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王之事，朕知道你们担心什么，不过让诸王什么都不能做，本来就不是太祖时的祖制，那我们到底要遵循那个祖制？”皇极殿上，朝会还在继续。

    王战的问题背后，是群臣都知道的事实：一直到成祖，大曌的藩王都是真正的国家屏藩，拥有强大的武力，打击北虏残余，保障大曌安全，并不是现在这样混吃等死的。

    “圣上，诸王拥兵，绝不可行。”刘宗周急急出班，并不辩驳哪个祖制，而是干脆坚决地反对诸王出来做事。

    “爱卿莫急，朕只是想让诸王自己养活自己，不再与百姓争夺土地，并非是要恢复到成祖之前。只为了保全朕这些皇亲，朕也不会让他们拥兵的。”看着刘宗周惶急的样子，王战温和地说道。

    “人从婴儿长到二十五岁之时，便进入了体力与智力的巅峰，也就是说二十五年就成长起一代人。如此，本朝的宗室壮年人口数量每二十五年差不多就要翻上一倍，这些皇亲都要封王，都要禄米，都要封地、赐田，那我大曌的土地数量可会二十五年翻一番？这还不算诸多的盐引、课税、甚至侵占民田、利用优免特权容纳诡寄投献。”

    王战淡淡的话语声飘荡在大殿中，在群臣的心里却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自家的皇亲国戚侵占民田、容纳诡寄投献，皇帝居然就这么说出来了？

    “圣上言之有理，土地已是定数，宗藩却无限增长，以有限之定数满足无限之增长，必无可能。”徐光启出班说话，站到了刘宗周身旁。

    徐光启是实干派，曾经做过调查与总结，结论是宗室每三十年就会增加一倍人口。现在皇帝阐明了道理，他自然是支持皇帝关于土地与人口的说法。后世根据谱系文献进行研究，实际上二十五年左右宗室人口就翻倍，比徐光启总结的还要更快。事实简单明了，道理也简单明了。

    “是呀，以有限奉养无限，怎么可能？”听了徐光启的话，无论阉党还是东林，大臣们都纷纷点头。

    这道理很浅显，百年以来，朝廷也掀起过几次争论，历次争论中当时的大臣也是反对给予藩王巨量的封赐，只是反对之后却从来没什么好办法：放出来做事，怕他们觊觎皇位、生事造反；不放出来做事，皇亲又越来越多，越来越供养不起。

    皇室宗亲具体有多少人？以山西大同的代王为例，现在代王一系已达四千口之多，与彼世李自成所斩杀的人数差不多。

    再往前，嘉靖年间，朝廷关于宗室藩王人口增长与禄米的争论中，御史林润、户部尚书李春芳等人的奏疏表明，仅河南一地在嘉靖年间就有五名亲王，八十名郡王，凤子龙孙达五千余人，以致当时民谚有云：“中州地，半入藩”。

    一省之地，人口千万，半数土地却被几千人占有，虽不无夸张，亦可见百姓之困苦，可见皇室子孙赐田之不可持久。

    这些情况，大臣们都知道，此时也依然拿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看着陷入思考中的群臣，王战再次说道：“诸位爱卿不妨再想想，远的，自嘉靖爷以来宗藩与祿米的情况，近的，万历爷的封赐，如此下去，国朝还能维持多久？几十年？还是再维持一代？百姓又能这样忍受多久？那些虑及长远的朝臣又已上过多少次奏疏了？朕这里找来了一些昔日奏疏，诸位爱卿也可以看看。”

    王战的御案上放着几摞奏疏公文，年份远至嘉靖年间。王战示意刘若愚将奏疏分发给徐光启、刘宗周和阁老尚书们：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润奏疏：“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天下岁供京师粮四百万石，而诸府禄米凡八百五十三万石。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万石，而诸府宗禄三百十二万石，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禄百九十二万。是二省之粮，借令全输，不足供禄米之半，况吏禄、军饷皆出其中乎？”

    隆庆五年，礼部公文：“除宗女仪宾外，仅亲王郡王和各级将军中尉，岁支禄米共八百七十万石有奇，约占全国各地存留粮总数之八成”。

    礼部官员戚元佐《议处宗潘疏》：“议限封爵、议继嗣、议主君、议冒费和议擅婚”。

    以徐光启为代表，对宗藩祿米了解比较多甚至也上过奏疏的老臣，看着皇帝发下来的这些奏疏公文，越看、越想脸色越是沉重，只因这些奏疏的结果他们都知道：

    戚元佐意图通过种种手段减少宗藩的增长、祿米的消耗，隆庆帝认同其理，奏折转至礼部，礼部认为兹事体大，转呈皇室诸藩王，结果“诸王反对，且格不行”。

    皇帝认同其中的道理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这让他们的心情怎能不沉重。

    奏疏中所言的“存留”其实就是大曌地方财政，也就是去除上缴京城户部之后剩下的税赋收入。地方存留的主要用途就是地方官吏的薪俸、农田水利、赈灾、附近军伍的军饷以及藩王的禄米等几个方向。而林润所提到的山西、河南已经入不敷出，单单给藩王的禄米就已经超过了所有的“存留”。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官吏当然不能喝西北风，也知道藩王饿不着——藩王还有赐田呢。于是各地对军饷和藩王的禄米便多有拖延、扣减，互相之间扯皮无尽，年年相积，连皇帝都没有办法，皇帝总不能说让地方官吏都不拿俸禄白干活。

