪州的走私还是小规模，那么番禺的走私就非常猖獗了，市面上充斥着名为“大食香料”的燕国香料。

    既然关陇是帝国的基本盘，帝国要养活关陇，那么究竟是谁来承担养活关陇基本盘的负担呢？

    这里距离帝国中心太远了。

    洪州都督被他的文采惊讶到了，将他的《滕王阁序》抄写下来，还想挽留他。

    正所谓天高皇帝远，距离天子越远，朝廷的约束力就越低。

    顺着水道（赣江），穿过五岭，来到了番禺（广州）。

    不过，王勃婉拒了。

    如今“反燕”是朝廷的国策，王勃父亲发表这种言论，无异于是抨击朝政，自然是要被贬官的。

    但是，中原老一辈的士族文人，他们生长在隋唐战乱年代，见证了燕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时刻，亲身感受到了百万大军被燕国杀得灰飞烟灭的时代洪流，当时又流行【燕国正统论】。

    单纯捞百姓的钱很简单，加税就行，单纯安抚民心也很简单，减税就行，但是既想要捞百姓的钱，又希望百姓不会有怨言，这就很难了，这种事情需要进行巧妙地微操，在百姓爆发怨言的临界点之前，尽可能地多捞钱。

    想做官，但不是很强烈地想，只是顺其自然。

    最重要的，其实是稳定，也就是不能发生民变，一旦发生民变，其他政绩再好，那也是无用的。

    商人们以进口大食香料的名义，搞走私赚钱，自然是要缴纳商税的。

    然后，那些政敌们，就趁机把王勃父亲给举报了。

    现在之所以没反，不是因为不想反，而是因为不敢反，怕被镇压。

    这种事能怪谁呢？就跟后汉的关西地区一样，因为站队太晚，成为了被吸血地区，而河北地区/关东士族，因为站队太早，及时上了光武帝刘秀的船，因此成为了统治阶层。

    胡人吗？

    可是胡人才那么点人，而且胡人生产力太落后，怎么可能养得起庞大的关陇地区？

    剥削大部分人，才能养得起少部分人，如果被剥削地区的人口太少，是养活不了关陇统治阶层的，也就河北庞大的底层人口基数，可以养得起帝国的统治阶层。

    如果哪一天，突然有个强大的将领，打得帝国统治阶层措手不及，让那些早就想造反的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那么，自然就会在短时间内声势浩大。

    增加人口、粮食增产、税收变多、用徭役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属于政绩。

    只听过一百个奴隶养活一个主人的，没听过一个奴隶养活一百个主人的。

    也就是说，地方官一方面要增加税收，为朝廷从百姓身上多捞钱，另一方面又要安抚民心，不能因为捞钱太狠而出现民变。

    如果是在汉武帝晚期，有人敢说什么跟匈奴和好，那就不是贬官这么简单了。

    婉拒的原因不是什么淡泊名利，王勃虽然不是很在意功名利禄，但也还不至于淡泊名利，主要是他赶着去交趾探望父亲。

    当地官员们，为了政绩和赚钱，也是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至于怎么掌控这个民怨临界点，就需要每一位从政者自己的经验心得了。

    这也就是在大唐做官的难处了，朝廷希望你多多从百姓身上捞钱，然后上交给中央，同时又希望你能安抚百姓，让百姓不会对朝廷产生怨言。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而纵容走私，只要没有被中央发现，其实就是番禺官员们，最容易增加政绩的办法。

    一方面，税收增加了，另一方面，百姓也不会产生怨言，简直一举两得，唯一的缺陷就是“有一点点风险”，一旦被长安朝廷发现，那是要掉脑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