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清楚，说是所有读书人，其实还不够全面。

    这连眼前的朝堂都没有完全覆盖，还没有算上土木堡之变后在朝堂上失声的勋贵武臣。勋贵们虽然没出声，但也必定是反对有田者皆纳赋的，毕竟他们在京城周围就有四五百万亩良田，是皇庄的两倍都多，在南直隶也差不多有这个数。

    除了勋贵，还有“自己”遍布天下的皇亲藩王，他们的赐田更多，毕竟藩王的数量在那里摆着。

    “那朕就把刚刚说过的话再啰嗦一遍，太祖时的读书人已经得到优待，有大功的更是当时封赏，为何今日寸功未立的读书人还要优待？无过不得罚，无功不得赏，凭什么就要凭空得到优待？”看着满朝的反对者，王战深吸一口气，字字清晰地说道。

    “再者说，朕并不让你们多承担什么，只是让你们纳一些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田赋，一体承担国用。人人都承担一些，便可让穷苦百姓的负担轻一些，不好吗？老百姓重赋加身尚且没有伤心，你们缴纳如此微薄的田赋怎么就能伤了心？怎么，你们不愿意为生民立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王战连连反问。

    面对着充满金殿的反对声音，面对着大片出班的黑压压的反对者，王战目光逼视着吴甘来和他身旁的一众言官，没有一丝回避，没有一丝好脸色。话语也是异常干脆，没有任何迂回，更没有任何慌张。

    吴甘来有些惊愕。他说什么也没想到，木匠皇帝能把“为生民立命”当问题扔出来，更是指责自己等人“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在他想来，整天要么摆弄锛凿斧锯、要么骑马射箭的年轻皇帝都不应该知道这句话。

    其他人也同样惊愕：面对群臣如此汹汹民意，皇帝居然没有显出一丝的缓和。不怕圣旨出不去京城、不怕千古骂名吗？

    “圣上——”吴甘来、薛国观和彭汝楠不约而同、异口同声。

    “莫要空言，朕不想听那些欺人大言，你们只要说，愿不愿意与百姓一起分担国用。愿意，还是不愿意？”王战毫不留情的打断了三人。

    “......”

    三人一时无声。

    这个问题也确实没法回答：说不愿意让穷苦百姓少一些田赋负担、不愿意与穷苦百姓一起承担国用？那仁义礼智信之中的“仁”字便再也休提。“义”字也同样如此，没有了对老百姓的“仁”，没有了对国事的共同承担，还有什么大义？可若是说愿意，那还反对什么？

    “圣上之田赋高达太祖所定田赋之三倍，必定令天下百姓不堪重负，生计无着。如此田赋，可称横征暴敛，必定使天下百姓陷于水火。”正当群臣为难犹豫之时，吴甘来再一次强硬的向皇帝开火，对皇帝提出的尖锐问题却是避而不谈。

    对吴甘来的表现，阉党群臣大为惊愕的同时也是幸灾乐祸，只盼着他在皇帝这遭到重惩。

    “一斗太高了？”王战不由冷笑，“万历爷的时候天津巡抚万世德请求在天津直至永平一带开水田，上等地田赋一斗，中等地六升。到万历三十年的时候，汪应蛟在天津葛沽、白塘等地开水田两千亩、旱田三千亩，上肥勤者，水田亩产五石水稻原粮，一般者亩产三石水稻，旱田杂粮亩产亦达到一石六斗原粮，这还只是官家。”

    “再说民间，北方两年三季收获，佃户每季交给身为读书人的主家至少五斗，一年至少是七斗半；南方一年两季或三季，佃户一年至少交给主家两石三石，朕定为一斗，且免去了全部徭役、免去了任何杂征加派，怎么就高了？与天下君子清流向佃户收取的田租相比，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低到所有佃户都想脱藉自己去开荒。低到那些人家中的千顷良田都只能自己种，再没有佃户愿意给他们种地。”

    “朕在这里再强调一遍，任何在这年赋一斗之外加征的都是犯罪，谁敢向老百姓多征一升，老百姓就可以将他扭送官府、扭送京城，有功无过。”

    王战条分缕析，强硬无比，是群臣从未想象过的强硬，是万历爷、嘉靖爷都没有过的强硬。

    王战对田地的了解亦是大大超出他们的想象。

    天外有天，震惊之上还有震惊。

    他们无从预料，一个多月没见的皇帝今天会是这副样子，更想不到皇帝会把民间或者说他们这些官员自己家中对佃户与投献之人的高额田租说出来。刚才已经说一遍了，现在这么多大臣一起反对，居然还说，还说得这般细致，丝毫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反而是一副撕破脸的架势。

