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文官集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实权皇帝来制约。”

    有了这样的认知，自然就有了刚才那一声耻笑。

    那一声耻笑的轻蔑被群臣清晰地感受到了，尤其是六科给事中和御史们，恼羞成怒急速增长。就在他们这些言官将要爆发的时候，一道平和的声音打破了静默。

    “启奏圣上，臣赞同苏大人之议，朝廷营造需要人力繁巨，若免除徭役，朝廷必定难以支撑。而且当初行‘一条鞭’法就是为了免除百姓运粮之苦，亦减少一路运粮的吃食消耗、颠簸折损，如今又改回征收本色，是否会增加百姓负担？”

    说话的是工部尚书崔呈秀。

    王战耻笑出声，感受到一片惊愕静默中酝酿的愤怒，正要更强硬的出击，崔呈秀却在此时出班启奏。

    对于一众同僚芒刺般盯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崔呈秀只做未觉，面色如常。

    对于皇帝的意图，他心中当然也是反对的，只是没敢站出来罢了，毕竟奴颜婢膝惯了，深怕惹怒皇帝。此时见反对田赋的道理已经没法跟皇帝讲，否则便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崔呈秀念头飞转，决定退而求其次，先保自己的财源和政绩，遂无视同僚从根本上反对的意思，与皇帝讨论起了具体的问题。

    对身为实职工部尚书的他来说，修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三大殿之类的大工程，那才是自己政绩的来源、讨欢心的根本。更是自家财富来源。没有那些苦哈哈出徭役、纳免役银，富贵从哪来？五个工部尚书中，真正说了算的可是自己。虽然，没了税粮折银，家族中的那些粮店可就少了一大笔收入，可自己的大笔财富还是来自于大工程。

    正好前面有了苏茂相这个出头之人提出具体的异议，此时言官又咄咄逼人，与皇帝僵在那里，争辩的这会功夫他便想好了主意：现在顺着苏茂相、却逆着大多数人说话，既可以给皇帝一个台阶，取悦于皇帝，又可以表一下忠义之心，还可以借苏茂相的异议先保住徭役，征收本色也顺带一说，不显突兀。至于有田者皆纳赋，反正有那么多人反对，只要封驳成功，自己跟着不纳赋就好了。

    崔呈秀自以为是一举数得。

    大臣们也没人打断崔呈秀而继续提起封驳。

    惊愕愤怒中的大臣们都注目皇帝，等待着看皇帝如何回答，是接着封驳继续往下说，还是接着崔呈秀的话往下说，不约而同的，他们都想仔细的观察观察皇帝——今天的皇帝太出乎意料了，完全陌生。正好有崔呈秀这个台阶，一瞬间，人同此心，他们都打算先静观其变，是以竟然没人像打断苏茂相那样打断崔呈秀。

    王战深吸一口气，看了看崔呈秀和苏茂相，“两位爱卿所虑不无道理，不过，朕亦有考虑。”

    王战知道，苏崔这两人看上去意见一致，实际上心里的想法可是大相径庭。不过眼前也不是一锤定音、大砍大削的时候，对于讲不出正当理由、只是出于既得利益一味反对的，可以直截了当的正面硬刚；对于还能就事论事的，或者是能摆出就事论事样子的，自然还是耐心解释为好。

    “还是先说苏爱卿的担心。朕定的不是田赋一斗，而是年赋一斗，其中区别可是很大的。”

    “朕将税赋固定为年赋一斗，是为了税制简明，不给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之机。若将田亩按肥瘠不同定为上中下三等甚至像以前那样的几百等，按等收取田赋，则有钱者必定行贿，有势者必定仗势，官吏纳贿附势与之勾连，则将上田定为中田甚至瘠田，朝廷本该收取两三斗却只能收到两三升；而无钱行贿之贫农，下田被定为上田，本来只需交两三升，却要交两三斗，那些边边角角的沙土下田所产本不过三五斗，如此一来岂不是要全家饿死？”

    王战并不是胡说，大曌许多地方的田地等级真的是被细分成了几百等，只不过谁家上等、谁家下等就不好说了，反正皇帝是不知道的。

    “此等坑民之举，国朝遍地皆是，官逼民反也便是因此吧？所以，若要田亩按肥瘠不同分等收赋税，除非天下皆是清官清吏，否则，山高皇帝远，这看似十分公平、按田等纳赋的爱民之举，实则是害民之举，害了大多数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王战说到此处，语气中已不知不觉带出了沉痛之意，沉痛之中已微有难抑的怒气。

