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听到李邦华、刘宗周等人的反对声，站起身来的黄立极十分失望。

    黄立极以为，话说到了此时，再不反对则商税矿税就要成了定局，总要有人跳出来吧？尤其是东南诸臣。

    他已经准备好了舌战群儒、准备好了慷慨陈词、准备好了做皇帝的急先锋，可是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他的意料，蓄足的力量居然没有了用武之地，怎么能不失望？

    除了郭允厚，李邦华和刘宗周等人居然都没有出言反驳他这个阉党，殿上其他那些平时已经露出怨言的人也没有出来反对。

    实在是失望。

    他没想到的是，在皇帝身边的自己在变，没在皇帝身边却看了一路报纸的李邦华、刘宗周等人也在变。

    虽然与阉党势不两立，不过被报纸潜移默化影响了思维方式，又与孙承宗进行了连番长谈，李邦华、刘宗周等人已经开始逐渐像王战一样看待问题，毕竟那些逻辑清晰的论断不是什么高深晦涩的道理，只要内心还有一丝良知，还有一丝为生民立命的理想，那便都能理解认同。

    有了这样的思维基础，首先便不会因为黄立极是阉党就出班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的行为他们本来也是不赞同的。

    而没有了为反对而反对的的恶习，此时他们面对皇帝，面对具体问题，顺着皇帝的思路，仔细想想，逐条细思，很容易便发现黄立极这番话确实不能算是阿谀奉承，觉得皇帝这样安排确实既能收税，充实国用，又避免了税监矿监肆无忌惮的荼毒民间——整套安排中各部、院、厂、卫互相监督却并不掣肘，细思下来，确实堪称严密。

    而且一旦以商税矿税充实了国用，那以后必然不会再兴起对广大穷困农户的加派，穷家小户可得长久安乐。

    虽然锦衣卫和东厂仍然让他们不舒服，但平心而论，这种安排也确实是在限制了税监权力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厂卫的缉捕之权。锦衣卫和东厂若按照皇帝的说法去做，权力必定被大大约束，危害必定被大大减轻。这种约束本就是他们这些文臣们一直期盼的，而且看皇帝对律法和公平的强调，这些约束必定都会成为律法明文。

    尤其是指认矿脉和诬人偷税这两条都被废止，税监也不再有直接收税的权力，收税之权全归户部文官，税监唯一只剩监督奏报之权。整体看下来，反而可以说是文官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如此情况，他们又怎么会反对？

    再者，他们本身也不赞同豪奢的商人一文不纳。在明白皇帝铁了心要收商税矿税的情况下，面对皇帝这样的安排，权衡下来，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与万历帝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更何况税赋的使用情况皇帝还要公之于众，让天下万民知晓，在李邦华、刘宗周等人眼里，皇帝的安排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大公。

    王战关于“大公”之论，以诸人的学识，虽是初闻，也依然都能清楚地理解税赋与国用的关系，内心还是认同“大公”之论的，尤其是刘宗周。

    刘宗周虽然被几任皇帝和许多大臣评价为“迂阔”，但他的出发点确实是真正的为国为民，绝不是党同伐异，比其他所有人更“正”。

    他虽与高攀龙切磋过学问，却从没有认为东林党就一定是对的、东林的对头就一定是错的。除了给周起元的那封信，他曾经还上了一封奏疏《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朝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危害国家，希望朝廷能平息党争，不以门户论正邪对错。他这样的人，一旦认同了某个道理就会全身心的去维护、去身体力行，比一般的人更坚定。

    “看来皇帝不是向先帝万历爷一样只是一味贪财、不顾其余。”

    黄立极的失望中，李邦华和刘宗周微微对视，心里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想到这里，刘宗周微一振袍袖，上前一步，肃容说道：“启奏圣上，微臣赞同圣上‘税赋大公’之论。国库空虚，边事紧急，圣上对商税矿税之安排堪称严密，微臣亦赞同，然具体效果如何有待观察，一旦事有不妥，望圣上听取进谏、及时改进。”

    他赞同公平，赞同商人纳税，赞同现在皇帝的安排，但有之前矿监税监的荼毒恶果在前，心里总还是有许多担忧，所以现在就建言皇帝，事有不偕则需及时改进。

    “那是自然，易乃万易不易之理，一项国政的实行，当然要随时听取意见，查找不足，及时改进，只是不能因噎废食罢了。诸公切记，确定一件事有道理、应该做，那就想办法做好，过程中不断地总结改进，而不是因噎废食。”话题至此，王战心情大好，笑吟吟的说道。