    骤然之间，大曌最顶尖的一群人一个个瞠目结舌。

    “圣上，圣上若执意如此，硬性更张祖制，臣等只能封驳圣旨。”礼科给事中彭汝楠出班，强硬抗声。

    他像吴甘来一样，同样避开了具体问题，不与皇帝辩驳具体田赋的高低。

    “臣等只能封驳圣旨......”六科大部分人齐齐踏前一步，只有薛国观等少数几人略慢一步，却也还是跟了上去，殿内气氛隐隐如乌云压顶。

    “呵......”王战气笑了：讲不出道理就硬性封驳，还真是既得利益者的本色——足够无耻。

    大曌皇帝看似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大曌发展到今天，文官集团实际上已经极大的制约甚至束缚了皇权：大曌现在正常的圣旨程序，首先是皇帝下诏给内阁和六部，令其起草圣旨，这就是阁老票拟，也就是拿出成熟的政务意见；之后圣旨初稿与皇帝反复沟通商定；商定后才是皇帝御笔朱批；御笔朱批后经六科给事中审核，通过之后，用印，发出圣旨。

    通常在六科审核之前，阁老在拟定圣旨的过程中就要与六科进行充分沟通，以使圣旨在皇帝、阁老、六部、六科之间取得共识，利于最后的通过。这个过程中，六科给事中如果反对皇帝和阁老的意见，则可以驳回圣旨，也就是封驳。

    六科给事中与御史本就是“上纠皇帝、下纠百官”的，这种封驳就是一种纠正。这种纠正的权力本身也是皇帝赞同的。国初之时，六科给事中与翰林们，在上朝的时候都是在皇帝御座近前的，“常朝俱在御座左右”，就是要在百官面前表明对这些八品官的重视，表明皇帝愿意接受谏言。

    在被封驳的情况下，如果皇帝要强行发出圣旨，则被称为中旨，中旨只能用墨笔而不能朱批，现在的地方官员都是不太尊重这种旨意的，因为谁都知道，这样的圣旨没有取得大臣们的共识。以至于面对中旨，甚至有那强硬的文官会干脆拒绝执行。

    而皇帝面对封驳，通常也不能怎么样，最多是罢官——罢官也只会成就被罢者的名声，所以皇帝通常只能是捏着鼻子认了。

    若是杀了封驳者，那皇帝就是不能纳谏的暴君。而且通常也杀不成，因为其他的文官们都会反对，谁也不想让皇帝有随意杀文官的权力。

    彼世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政务程序是一种进步，但是在王战看来，这种制度虽然制约了皇帝的权力，但在没有强有力都察体制、没有政务政令充分公开的情况下，文官集团的权力并不比皇权更进步，相反，这种制约反而带来了极大的特权和贪腐：

    若说皇帝每年要消耗百万两银子，则庞大的文官集团每年至少要几千万两银子，除了俸禄，还有巨量的贪渎、飘没、分润——巨量的军饷、赈灾粮、工食银被揣入各级官吏的腰包。还有佃户不得不接受的每亩至少五成的高额田租。所有这一切，每年相当于两三亿两白银，远胜皇帝的消耗。

    文官、士绅和勋贵构成的特权集团蛀空了整个国家，这从史书上李自成仅在京城追赃比饷就能拷掠出几千万两银子就能看得出来。

    更可恶可怖的是，文官集团还可以只通过对自己的特权有利的政令，对削减自己特权的则一概封驳，令老百姓负担的私加滥派越来越重，永无翻身之日。老百姓还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如此苦难。

    所以在王战看来，在没有强有力的、互相监督的都察体制的情况下，在没有政务政令向百姓充分公开、向百姓细致宣讲的情况下，大曌文官士绅特权集团就是一个超巨型的皇帝——而且这个皇帝还是个超级臃肿、超级贪婪、超级无耻地维护自身特权既得利益的昏君！

    说白了，王战认为绝非皇帝才需要制约，而是君臣皆需制约。面对数量庞大、权力同样庞大的文官集团，一个强有力的实权皇帝绝对是必需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实权皇帝，文官特权集团只会肆无忌惮，绝不会适可而止——他们的贪欲是无穷的。

    没有强力来约束制约的贪欲，只会泛滥成滔天的洪水，绝不会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