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大殿面如死灰与幸灾乐祸中，宝座上的皇帝继续输出震动灵魂、最终也必将触动利益的火力。

    “李三才做下那般无耻之事，顾宪成还赞他‘社稷第一功’，居然还能以赋闲平民之身写私信帮他入阁。他以平民之身还能如此，可见他当年在吏部掌握着选官的权力、做考功司员外郎、做文选司郎中之时是个什么德行？东林书院‘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不知他可曾讽议讽议自己？不过料来这般无耻之人，致死都不会讽议自己，错的永远是别人。”

    王战的话语毫不留情，用语也不再是殿堂之上应该出现的用语，连“什么德行”都出来了。

    王战在朝堂之上如此用语、如此不留情面，也是因为那副对联。最初有多喜欢那副对联，读史了解到背后的无耻之后就有多愤怒、多厌恶，何况现在还有眼前如同明末一样严酷的现实。

    大曌吏部四司：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四司的本司长官就是郎中，其上是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其下是员外郎。其中文选司主责选任官员，考功司主责考核官员，二司位置重要、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掌控着绝大部分官员的前途命运，因此，品阶虽不高，地位却尊崇。因其重要，故吏部尚书和侍郎按惯例一般也由这两司郎中升任而来。

    而这还只是公事公办的说法——从谁也不会挂在嘴上的利益角度来说，文选司、考功司历来是所有官员最向往的衙门、最向往的肥缺中的肥缺

    万历二十一年，从肥缺到更大的肥缺，顾宪成由从五品的考功员外郎升任了正五品的文选司郎中。大致可以说，大曌党争至此发端，而发端便达于极盛，持续几十年。国家无可救药之势亦由此而起。

    “李三才家是通州张家湾的大商人，他本人总督漕运。朕有时候就想啊，万历爷派出税监，李三才为什么那么反对？后来朕想明白了，他家就是经商的，收税怎能不肉疼？”

    “另外，大曌的商税是定额的，各地都限定了商税总数，税监经手的多了，他李三才经手的税收自然就要少了。尤其是近几十年，大曌各处的税课司都撤的差不多了，能收税的肥缺也就是南北两京和运河一线了，张家湾更是进京漕运终点，商税重地。税监一来，可是大大分薄了他李三才经手的税款，如此一来，他哪还有钱请顾宪成吃千金一饭？哪还有钱交下那么多好朋友？肥缺不肥了，怎能不反对？”

    王战面带冷笑，问题本身便是答案、便是实实在在的炮弹。

    “高攀龙这个夸夸其谈不要脸的东西，他在《上罢商税揭》中说，‘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朕当初不知道，嘿，他的爹在家乡放贷，他爷爷亦官亦商。田赋他优免了，商税他坚决反对。照他这么说，我大曌的税赋只能向着家无余粮、破衣烂衫的农民收，锦衣玉食的富商一文钱都不应该交。诸位爱卿想想，他这话自己解释得通吗？他自己信吗？‘皆由商算税钱’？只有商人交的税才是税？每年农民缴纳的两千万石田赋难道就不是税吗？为了私利，玩弄字眼欺君，无耻之尤。‘生之，节之’？若仅仅如此，那些不事生产的商人是怎么生出家资巨万、怎么节出锦衣玉食的？”

    王战又骂起了高攀龙，边骂边将手拍在一摞奏疏上，这摞奏疏没倒，旁边的几摞奏疏倒像纸牌一样在御案上铺成一溜。

    群臣看着散落的奏疏，想想方才皇帝一字一句都不差的复述，没人相信皇帝能清清楚楚记得当年李三才、高攀龙的奏疏内容。既然不能记得，那就只有唯一的答案：皇帝提前有意找出来了，为今天预作了绸缪，不但梳理了来龙去脉，而且梳理的很仔细。

    还有人想到刚才皇帝说起高攀龙的家世：说“当初不知道”，那现在是怎么知道的？......

