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只杀魏忠贤、许显纯等少数几人，不杀阉党文臣，只驱逐阉党文臣，行不行？

    那就是一切都符合了东林党的心意，是自己这个皇帝沦为了东林党的打手，让东林党在党争中彻底胜利，使朝堂上东林独大！是在野的东林文人蜂拥涌入朝堂、商税矿税一文也别想收上来、大曌财政崩溃、走向灭亡！

    不杀阉党文官，大部分也不驱逐，把他们留在朝堂，与东林共存呢？会得到一个平衡的、有效率的朝廷吗？不会！前车之鉴摆在那里，水火不容！到时候自己这个皇帝的脑浆子都会被吵出来。而且魏忠贤死了，朝堂上的东林更会振奋百倍的吵，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吵，必须“众正盈朝”的吵，必须让皇帝听话的吵！----而这仍然不是最大的危害。

    最大的危害是对天下读书人形成的娇惯式的毒害----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东林，连阉党文官都会感觉到皇帝的宽仁或者说面对文人集团的软弱。所有的读书人都会感觉到士林舆论对皇帝的威力，感觉到“刑不上大夫”这一传统对皇帝的威力，感觉到他们口中“宽仁”、“暴虐”、“明君”、“昏君”等辞藻的威力，感觉到仗恃。恶果就是，从此，能够对国家百姓有用的读书人会越来越少；飘飘然、高高在上、觉得就算贪渎了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最多卷铺盖回家的读书人会越来越多。

    在自己建立班底、掌握一定的武力之前，自己不管面对没了魏忠贤阉党威胁的东林复社，还是其他的文官朋党，看似皇帝金口玉牙，实则很难有什么话语权，自己说出来的想法都不会有什么说服力，更别说执行力----无论是大曌万历年间还是史书上的崇祯年间，无论是顾宪成还是张溥，以他们为首的东林、复社对舆论和选拔官吏的操控达到了什么程度？

    文官集团互相之间“党同伐异、坚决把对方赶出朝堂”、“为了反对而反对”对朝政的掣肘、对国事的败坏，彻底消灭了明末复起的任何希望。

    极为危害华夏。

    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具体是什么样子、什么结果，究竟有多大的危害，看看大曌前几年的一系列大败就知道了。

    脑海中的史书，明末天启、崇祯之时，辽饷加派沉重，却全压在升斗小民身上，民变因此四起，大明腹心生患。

    眼前大曌呢？几乎一般无二！

    与史书相映成趣！恶趣！

    在被东金严重威胁、被北虏骚扰抢掠的同时，很像彼世史书上的大明末期：巨量的辽东军饷被加征到穷家小户身上的同时，成群的流浪农民犹如架好的干柴，已经时不时地冒起火星！只是还远未达到彼世几年之后高英祥、李自成动辄聚起百万流民席卷数省的程度，还只是点点火星。

    但这巨额辽东军饷映衬下的点点火星足以让人确定，大曌内部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了顶点，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太多。仍然有地的农民也承担了远不是他们该承担的巨额赋役。

    而武勋皇亲、文臣武将、士子乡绅、富商巨贾则占尽了天下良田、占尽了开矿、经商的暴利，盘根错节地交织成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聚集了天下九成的财富，却仍然不愿意纳一点点田赋和商税，使国家财政每况愈下。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最明显的，朝堂之上，谁若欲让这个特权阶层纳税，立刻会被攻讦为“与民争利”的贪鄙小人，这种攻讦从万历中期开始益发剧烈，“自己”的“爷爷”万历帝因为商税矿税就被君子清流们骂的狗血淋头。

    除了还没发展到民变四起的程度，或者说民变还没有达到彼世两年后的程度，此世此时，大曌与脑海中彼世史书上的一切几乎并无二致。

    东林党本身就是不纳税不服徭役的特权阶层的一员----此大曌同样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李三才，骂万历帝骂的最起劲，以反对征收商税矿税而出名，自己却生活奢靡，与豪商来往密切、饮宴不绝；最是反对向商人矿主征收商税矿税，但是对令穷家小户破家析产的沉重赋役却提也不提，他口中所谓的与民争利、民不聊生，只是针对商税矿税而言。

    见微知著，此方世界，显然不止东林，几乎每一个取得功名的文人身后，都有一个迅速富起来的、不纳田赋不缴商税的家族，主动自我反省、自我革新的可能性极小，微乎其微。

    万历中后期，顾宪成进入主管官员的吏部为官之后，吏部与言官呼应，在朝官员与在野士林呼应，东林党开始咄咄逼人，甚至利用“京察”考核官员之机，极力排斥异己，极力想要独占朝堂。

    齐、浙、楚诸党或说与东林意见不同的官员自然不愿坐以待毙，于是抱起团来殊死反击。

    朝堂之上因此恶斗不止。

    党同伐异、主动出击也好，不得不应对、为求自保也罢，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勾连朋党、党同伐异、勾心斗角、无事生非成了大部分官员躲不过去的必修课，大部分朝廷官员的精力都用在将对方驱逐出朝廷、让自己这一方占据朝廷上，很少有人朝水深火热的小民看上一眼，更没有人向边疆山林中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毒蛇复苏做大、危害国家。