    诸多事实表明，如果不考虑文官士绅集团那些不纳赋的田亩，单单只考虑朝廷能收上来的税赋岁入，则诸宗室藩王确实对国家财政形成了最大地负担，早已让国朝多地入不敷出，几乎彻底挤占了其他国政的施展空间：军饷连年拖欠；农田水利年久失修；赈灾无力，一遇天灾、饿殍遍地。如果考虑文官士绅集团那些不纳赋的田亩对国家税赋收入的损害，则文官士绅集团对国家的财政蛀蚀排第一，但藩王仍然要紧随其后，排在第二位。无论怎么说，藩王赐田对大曌造成的负担都很沉重，终究国土是不会自己变大的，实际上还变小了，整个山海关外都丢了，而赐给藩王的田土不是几千几万亩，而是每人几百万亩。。

    在林润之后，嘉靖四十四年最终完成并实施的《宗藩条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戚元佐的建议，减少了亲王和郡王们的禄米定额，还限制了宗室婚配数额，多少延缓了宗室人口增长速度，延缓了禄米和赐田的增长速度。这个《宗藩条例》能够出台并实施，实际上已经清楚地说明，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认识到数量有限的土地无法供养无限增长的宗室人口：二十五年人口翻一番，禄米赐田就要差不多的跟着翻一番，哪来如此多的良田？

    可即使有了《宗藩条例》，之后的几十年间，宗室人口依然剧增，如蜀王一系独占四川，土地最肥沃的都江堰地区十一个州县，七成耕地被蜀王所占，严嵩称其为天下首富；河南开封的周王占田五百余万亩，族中七十五人被封为次一等的郡王；襄阳的襄王，兖州的鲁王，武昌的楚王，大同的代王等共计二十八位藩王，这些皇亲宗室每个藩王几万顷，也就是几百万亩良田。这些田都是不交税的，不但不交，他们还要设立税关收税，将从来往行商处所得装入私囊，令天下百姓背上了沉重如山的负担。

    就算对远事了解不多的年轻大臣，至少也知道万历对福王的封赐，当时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万历帝十分偏爱次子福王，想把福王立为太子，遭到群臣反对就干脆不立太子，天启的老爹泰昌帝便是因此才迟迟不能成为太子，每天过得战战兢兢。纠葛多年之后，既然最终还是不能让福王成为太子，万历帝便尽可能把爱子往后的日子安排的富足再富足，给了福王两万顷的庄田，把四川井盐专卖也给了福王。

    两万顷是多少？大曌“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一顷是一百亩，两万顷便是两百万亩。一亩按二百四十步长、一步宽计算，大曌一步是五量地尺，相当于彼世一点六米，一亩只比彼世的公亩小一点，达到六百一十四平方米。两百万亩这样广阔的良田，只用来奉养福王一人。

    而福王尤嫌不足，居然又要了每年一千三百份的淮盐盐引，然后欺行霸市，把洛阳当地原有的河东盐专卖给查封了，自己一家独大、牟取暴利。

    河东盐专卖所得是做什么用的？是给边军提供粮饷的。

    顺着福王想下去，万历帝还给另外三个更小的儿子桂王、惠王、瑞王每人各三万顷庄田。

    不只福王、桂王等万历帝的儿子，万历皇帝对唯一的同胞弟弟潞王朱翊鏐也是十分恩宠，给了他四万顷庄田，一万五千份盐引。

    以上这些还是名义上合法的，除此以外，还有越来越猖獗的土地“投献”。

    想到此处，殿上群臣无人不是面色沉重，徐光启再也忍不住，手捧皇帝发下来的奏疏再度肃容开声：“微臣赞同圣上之议，宗藩祿米、赐田之事势不能缓，自食其力势在必行，否则朝廷危矣，百姓危矣。唯请圣上如都察院之设置、如对税监之监督一般，对出来做事之藩王子孙予以监督。”

    徐光启早已经意识到对宗藩的封赐是无法持续的，今日刚刚又见识到了王战对税监的都察体系的设置，思路开阔了许多，因此对于王战的宗藩举措也有了一些信心、有了一些期待。

    “臣附议。宗藩祿米、赐田本已沉重，诡寄投献更令朝廷所得日减，侵占民田则令百姓失去生计，心生憎恨。宗藩之事不解，国朝势难维持，唯有如对税监之监督一般，令其在都察之下自食其力，赐田之危乃解。”白须飘飘的袁可立赞同徐光启。

    袁可立至今已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对万历朝的宗藩之事多有了解，读书做官之余，对嘉靖朝诸多奏疏亦有研讨，亦知宗藩之事迟早不可维持，今日亲见皇帝诸般革鼎举措，不免如徐光启一般，对皇帝寄以希望，因而出班。

    “嗯......”

    王战很欣慰，既欣慰于徐光启、袁可立的出班直陈，更欣慰于袁可立所陈述情况之全面。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点左膀右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