    无论哪一边哪一党，无论想到哪，殿上所有的大臣都是暗暗心惊，至于“不要脸的东西”这种词语，已经不是在意的重点了。

    看了一眼桌面，王战从一溜奏疏中抽出了一封，展开。

    “再早，邵经邦主管沙市税课使司，三个月收够了一年的最低定额，剩下的时间居然撤了税官，任商人不纳一文，自由往来。嘉靖爷三十九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居然不清点查证货物，而是让商人自己报，商人说多少就是多少，爱交几文交几文，在士林真是赚下了好大的名声，爱民如子啊！”

    “浙江金华，那般繁华之地，一年的商税居然报上来七两银子，七两！”王战又从奏疏中抽出了一封。

    “李三才、高攀龙、邵经邦、杨时乔，还有数也数不清的清流君子，他们在商人和士林间的名声可真是好啊，不但延续到今天，恐怕还要传颂千古。爱民如子啊。”

    听着皇帝拖长的尾音，听着一再出现的“爱民如子”，群臣面色各异。想想那大曌皆知的七两银子，终究是无人能答。

    “都说万历爷爱钱，可万历爷就算爱钱，开矿收商税的初衷也是‘安忍加派小民’，不想向本已穷困的农家收税，结果李三才、高攀龙之流拼命的反对收商税，还口口声声‘与民争利’。他们反对收商税的同时，自己却豪宅大院、千金一饭、家中良田数万亩；他们千金一饭的同时，抗倭援朝、辽东用兵，三大殿重建，对国朝两千万石的粮饷需求却视而不见。”

    “乾清宫与坤宁宫是帝后居所，毁于雷火，要不要重修？皇极门、会极门、归极门与皇极三大殿俱是朝廷政务中枢，是大曌面对外邦使节的脸面，毁于雷火，该不该重修？”

    “宁夏平叛、抗倭援朝、播州平叛，哪一战可以不打？哪一战朝廷可以当缩头乌龟？就说抗倭援朝，我大曌能容忍倭寇占据朝鲜吗？若是能忍，那倭寇站稳了脚跟，我等能容忍倭寇占据辽东吗？他们要是还想占我们的京城呢？能忍吗？桩桩件件，两千万石钱粮，从何生之、如何节之？若是没有万历爷收上来的商税矿税，拿什么重修？拿什么迎战？还不是都压在穷苦农家百姓头上、加征加派、让他们穷困欲死？”

    说着说着，王战站了起来，开始在宝座上来回踱步，在群臣眼中，火气十足，犹如困兽，大失帝王风度。

    “国家有事却无一实策，不管国家大事需要多少支出，只会一味地反对商税矿税、空谈节省，这节省是为了最穷苦的农家百姓吗？是为了他们口中的‘民’吗？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自家的锦衣玉食不要少上一毫！”

    “倒是他们口中贪财的万历爷，拿出内帑打赢了三大征，保住了大曌安宁。万历爷最后那二十几年，一共征收了一千余万两商税，临去之时，留下了七百万两内帑，朕于天启初年辽东用兵之时发内帑二百万两，便是出自万历爷留下的这七百万两。叶向高当时方始觉悟，承认当年万历爷大力征收矿税实在是深谋远虑之举，是为了战乱做准备。现在诸公想想，若无这些商税矿税，三大征、重修朕与诸公现在所立身的大殿、还有辽东用兵，百姓要被加征到何等程度？”

    “像叶向高这般觉悟了且能公开说出口承认的又有几人？有几人不怕被顾宪成、李三才、高攀龙之流骂成是与民争利的小人？”

    “万历爷拿出内帑打倭寇、打三大征、打建奴，顾宪成、李三才、高攀龙可曾拿出他们内宅中一文钱支持前线将士？”

    说至此处，王战深吸了几口气，暂停输出，凝视群臣。群臣依旧无言，包括那些御史和给事中。

    面对皇帝的问题，尤其最近皇帝总是带着事实、带着具体数据的问题，他们无人能够反驳。福王等藩王确实没少靡费，一场婚礼便是几十万，可是想想皇帝说的这两千万支出，对比一下豪奢的李三才等人对商税的拼命反对，实在难说李三才等人对商税的反对是为了老百姓。

