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皇帝的问题，刘宗周凝眉细思，并不急于回答——他要仔细想一想。

    对于皇帝说“要按照圣人之真意去加强科举”，他还是十分欣慰的。

    他也听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皇帝知道，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格物科的钻研者，有成就的必然是极少数，但对大多数中上之资的也应该量才而用。对于某些方面极不擅长、某些方面又极擅长的偏才天才，皇帝也要用，且还要要大用。

    这也符合因材施教、量才而用的教化之道。

    但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忽然如此强烈的强调圣人真意。就他个人来说，不是不喜欢，喜欢，非常喜欢，但是不明白这是从何而起，这令他感到疑惑。只能看到好处，却不知好处从何而来，这是真儒者所不喜欢的。

    刘宗周不明白，王战也不明白如此直白的道理刘宗周为何如此沉吟，但王战对圣人真意的强调确实是像刘宗周想的那样，是有源起的：

    拥有彼世记忆的王战，知道印第安人被谁所屠，知道黑奴被谁所卖，知道谁把福寿膏卖给了中国人，知道许多其他相似的史实，所以他绝不愿意华夏被貌似善良、实则残暴的极西天方沙漠的一神教侵蚀，故而现在就要在官方科举层面坚决的竖立起四书五经作为华夏道统的地位。

    王战认为，只有精神思想行进在华夏文明的大道上，大曌科举改革之后的格物致知的成就才能真正为华夏强盛出力，否则，一旦被天方沙漠那几个一神宗教洗脑，研究出来的成果为谁所用可就不一定了，甚至作用截然相反，成为扣关侵略、屠戮华夏百姓的利器——毕竟，那边的那几个一神教，都宣称自己信奉的那个造*物*主是唯一的真神。

    那几个一神教，它们虽然彼此争杀不休，但它们的经文中都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告诉信徒，要把所有不信奉它们唯一造*物*主的人都消灭掉。虽然用词不一样，比如也里可温教对信徒说“你的神也赫瓦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朔教则直说“砍掉不信本教之道者的手指和脑袋”，但主旨意思都一样——毁灭你，毁灭与他不相同的你。

    事实上它们自己就在持续千年的争杀不休，为的就是证明自己信的那个才是唯一真造*物*主。这种自封的唯一而且是神级的唯一，决定了它们每一个都必然是极其排他的、不允许共存的——不排他怎么能是唯一呢？大家并排站成一排，一律平等，那还是唯一吗？只能排他、杀戮。

    之所以还互相共存着，还允许不一样思想学说的人共存着，只是因为力量不足而已，不得不眼睁睁的看着与自己不一样的人存在着。一旦力量足够，是必然要掀起排他性的屠戮的。在某些它们占优势的局部地区，它们已经这样做了——马尼拉的大曌商人还剩几个？都成了信也里可温教的西班牙人的枪下鬼；西域丝绸之路上的万里佛国还有踪影吗？在朔教鄂图曼的笼罩下，任何其他的思想信仰都消失在了弯刀之下。此时寰宇全图上遥远的大洋彼岸的亚墨利加洲，暂时没有传来充足的消息，但想必殷地安人的处境不会很好，毕竟从弗朗机商人的只言片语里可知，炮舰和火铳已经出现在了那里，那里的黄金白银已经用来交易大曌的丝绸和瓷器。

    所以王战现在改革科举时强调圣人真意其实就是在强调道统——思想道统被灭了，一切也就都灭了。

    只是现在刘宗周还没能深切感受到皇帝对华夏道统到底有多珍视、多重视、多急迫，不知道皇帝的思想源头。

    他没料到王战不但不废除圣道科举，反而把君子六艺都提到了科举的高度，而且将格致单列为一科，四书更是必考，明确这是继承先圣道统的关键，不通四书就不能为官，一时有些振奋，又有些愕然，不知该说什么，对于皇帝突如其来的开始强调圣人真意更想不明白来源，所以总觉有些不稳妥，思绪一时停不下来。

    ......

