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主掌之人：吏部尚书孙鑨，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吏部考功员外郎顾宪成，左都御史李世达。

    万历驾崩，泰昌登基，立刻启用东林诸人，罢除商税、矿税，召回内官太监担任的矿税使，一时之间，朝野齐赞圣君。

    一个月，泰昌驾崩，天启登基，进一步重用东林。

    天启三年癸亥京察：吏部尚书是赵南星，内阁首辅是叶向高，次辅是韩爌和顾秉谦。赵南星之前还是督察院左都御史，此时督察院中，左光斗任左佥都御史，杨涟任左副都御使，言路在握。

    泰昌、天启年间，东林此种独大之势至天启四年十月杨涟被革职方才渐止。

    那么东林众正盈朝这四年间的国事如何呢？辽东接连兵败，沈阳、辽阳等重镇接连失陷，然后就是辽西尽丧，广宁等四十余城沦入敌手，大量百姓被屠戮！丧兵辱国！失土丧民！

    此时大曌这具身体中的现实记忆与灵魂中的史书记忆完全相符。

    尤其是天启二年广宁之败。

    掌兵十三万的王化贞广宁之败致使辽西四十余城尽丧，“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化贞忽同三四百万辽民一时尽溃”，三四百万百姓失去家园、哭嚎入关，“自己”手下的君子大臣却把掌兵五千的熊廷弼一同判了死罪！

    广宁大败后，熊廷弼上《封疆已失》疏，自请处罚，以正国法。没过几天，在天启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自己”准其戴罪立功，“姑准其待罪守关，立功赎罪。不必渎奏，该部知道”。结果两个月之后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和左都御史邹元标报出的判决书却将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判了死罪。

    而熊廷弼这个名义上的楚党、被架空的经略，关于辽地军事战略，与大军在手的巡抚王化贞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

    这世上没有全对无错的人，但大体上来说，王化贞依靠西虏、主攻的战略若是错的，那熊廷弼认为西虏不可依靠、主守的战略就是对的！

    两个战略完全相反、手中兵力差异极大的人，一同被判了死罪！

    当时“自己”只有十六周岁，刚登基一年多，什么都听盈朝“众正”的。

    ......

    此时思虑到东林，新融合的记忆中浪花翻涌，王战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当时“自己”的怒意----当时本已决定让熊廷弼戴罪立功的“自己”，听到邹元标、王纪、周应秋三人呈上的判词之后那种极度的怒意：恨熊廷弼太不是东西，有本事却不做事，仗着本事争锋斗气，因私废公，坏了国事，比王化贞那种没本事的人更可恨，更该死。

    王战读史之时看到熊廷弼生前身后的种种事迹、种种细节就曾激愤慨叹：党争之中，朋党私利压倒国事、为支持而支持、为反对而反对，党同伐异祸国至深！

    熊廷弼之死是王战最为扼腕、最为痛恨之事。

    现在融合的记忆中，这也是这具身体的前主人已经开始后悔的事情，这种后悔潜藏在心底。后悔的原因在于，前主人终于发觉，“盈朝众正”治下，大曌连年丧兵失土：

    萨尔浒杨镐大败，当时满朝文武视辽东为死地，谁都不敢去，都推熊廷弼去辽东，于是朝廷启用熊廷弼。

    熊廷弼不怕，接下了任命。

    万历四十七年甫一上任辽东，熊廷弼还没出京城，开原失守的消息又传来了，刚出山海关，又再次传来了铁岭失守的消息，当时朝中人人震恐。

    如此危急的情况下，文武双全、能骑马开弓的熊廷弼毅然出关，一路收拢逃兵、逃民，斩首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斩首贪墨军饷的将领陈伦，罢免总兵李如桢，迅速震慑住了军心，稳定住了民心，辽东军纪民心为之一肃。

    这等雷厉风行也符合之前熊廷弼一贯的作风：

    中进士后，第一次做官，任保定推官。初做官的熊廷弼秋毫明断，不顾同僚脸面，纠正上百起冤假错案，被时人称为“天下第一推官”。

    万历三十六年初次巡按辽东之后，没过几年，熊廷弼又被调去南畿督学，“所拔多名士，所近皆寒微，所黜皆乡绅津要子弟，而东林子弟居多”，在南京做提学御史的他便清退、处罚了许多“名士”，这些名士多为士林中名声响亮的东林子弟；在岁试中，以往经常头名、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的长子顾与淳更被他熊廷弼判为末等。

    被把持的科举遭到熊廷弼这般六亲不认的整顿，寒门子弟盖过了士绅子弟，显然极大的触动了东林党的利益。

    不久，熊廷弼就被人控告，说他对生员用杖刑、致生员殒命。

    攻击熊廷弼的御史荆养乔同时辞职，摆出听查的姿态，对比之下，熊廷弼自然无法留任，否则就会被攻讦为恋栈权位，所以最后也只能跟着辞官，回乡听查。

    熊廷弼就这样被没有丝毫烟火气的一番举动给撵走了。

    顾宪成后人顾与沐所做《顾端文公年谱》对此评述为“学使熊廷弼肆其毒于东林”！“肆毒”二字，可见顾氏对熊廷弼评价之低、怨愤之大。但从头名到末等，从始至终，顾家与东林也没有拿出不该判为末等的论据，只说“肆毒”，显然这已经不是就事论事、摆事实讲道理的客观评价了。

