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读史读到的蛛丝马迹在王战心中闪现，与现实映照，虽然可能更偏于心证而非实证，但还是极大地坚定了王战暂时留下魏忠贤的决心。

    这个决心，首先是出于大曌现实，而非彼世史书。

    彼世东林对史书中大明的衰颓所负有的极大责任，不过是给此时的王战提供了一面更清晰的镜子罢了。

    王战觉得，就算东林党不是故意，道德上没有露出瑕疵，但在沈阳、辽阳直至广宁兵败这一系列事情上，东林以及非东林诸朋党在国家大事上体现出的朋党优先、治国无能是确凿无疑的，对现在自身所处的大曌的危局是负有巨大责任的。

    广宁兵败以及兵败之后的一系列举动便是最直接的体现，直接导致了熊廷弼这个少有的边事能臣被杀。

    党同伐异式的撕咬，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置边事能臣于死地。

    国家百姓的利益，时时被他们放在嘴上，却丝毫没有被他们放在心上。

    大曌天启五年八月二十八，外战能臣熊廷弼被刑部主事张时雍监斩于京城西市西四牌楼之下！

    而一同被判死刑的广宁主官，巡抚王化贞，到现在居然还活着。

    更可笑的是，熊廷弼拿问下狱之后，“自己”的老师、东林党大佬、一代名臣孙承宗负责辽地军事，采取的策略更类似于熊廷弼，却绝不类王化贞。

    天启二年，十六岁的“自己”大怒——看到王纪、邹元标、周应秋对王化贞和熊廷弼的判词之后，觉得王化贞虽然无能，但对自己还是赤胆忠心的；熊廷弼虽然雄才大略，却是仗恃着自己的雄才大略恃才斗气，因一己之私而亟亟于私怨、怠惰于皇命，导致辽西连一座城池都没剩下，实在是有负自己的信任与恩遇。恃才忘恩，因私废公，比无能的王化贞更该死。

    王战再次用心回想，细细体会当时脑海中的怒意——怒意来源无误。

    然后，怒意在天启五年八月达到顶点——在看到了冯铨献上的《辽东传》、听到了冯铨对《辽东传》的解读之后。

    八月二十八，熊廷弼被斩首。

    ......

    史实现实，交织映照。

    显然，在巨型皇帝的暗影下，天启并没有无限的权力，更没有充足的信息，听到看到的，都是文官集团让他听到看到的，决策的正确性、有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自以为都是乾纲独断的决策，其实一喜一怒可能都在他人算中！

    王战知道自己现在的判断也未必就准确，终究局限于有限的信息，未必准确，熊廷弼未必就是超级大能。

    而且王战也相信，辽东之事根本不像某些御史说的“今日之事，尽在经臣生死以之”——一个大国到了这等地步，哪是一个经略大臣一人一事造成的？那是百年来百官齐腐造成的。怎么可能某个人就能力挽狂澜？

    想要力挽狂澜，只能是整个朝廷的官员、不纳税赋的特权阶层都得到改造，最伤害民心、最伤害国势的特权彻底被消除，那才能实现民心的凝聚，进而实现国力的进步，实现军伍士气的高涨、粮饷军械的充足、训练的有素而取得胜利----所以现实就是，就算熊廷弼没死，也顶多是守成而无法反攻，至少是反攻难度极大，也就无法避免被批评“具檄诸边以御东虏，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臣恐财尽民穷、盗贼蜂起”。

    “今年八百万，明年八百万”，饷银当然不少，但也要看这饷银装到了谁的口袋里，否则，八千万又有什么用？不过是让特权权贵、贪官污吏的富贵更上层楼罢了，不过是让千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

    换成谁，都无法避免被这样批评。贪婪的特权阶层如此，国事便只能如此，国势便只能也如此。

    但就算熊廷弼不是能臣，只是一般，且放弃宁远之举真有赌气、真有对王化贞幸灾乐祸的成分，那至少在他熊廷弼被斩首的情况下，王化贞也不应该还活着——毕竟是掌握十三万大军的王化贞丧了广宁、弃城而逃——而且王化贞是和熊廷弼同时判的死罪。

    广宁之败，有人上疏认为熊廷弼该死，有人上疏认为熊廷弼不该死且应该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没有人敢说王化贞不该死。即使是在皇帝面前宣扬王化贞赤胆忠心的王纪、邹元标也不敢公然说王化贞不该死，只敢旁敲侧击地说王化贞赤胆忠心。

    这种情况下，群臣意见不一的熊廷弼死了，群臣一致认为该死的王化贞却活着，岂不是笑话？放在国事背景下，放在丧兵失土的背景下，简直是森冷的笑话。

    前前后后对比起来，确实没有一个东林在边疆战事上显示出了胜过熊廷弼的才能，也少有人显示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公义，单纯在此死罪判决上也没有显示出以眼前危急的边疆战事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公允。看似在坚守国朝律法，实则是打着律法的旗号，将边疆战事、国家利益抛在一旁。