    “徐爱卿，朕知道你在农学、数学和机械之学方面造诣颇深，还要请你多辛苦，主持抗旱救灾之余，将你所知尽快全部集结成书，到时朕为你刊行天下。朕在得到‘天启’之后，最近也写了一些东西，回头你拿去，与你所知印证，一并编到书中，供天下士子学习。”王战没有等待刘宗周，看向了徐光启，继续推进着自己的计划。

    王战打算给徐光启的并不包括铳炮方面的东西，事实上王战都没有让徐光启这个此世的铳炮专家去万岁山军营和工坊，原因便在于徐光启信奉了此世此时的弗朗机人传来的也里可温教，来自极西沙漠、极端排他、极端不包容的几个沙漠一神教之中的也里可温教。王战担心泄密，担心泄露出去的东西反过来成为屠戮华夏的凶器。

    王战打算陕甘之急缓解之后好好的与徐光启谈谈再说，现在却是没有时间。

    “微臣遵旨。微臣的实学能得圣上指点，定能更进一步，更好的为大曌所用。”面露喜色的徐光启回答道。

    他一听就知道皇帝所说的格致是什么，他本就想以铳炮实学救国，此时自然大为惊喜：圣上居然要推广实学，这真是太好了，大曌有望啊！

    “圣上，国朝科举的考试科目历来便只有四书，礼于平时尚可，但并无太多人深入，乐更少有人习，射御在现在更是武人之举，圣上将这些都列入科举，还要加上物性之理、化合之学和农工二科，这岂不是让专习圣道的天下举子尽皆落榜？圣上名虽未废除科举，实则是科举已废。”徐光启话音方落，沉吟了半晌的刘宗周暂时放下了对皇帝心思源头的疑惑，抬起了头，抗声说出对于此时读书人最现实也最危急的东西。

    “圣上须知，历朝历代国难之时，大节不亏者多为儒门弟子，圣上此举，非止儒门，亦是掘了大曌的根基。”话至此处，刘宗周明显激动，气息有些急促，下颌白须颤动，清癯瘦削的脸上再也没办法面如平湖了，双目直直地瞪视着皇帝。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圣上不是要励精图治吗？怎么不精研圣贤之道、效法三代圣王，以尧舜之行感化引领天下，反而要行这等分散儒家弟子精力、甚至是可能掘了儒门根基之举？

    “是呀。”

    “是呀。”

    无论东林还是阉党，听了刘宗周的话之后都反应了过来，纷纷点头。他们都觉得四书的地位被大大冲淡了，那些东西从头学起也太为难了。

    看着刘宗周的样子，王战不以为忤。

    王战能理解四书在刘宗周心中的地位，那对刘宗周来说是比性命更重要的东西。而且不只是刘宗周，恐怕在满堂大臣的心中都有类似的感觉，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出身、是他们从小到大融入血脉的东西。任何分散儒生在四书方面的精力之举，在他们看来都是离经叛道。尤其是大曌二百多年来把四书在科举中的地位提高得无以复加，再加上八股文章的束缚，现在有此表现，实在是怪不得这些大臣。所以王战只是温和的讲出自己的道理：

    “爱卿说的不错。对那些国难之时大节不亏者，朕也是极为敬仰的，比如文天祥，那也是朕非常敬佩之人。他的衣带绝命辞朕也时时背诵，每次背诵都觉震撼不已。”

    “不过朕以为，自尽，不过是小义，或者说只是君子个人的大义气节实现了，但国家大义、民族大义还没有实现。临国难之时死节，确实可称千秋节气，但这些不怕死的忠臣义士如果在平时能遵从圣人格物致知之真意，多学习百姓国家需要的一切知识，会丈量，会计税，明国家律法，不让胥吏豪绅上下其手、坑害百姓，能为百姓带来安乐富足，能造出坚船利炮，能让国家富强，不受外敌欺辱，那时才是个人气节和国家大义融为一体、一起实现，如此岂非更好？朕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仁、真正的义，大仁大义。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王战此时不单单是在问刘宗周了，而是所有大臣。身为皇帝，王战要引领所有的人。

    王战此时张口闭口皆是仁义，并不是要利用这两个字，而是真心认为这是好东西，是人类文明的精髓。所谓“仁义”杀人，在王战看来，不过是将之想偏、行偏之人在杀人，杀人的是人。便如后世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假民主人权之名搞垮了多少国家、杀了多少人？多少小国因之国破家亡？是民主人权本身在毁国杀人吗？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之”，这句话王战理解深刻：自由本身是没有罪恶的，罪恶的是假借之徒，是披着人皮的狼。仁义、宽容概莫如是。本是美好，但没有哪一个美好的词汇是不会被利用的。

    有了这样的理解，便有了对大仁大义、真仁真义的这番解读与推崇，便有了对华夏文明道统的理解与推崇。

    ......