    而在初次巡按辽东的时候，熊廷弼就敏锐地发现，李成梁纵容奴儿贺齐：万历援朝抗倭之后，李成梁不但听凭奴儿贺齐攻杀吞并其他部落，而且将宽甸六堡的军民全部驱走内迁，将六堡之地白白送给了奴儿贺齐，使奴儿贺齐愈发壮大。熊廷弼发现之后，毫不犹豫地弹劾当时位高权重、已可称为辽东王的李成梁“驱民弃地”，驱走六万百姓，放弃宽甸八百里土地，拱手送与奴儿贺齐。且在那时就警告朝廷“今之危敌，不在河西而在河东”----国家的威胁，不在辽河以西的那些松散部落，而在辽河以东日益壮大的奴儿贺齐。

    观熊廷弼为政实绩，无论民政还是军事，称得上不惧权贵，雷厉风行，远见卓识。

    于萨尔浒败途斩杀丧胆逃将之后，熊廷弼整军经武，在辽镇镇城辽阳修城掘壕，练兵发饷，制作战车，整治火器，使人心逐渐安定，军心士气渐渐回升。

    腾出空来的熊廷弼向朝廷奏上战守方略。

    方略中明确，绝不能急于决战，而是决定以深沟高垒的坚城为依托，利用地利，放弃掉某些不够险要、高大的城池，以充足的火器弓箭为保障，组织部分精兵，展开游击战，打击东金的耕种和放牧，使东金逐渐疲弱，然后再寻找胜机

    随后，熊廷弼派韩原善去安抚沈阳，韩原善却根本就不敢去；再派阎鸣泰去沈阳，阎鸣泰越走越怕，竟然在走到半路时吓得大哭而回。从这两人身上就可见当时朝廷官员对东金的惧意有多重。

    熊廷弼却并未就此放弃，完全没有被吓住，而是亲自去了沈阳，并且冒着危险去了总兵贺世贤都不让他去的、距东金更近的抚顺，稳定军心民心。

    熊廷弼刚刚稳定住了沈阳、抚顺等辽东一线，朝中吏科给事中姚宗文便开始污蔑他“兵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附戢”。紧接着，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郭巩等人就开始摇唇鼓舌，说熊廷弼有八无谋、三欺君，无能，不肯进攻收复失地，却让士兵天天挖土。

    这当中有意思的是，姚宗文是浙江人，与浙江出身的阁老也比较亲近，因此被东林归类为浙党，但东林居然罕见的没有逢浙党便反对，而是顺着姚宗文的奏疏大肆攻讦熊廷弼。

    不止这几个人摇唇鼓舌，杨涟等人也上疏认为熊廷弼应该辞职。

    终于，赶走了熊廷弼，用东林的袁应泰接替。袁应泰这人品格没什么问题，但“既不知兵，亦不知辽”，结果不足半年，沈阳、辽阳便在天启元年三月接连失陷，袁应泰在督战的辽阳城镇远楼自尽殉节。

    关于此事，时人曾有猜测：东林想搬倒熊廷弼，以李三才取而代之，推李三才进入内阁。可惜李三才自身不廉洁，激烈反对的人太多，最终未能成功。不过虽未能推上李三才，但还是把袁应泰推了上去。东林以为袁应泰能在已经被熊廷弼稳定住的辽东摘个果子、弄些政绩，可惜对面的东金不配合，熊廷弼离开，奴儿贺齐立刻放胆进攻，而袁应泰又是真的不知兵，结果误了国家，也误了自己的性命。

    沈阳、辽阳失陷，袁应泰身死，惊慌失措的朝堂君子们无人愿意去辽东----无人敢去，人人视之为死地！就像之前大哭的阎鸣泰。当时在朝堂上论起辽沈失陷之责，群情汹汹，沸反盈天；论起收复辽沈之实策则人人噤若寒蝉，鸦雀无声。

    深重惧意之下，君子们便再次想起了熊廷弼，于是再次启用熊廷弼。

    但偏偏又有人鼓动“自己”这个皇帝在启用熊廷弼的同时任命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分熊廷弼的权，当然，现在看来，也是要分可能随熊廷弼而到来的功劳。于是在方震孺的举荐下，王化贞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宁，便宜行事。

    这当中，即便是边疆国事如此危急，郭巩还是大肆攻击熊廷弼，连带攻击举荐熊廷弼的刘一燝。

    只是东林诸人没想到，王化贞是个像袁应泰一样不知兵、却比袁应泰更爱说大话的。

    没过多久，听了王化贞的诸多夸夸其谈的大言，尤其是其所说的发百万帑金给察哈尔，察哈尔部可出四十万骑兵攻打东金，还能策反东金的李永芳里应外合，众正君子们可能是觉得自己又行了，凭王化贞纵横捭阖就能建功立业、摘得果实了，于是又要罢免熊廷弼，只留王化贞掌控辽东，“庙堂诸公向闻人言复辽难，须兵多、饷多，辄眉皱不欲听，一闻化贞言辽可反掌而得，辄大喜，谓才可独任，立发帑百万金与勾西人，遂有以抚兼经之议”。

    见识短浅、罔顾实情、好大喜功、勾心斗角之下，熊廷弼这个辽东经略被安排驻扎在了山海关，毫不知兵的巡抚王化贞则驻扎在了广宁，镇守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