    “李三才他们可真是不与民争利、爱民如子的君子。”看着沉默的群臣，王战冷冷的又跟上了一句，“爱民如子”再次出口。

    语气虽冷，群臣却只感到了更强的火气。

    王战说的这些并不是信口而言。

    前些天，王战让刘若愚把自己想到的奏折和记载找来，尤其是关于熊廷弼和邹元标、顾宪成的。刘若愚更聪明，或许是猜到了皇帝的意图，或许就是看到皇帝最近的作为便自己多长了个心眼、多想了些，不但找了皇帝说的那些，还把再早些的一些税收、花销方面的典型奏折、簿册记录找了出来，呈给了皇帝。王战方才一掌拍中的就是这些资料当中关于钱粮方面的，当中有高攀龙的《上罢商税揭》，也有李三才的《请停矿税疏》、叶向高的《请止矿税疏》，也有更早一些的其他奏折、记录。

    刘若愚居然还给做了一个目录，目录中每个题目都稍微长一些，以稍多的字数将内容简明扼要的提炼了出来。

    这些资料，令本来有记忆的得以印证，本来没记忆的则为王战提供了极大的补充助力。

    这些奏疏簿册等资料中：

    万历二十年，平定宁夏哱拜诸部叛乱，军费一百八十万两；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抗倭援朝前后七年，军费七百八十万两；万历二十六年，平定播州叛乱，军费二百万两。这万历三大征合计花费一千一百六十万两。

    万历二十四年到四十四年，进入内帑的矿税商税累计大约一千余万两，每年平均五十万两。

    这些进入内帑的银子，除了万历的享受和赏赐，便是用于战事、赈灾等方面，如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户部奏折“辽东兵饷，经议需用银三百万两，今内库已发一百万两”。

    至天启继位，接手的内帑还剩七百万两，是以在天启初年还有能力拨出二百万两充作辽饷。

    诸般资料表明，三大殿万历没修。大臣们认为应该修，毕竟是一国脸面，但测算认为起码要十年才能完成，只能先备木料。而最终万历也没修，但备下了相当一部分来自湖广、四川、云贵的木料。

    当时负责三大殿重修之事的太监贪婪，估算要九百三十万两，文臣们认为应当减半。最终到万历驾崩，十五年一共花费了大约五百九十四万五千两的材料钱。在万历死后，当时的工部侍郎王永光曾上奏疏，“川、湖、贵三省自开采以来，费价数百万，耽延至一十五年......”。

    天启登基，觉得三大殿终究是国家政务中枢、一国之脸面，不能不修。在天启这个高手木匠、匠作奇才的监督下，用时两年，“三殿大工，开工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所费银计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一十九两七钱六分八厘四毫一丝六忽一微”。

    以上这些支出还没算赈灾，万历四十三年，保定巡抚奏章，“皇上又大发帑金，出通德二仓粮平粜”；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奏章，“以大旱发帑金、仓粟赈济”；首辅方从哲奏章“近发帑金十万”。

    国用出自谁之身？很明显，桩桩件件国事，两千大几百万的支出，如果不出于富商，那便只能出于贫农。

    彼世崇祯时期的辽饷便皆是出于贫农，结果就是农民不堪重负、揭竿而起；为练兵剿灭揭竿而起之农民，复加征练饷、剿饷。练饷、剿饷亦复加于贫农之家，士绅权贵一毛不拔。辽饷已是不堪重负，何堪再加练饷、剿饷？连番举动犹如泼油灭火，大明贫农面临的结局只有死，不过是饿死还是拼死的区别于是烽烟遍地，终至国灭。

    大曌也在朝这个方向走。

    脑海中的史书，御案上的奏疏，史实与现实无一不令人痛恨，王战怎能忍住一点火气也没有？只能是火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