    听到王战说敬仰文天祥、时时背诵文天祥的衣带绝命辞，群臣大升知己之感。衣带绝命辞，那可是天下文人的自许，是途穷时的激励，是临大节时的凛然，怎能不让这些儒门弟子油然升起亲近之感？亲近感之后，皇帝关于大义和小义的道理便让他们陷入了自然而然的思考之中。

    他们听到的、看到的，让他们能够感觉到皇帝的真心，能够感觉到皇帝是真的想让仁义实现而不是仅仅口头利用一下。

    思索中，有些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渐渐亮起。

    看着下面的臣子们，稍停了几息，待群臣略微消化，王战再次开声：“朕再来问你们，为官者除了四书五经什么都不懂，只喜风花雪月、不喜民生实务，不知道谁家的田被强占了，不知道哪家穷人的田赋被加倍了，算不出富商大贾家中究竟有多少田产、该交多少田赋，不能以律法惩治富绅豪强、奸猾胥吏，不能凭农田水利之学带领百姓抵抗旱蝗灾害，不能让治下百姓免于饿死，不能让百姓得到富足和公平，不能让国库充足，不能让边关浴血奋战的将士吃饱穿暖、器械精良，最后导致国破而家亡，能称为仁吗？义又在哪里？”

    “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既然民为邦本，那读圣贤书，仁也罢，义也罢，终究要落实到民的身上。天灾面前，不通《齐民要术》，无力救百姓于饥寒；人祸面前，不通律法、数算，无能保百姓田产家宅不被侵吞；外敌入侵面前，不通铳炮制造、不能让大军兵精粮足，更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保国家百姓安危，仁义大道讲的再好，也不过是空谈罢了。”

    王战的道理浅显直白，朴实而坚硬，群臣谁也没法说不通实务、只读四书五经就是仁义，何况“民为邦本，仁义终究要落实到民的身上”这个论断已经再次震动了他们的心神。

    “圣上，那些都是微末之学，只要圣王大道行于天下，则天下万民自然有序，丈量者丈量，计税者计税，无须在科举中增加这些科目。”作为大曌科举制下出来的人物，刘宗周还是很自然的、执拗的捍卫着四书的地位。他是真的认为三代圣王的大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暂时没解决，只是因为皇帝效法的还不够。

    “是否微末且稍后再说，刘爱卿，既然圣贤大道行于天下，那计税者、丈量者当然也要读圣贤之书。那同样是读圣贤之书，怎么有些人能以这些实务造福于百姓，另一些人就只读圣贤书、不能躬下身去为百姓做些实事呢？难道这些人只愿意读书做官拿俸禄，不愿意为百姓做实事？难道为生民立命只是说说而已？”面对刘宗周的执拗，王战从容的直击要害。

    刘宗周经学造诣极深，但面对皇帝的问题仍是语塞。

    这些问题的角度是他从未考虑过的，而王战也绝不只从经学角度说话，每个问题都伴随着百姓民生、国家安危的实例——王战可是很清楚，自己面对此时科举出身的这些人，随便哪一个，单纯地与他们辩论经学中的微言大义绝对是自取其辱，何况是面对刘宗周这等大儒。

    伴随着刘宗周的语塞，群臣也再次哑然。

    但哑然归哑然，虽然皇帝的道理如此直白，可是仍有许多颗心还是止不住的念头翻动：我等名士风采，不就是谈经论道、诗酒风流吗？没事坐在青楼楚馆之中指点指点江山、抨击抨击朝政、痛骂那些收税的酷吏，谁愿意晒的黑不溜秋亲自去田间丈量田亩？谁愿意去查看商货统计税赋？谁愿意去关心士卒为什么不愿意用鸟铳、鸟铳为什么爱炸膛？那些是工匠的事、是小吏的事，各司其职。

    不怪他们习惯性的作此想法，实实在在是积习二百年，确切的说是自宋以来的积习，实在难改。对他们这些科举高手、士林名士而言，实务在他们心中几乎等同于粗鄙；至于精通律法，那更是酷吏的标志。

    他们完全听得懂皇帝的道理，稍微细想便必须承认，自己眼中的粗鄙，实是与百姓身上衣、口中食、与百姓面对豪强能否不受欺压息息相关；自己的所谓风雅，其实就是对百姓饥寒冷眼旁观，甚至是连“观”都不存在，完全是无动于衷。

    面对那样直白朴实的道理，他们心中升起了这些反省，但终究还是忍不住地腹诽实务粗鄙、忍不住地畅想诗酒风流。

    殿上再次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