    “坑民之举、遍地皆是？官逼民反便是因此？”下方群臣的心里不停念叨着皇帝这句话，但却没人再急于说话。

    一方面，事实是最难以反驳的；另一方面，他们不急，也是因为不相信最后会无法“匡正”眼前的皇帝，

    在刚才皇帝出乎他们意料的说出“不愿意为生民立命”、“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还有他们家中对佃户“两石三石”的高额田租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已经不急于说话了。

    他们每一个都比年轻皇帝的养气功夫更深厚，每一个都比年轻皇帝的朝堂斗争经验更丰富十倍百倍，他们不急，他们想看看这个面目大变的木匠皇帝心里究竟还藏了什么，然后再做应对。

    他们相信，群臣反对、六科封驳，年轻的皇帝不会有什么办法，最后只能像他的爷爷万历一样，赌气回宫。

    但他们还是没料到，皇帝居然把那些坑民之举、把“山高皇帝远”这样的话就这么轻易的说出来了：皇帝和臣子之间维持着的那层脸面呢？皇帝这是要撕下来吗？满朝文武，天下官吏士绅，谁家不是把田土肥瘠程度往低了评？只有往外卖地的时候才往高了评。

    再细细琢磨之前的那些话，捉摸着皇帝的语气，他们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圣意......究竟是要干什么？疯了吗？

    不管群臣怎么想，自己胸中块垒出口，王战的心情却渐至阳光。见群臣讷讷不能言，便又说道：

    “还有，我大曌南方一年三熟或一年两熟，北方山东、北直隶一线亦至少可两年三熟，朕将田赋固定为年赋一斗，从此之后原本两次的夏税秋粮，变成一年只需缴纳一斗，再无任何加派，即便是瘠田也能承受，贫家至少得以饱腹。肥田千亩万亩之家虽年赋四斗，看似不少，实则摊至两熟或三熟，每一季每亩不过一斗三升或两斗，但此等人家田亩必定大多为上田，每季亩产一石已属最平常，亩产两石、三石甚至四石五石者在所多有。尤其是江浙和湖广，一季亩产三石者并不在少数，相比原来之税赋，仍然占了大便宜。诸位爱卿，朕算的可对？”

    群臣不言，王战却主动发问。

    一寸山河一寸血，退一寸，后面便会跟着一尺，就会退习惯，退一步便无死所。所以，王战现在就是要坚定的推进议题，就是要这些习惯了束缚皇帝、习惯了以己意代民意的权贵们感受到事实的力量、感受到他们自己在事实面前的虚弱无力。

    没有任何苛捐杂税，取消了徭役，只有这“年赋一斗”，大曌农民的负担至少减掉了九成。

    至于为什么不按太祖制定的三升或五升执行，以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低税赋来把自己显得无比的爱民，那是因为真不够用。为什么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贪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确实要给那些名义上没俸禄的吏员、衙役、捕快发生活费，毕竟谁也不能喝西北风活着。由那些苛捐杂税和多年积欠的军饷可知，三升是绝对不够的，所以干脆明确为一斗。

    当然，王战面上还是慢条斯理，微笑着看着下面的大臣——这些人相当多的出身于南方，江浙的不在少数——他们对江浙的田赋有多重心知肚明，在皇帝的目光下，心中已经细细盘算起来。

    王战不怕他们盘算。

    当年熊廷弼巡按辽东，实地考察后就曾上疏说过“辽多旷土，岁于额军八万中分以三分屯种，可得粟百三十万石”，显然，八万人分出三成两万四千人，年收获一百三十万石。按此推算，一个劳力全家五十亩地算，一百二十万亩，一亩地大概亩产一石多，这还只是一年只能种一季的辽东——因东金杀掠而土地时恳时荒、不算彻底熟田的辽东。

    再加上其他一些信息来源，比如看过的一些县志，所以王战对自己所说的粮食产量还是很有信心的。

    户部官员对皇帝说的收成数字也确实没人反驳，虽然有许多大臣看着他们。

    “所以朕以为，大曌的百姓一定会接受这‘年赋一斗，徭役永免’。他们宁可将自家的土地白白献给别人、做别人的佃户，还要拿出至少五成的收入献给主家，怎么会不接受这‘年赋一斗’？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稍等了一会后，没有等到群臣的回答，王战结论出口，再次相问。

    寂静的金殿宛如无人。

    众大臣无人能开口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