    “谢圣上，微臣再无异议。”刘宗周施礼回班。

    李邦华等人也不再反对。

    “诶......无需谢朕。为亿万百姓，本该如此，朕不会死要面子不认错，为了面子而害了百姓。再者说，其实这矿税商税，大臣中早有人采取类似举措，且效果不错，要不然朕也不会有如此信心。那人的手段还不如朕严密。”

    “微臣孤陋寡闻，不知何人早已行之。”刘宗周确是好奇，何人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种事。

    群臣亦是好奇。

    “便是天启四年的两广总督何士晋。东事紧急，辽饷沉重，为了不向百姓加派、减轻百姓的负担，何士晋在任上行三项举措，用后来继任两广总督的商周祚的话来说，就是‘一曰查捐公费俸赎，一曰裁革冗役工食，一曰议榷墟场杂税、增设关厂额税’。”

    面对感兴趣的群臣，王战给出了答案。

    王战话音一落，东林诸人陷入了沉默，面色都有些不自然。

    听到何士晋三个字便有如此变化，没别的原因，只因何士晋也是东林，天启五年离职也是因阉党参劾。他们也不是一点也不了解何士晋的作为，只是习惯使然，从没往这方面想过。现在想想，东林居然收商税，目的居然是为了不向百姓加派，从李三才到现在自己等人，却一直在反对商税矿税，这......

    仔细想想何士晋过往的作为，东林诸人一方面有些不自然，一方面又有些自豪：

    何士晋在两广总督任上，用繁荣市场、增加税源的方法来增加收入、充实辽饷，避免了对普通百姓田亩的加派，极大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

    做法总结起来，无非是开源节流、拿出地方财政收入充入辽饷。

    开源，何士晋增加墟场、榷关的设置，增加税额，也就是增加交易市场，促进商品流通，繁荣地方经济；在让小农、商贩都能通过商品交易赚到钱的情况下，增加商税；在市场上收到的商税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自然增长。

    节流，则将冗员裁撤，节省财政开支。

    对于财政问题来说，抛开监察措施暂且不谈，这种做法近乎治本。

    无论彼世大明还是此时大曌，地方上的收入，是能见到真实钱粮的收入，而所谓朝廷的岁入，大部分只是汇总了地方收入账目的名义上的收入，地方的钱粮并未真的都千里迢迢运到京城，而是只存在于京城户部的账面上，钱粮仍在地方。地方百姓缴纳的钱粮，许多都是经过地方官府直接转移支付给了地方官员和附近的军镇。

    在采取开源节流、裁撤冗员的措施后，节省下来了钱粮，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何士晋有心减轻百姓负担，自然可以拿出这些实实在在的真实钱粮收入充入辽饷，而不必再去对百姓进行加派。

    何士晋，名列东林点将录，地佐星小温侯。

    王战的目光下，东林诸人与有荣焉。

    少顷，李邦华打破了沉默：“原来如此，微臣惭愧。圣上的安排确实既能充实国库，又避免矿税二监荼毒，又有前事映照，对商税矿税，微臣再无异议。不知圣上对诸王是否也有类似严密的安排。”

    李邦华明白皇帝这时说出何士晋是何意，也明白，道理讲至此时，已经没什么好辩驳的了：皇帝的种种监督举措很严密，税赋的道理更是清晰有力。

    既然如此，那就尽快论一论诸藩王之事，那可是能扯旗造反的人。

    李邦华想得很单纯，殿上群臣闻言却都是一愣：这怎么忽然就转折到诸王身上去了？

    转折如此生硬，令得发愣的群臣中许多人怀疑这是不是皇帝事先安排好的，就像孙承宗那样——他们对孙承宗和皇帝这对师生是存疑的。

    生疑之下，虽不再争辩反对，许多大臣心中却泛起不以为然：

    皇帝以为这样就算成功了吗？想得未免太简单了。对税监的都察再严密又怎么样？真以为富商矿主是怕多缴税赋吗？是根本不想缴好不好？皇帝还是太年轻了，不知江湖之远。等着粮盐奇缺、物价飞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