    一切精力都用在把不同意见的人骂成小人邪党上。

    时人有言，“今日之争，始于门户，门户始于东林，东林倡于顾宪成”，“今天下之言东林者，以其党祸与国运终始，小人既资为口实，以为亡国由于东林，称之为两党。即有知之者，亦言东林非不为君子，然不无过激，且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终是东汉党锢中人物”。

    及至“自己”的父皇泰昌帝登基，接受了周嘉谟的建议，开始召回东林诸人，泰昌帝登基仅八天就启用何乔远为光禄少卿，而东林大佬邹元标也是与何乔远同一天抵达京城的，同时还启用汪应蛟为南京户部尚书。

    紧接着“自己”这个天启帝登基。除了太监王安、英国公张惟贤、阁老刘一燝、方从哲，东林党尤其是杨涟、惠世扬、左光斗、周嘉谟等人确实有移宫拥立之功，东林也因而得到了“自己”的信重。

    信重之下，陆陆续续，高攀龙任光禄寺少卿，二年九月又升任大理寺少卿，十一月再升刑部右侍郎，四年八月，升为左都御史；冯从吾任大理寺少卿；孙慎行任礼部尚书；将汪应蛟从南京招致京城任户部尚书；邹元标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杨涟由从七品的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一直升到天启四年从二品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李邦华、郑三俊等人也进入六部，黄尊素、袁化中为御史，魏大中为吏科都给事中，周朝瑞为户科给事中，还有许多名声略逊的人分布在督察院十三道和六科当中；顾大章为兵部员外郎、刑部主事；赵南星先任工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天启元年冬之前，周嘉谟为吏部尚书，之后是张问达，张问达之后赵南星接任吏部尚书；曹于汴被召为太常寺少卿，到了京城则改任大理寺少卿、左佥都御史，协助赵南星京察，京察后升为左副都御史。

    这当中，方从哲被赶出朝堂，叶向高在天启元年十月再度成为内阁首辅。

    出身福清的叶向高曾被钱谦益评价为“东林诸子，奉福清为伦魁”。

    天启二年，王纪成为刑部尚书。

    实权部门、三法司与科道言路俱在手中。

    天启三年是“京察”之年，赵南星早已摩拳擦掌，就等着“京察”的到来，此时立刻在第一时间将“邪党”列为目标。

    首当其冲的“邪党”就是被看做齐浙楚党领袖的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这四人都是六科给事中，官位并不高，但属于科道言路，在赵南星看来，科道言路代表着朝堂上的舆论，威力极大，六科怎能把持在邪党手里？因而坚决主张罢黜这四人。

    因没有什么明确的罪责，当时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反对处理过重，最多将四人外放出京，罢官就太过分了。

    面对魏应嘉的意见，赵南星却是立时著作《四凶论》，将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比作混沌、穷奇、梼杌、饕餮这上古四凶，主张除恶务尽，遵循舜帝流放四凶的做法，将今世之“四凶”赶出朝廷，唯有如此，方能有利于国家。最终，在东林齐心合力之下，这四人都被罢黜。罢黜的理由最终也并没有什么具体罪责，而是可笑的“素行不谨”。

    此次京察中，王绍徽、徐兆魁、徐大化等人亦皆被罢免。

    天启四年二月，癸亥京察结果公布，南北两京被贬斥者达三百三十八人，这当中，除了与东林对抗的所谓“党人”，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何朋党的人，只是平素与东林意见相左，甚至有一些被认为是东林的人，只因素来温和持中、不愿激烈行事，此次都被贬斥，实为大曌开国以来绝无仅有。

    一时间，吏部人事，刑部司法，涉及官员名声以及是否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的科道言路、都查院监查大权，俱掌于东林之手，兼掌其他部寺，东林几成朝堂独大之势，也就是“君子”们心心念念的所谓的“众正盈朝”。

    天启三年这次京察之后，东林之外，万马齐喑。

    所有不肯依附东林的人，至此也都成了东林的敌人----不想党争也不行了，只要不赞同东林官员的意见，都是“邪党”，哪怕这邪党并未依附魏忠贤甚至也反对魏忠贤。

    天启四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之后，投靠魏忠贤的人急速增多。徐大化就是在此时明确投靠魏忠贤，并为魏忠贤引见了一大批人。后来钦定逆案中，有五十多人就是这次京察中被赵南星贬斥的，也是在被贬斥之后投靠魏忠贤的。

    此次京察之前，魏忠贤不过就是个得宠的太监，身边环绕的也多是大小太监，没什么像样的官场人才；此次京察之后，朝堂上东林独大，而魏忠贤身边也开始人才济济、冠盖云集，后来连榜眼施凤来、探花张瑞图这样的科举大才都投靠了魏忠贤。可以说，正是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中东林党的所作所为逼迫出了齐、浙、楚党，也正是天启三年癸亥京察中东林党的所作所为生生创造出了阉党。

    可笑的是，就在此次为国家“考评官员、选拔栋梁”的京察之前，极受信重的东林已经占据朝堂诸多要职，在他们的俯视之下，朝堂千里之外，天启二年，广宁大败，辽西尽丧。

    可笑！可叹！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