    所以在王战看来，大明边事能臣、国家干城熊廷弼，不论及私德的话，大约三成死于阉党，七成死于东林。看似最终操刀的是魏忠贤阉党，实则死局起始于东林；论及私德的话，大约两成死于阉党、四成死于东林，还有四成，死于自己言辞尖酸刻薄好骂人：身为能臣，被判死罪，为其说话的人却却太少了。确实有才，文武全才，但不具有半点与同僚和睦合作的能力，绝大多数人都讨厌他。

    归根结底，死于党争。朋党私利，压倒国事。

    只为自身利益撕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承担半点责任的“党争”，对华夏文明的危害无以复加！

    王战来到此世的时间确实是很短，但是彼世读书读史的时间却不短，在长时间读书思考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结论；醒来的时间虽短，思考却不慢。

    成熟的看法映照严酷的现实，王战迅速拿定了主意：自己要的是消除了治乱兴衰循环，开启了民智，人人自强、人人负责、具备自省自新能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华夏文明。

    如此，自己必定要推行自己的思考所得，必定要首先触动文人、触动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

    作为既得利益特权阶层一员的东林只会成为阻力，已不可用。其他的齐、浙、楚党呢？同样是既得利益者，而且就算本来没怎么样，但是与东林斗了这么多年，党同伐异也已经深入骨髓，也不行。而且大曌所有这些文官，在没有经过改造、思想没有转变之前，执行力都极差！

    那么，短时间内，谁可用？

    魏忠贤。

    必须留着魏忠贤，利用他。

    魏忠贤自有其特有的利用价值。

    单说效率，自己要做什么具体的事情，现在的魏忠贤，效率比任何人都高，东林完全无法与之相比。不但不能相比，只要不合他们的意，他们立刻会成为掣肘，成为朝政齿轮当中的楔子、润滑油当中的砂粒。客观来说，阉党文臣也更愿意逢迎皇帝，而不是遇事就要反对一下来彰显清流风骨。

    以王战从史书上的了解，这些东林之人，非此即彼，在他们眼里，不赞同东林的都是小人、邪党。现在，融合而来的大曌第一木匠的记忆也是如此。所以，在不杀魏忠贤的情况下，若是任由他们上奏，甚至让他们以为风向变了，疯狂的上疏弹劾阉党，必欲将非东林之人全部清除出朝堂，无非是让党争再次激烈、朝政运转失灵，对于王战接下来的施政打算没有任何好处，对国家百姓毫无益处。

    若没记错，时空若无巨变，眼下的东金应该正要进攻锦州和宁远。前线的军队需要得到真金白银的粮饷支持。

    魏忠贤确实日渐坐大日渐残暴，但魏忠贤作为依附于皇权的家奴，唯一在乎的就是皇帝的意志，多多少少能把巨商大贾的商税矿税收上来一些，阉党的恶名有一部分就来源于此。

    征收商税矿税的过程中，虽然魏忠贤可能贪的更多、勾连放纵商贾所得贿赂更多，并没有把能收的商税都收上来，但有总比没有强，在自己培养出执行团队、能掌控朝政、彻底的贯彻意志之前，只能先饮鸩止渴。

    总比彼世天启之后的崇祯强：

    彼世崇祯灭了魏忠贤之后，各朋党，无论是东林还是阉党残余，作为既得利益特权阶层的代言人，对商矿税收都是极力反对。最终崇祯在文人“尧舜禹汤”的称颂忽悠声中，干净彻底地罢了商税矿税，结果国库空虚无钱养兵，只能继续加派，将所有养兵所需的税赋加派都压在穷苦农民身上，逼得农民活不下去纷纷造反；为了剿灭各地农民的造反，只好在加派之外再加征用以剿灭造反农民的剿饷、练饷，于是使农民更加活不下去，更多投入造反的队伍，恶性循环。由是，造反农民军内患开始与事实上已经从边疆边民变成外患的建州东金共振，最终震塌了大明这座大厦！

    而且对军饷这一块，只看十年战果就知道了，大曌与彼世明末一样，整个文官阶层的吃相都丑陋的无以复加，尤其是跟他们读的圣贤书映照起来，绝不是只有阉党才丑陋。

    所以，暂时还是要留下魏忠贤。

    自己手中的华夏大计，半年之内非魏忠贤不可，半年之内，魏忠贤将是自己最快的刀。

    只是这样一来，自己用刀的方式与目的会与以往大不相同，还要小心不要被刀割了手才是。

    这是必须承担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