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殿偏殿中，李邦华、袁可立二位新任的左都御史面色难看的向皇帝王战施了一礼。孙承宗、黄立极等几位阁老也在，眼帘微垂，如同入定。

    七月下旬的时候，王战看到了在山西的东厂和锦衣卫各自发回的详细密报之后，果断下旨：抓捕、抄家。

    旨意是由秦良玉带过去的，表面上的旨意是让三千白杆兵长途实战拉练，适应北地作战，实际上的旨意只有秦良玉知道：直扑张家口，配合厂卫，以备一旦抓捕有变，以此强军应之。只因这些商家的军中势力多在张家口一带，虽外战外行、对北虏没什么战力，但是一旦狗急跳墙、对厂卫动手，还是有一定杀伤力的，王战担心当地的内操军不够强力。

    秦良玉率白杆兵到达之后，秘密通知各地厂卫，然后张家口、阳和、大同、太原、太谷、祁县、平遥、长治、介休等地按照约定的时辰同时动手。

    八大家还有另外的几家比较大的商人家族，上至族长，下至门房，尤其是在边镇或带兵、或屯垦的武将子侄，一夕之间全部被抓捕归案，全部是在床上被揪起来的，没有一家能掀起半点实质的风浪，白杆兵没能得到机会一显身手。

    由此也可以看出，东厂和锦衣卫这帮家伙，如果有人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的能力发挥出来还是很强的。

    另一方面，此时的武将，也确实远没有达到彼世崇祯中后期的时候那种听调不听宣的跋扈样子；此时的圣旨，威力还是很大的，仍然可称天威。此种天威，令得就算走漏了风声也未必一定就会怎么样，不过王战的保密手段，尤其是勒在脖子上的三千万两，还是令厂卫小心无比，将这种不大的可能也消除了。毕竟厂卫也怕死，三千万两，让他们清楚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这威胁不仅来自于皇帝，更直接来自于被查的人——金额太大了。他们很清楚，那些官商勾结的本地将官未必会公然起兵，但是为了三千万两、为了自家族中几百口人，暗中害死查案的人还是很正常的。

    不过持械反抗、拥兵造反这种实质的风浪掀不起来，舆论的风波却是不小。士绅地主、各行各业的商人都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反对的声音颇大，在商人群体之中对皇帝的非议也是甚嚣尘上，他们的声音通过各自熟识的士子、官员或族中做官的子弟传到了朝堂之上。也因此，农历八月的风虽已经不再那般燥热，李邦华、袁可立等人的情绪却是十分激动，在这本该休息的日子仍然来到了乾清宫。

    孙承宗虽未动声色，却是已经打定了主意。他是发自内心地想把皇帝学生和李邦华等人的君臣关系调和好。

    “圣上因何有此等......举动？居然还以拉练之名将秦将军也调去，是要掠之于商吗？”刚施完礼的李邦华还是没忍住，没等皇帝先说话，自己先问出了口。问话中，他的声音顿挫了一下，终究还是将“举动”前面的“暴虐”二字咽了下去，但后面的话其实更难听，简直可以说是诛心，在皇帝面前，简直足以致命。

    之前不知，现在李邦华等人自然明白皇帝忽然让秦良玉白杆兵拉练到张家口的真意。

    “李爱卿不要急，看看这些就知道了。守法经营的商人，朕一丝一毫都不会动。”王战并不因李邦华话中之意而生气，微笑着说道。

    话音未落，刘若愚就将一摞厚厚的密报、账册搬了过来，摆在了几位大臣面前的几案之上。

    “诸位大人也一起看看。”说着，王战自己也拿起一本桌上原有的，却不是奏折的样子，更像是民间的书信，单独摆放在一处。

    李邦华有些迟疑的拿起了一份密报。孙承宗等几位阁老在王战的示意下也一人拿起一本观看，一看之下，脸色逐渐变得十分难看，渐至额头青筋暴跳，以这些大儒非凡的养气功夫都有些压制不住。

    看了东厂、锦衣卫分别发回的密报，看着那一摞摞的账册，看着这些晋商的家主与东金的来往书信，还有掌柜、账房按着红指印的证人证言，李邦华愤怒得胡须乱颤：“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若真是如此，这些晋商简直是丧心病狂，名为商人，实为国蠹、国贼。”

    其他几位阁老也是怒发如狂，痛斥不已。

    “介休范家，国初便进行边塞贸易，行中传言，家资数百万，现家主范永斗。今查实，范家一直与东奴贸易，卖与东奴大量的粮食、食盐、精铁以及成品刀剑铠甲，所收受之财物皆为东奴抢掠我大曌百姓所得之金银首饰、丝绸布帛，沿途口塞屯堡将官皆参与其中，或被收买，或为其子弟、女婿。账册、账房口供、行走塞外的商队口供俱全。现银二百万余，田产三十万余亩，张家口、太原、大同、晋城、长治等地皆有其店铺，涉及粮油、棉布、丝绸、皮货、杂货、石炭、茶叶、药材、铁器等诸多行业......”

    “灵石县王家，家主王登库......”

    ......

    一本本奏疏、口供、账册翻阅过去，触目惊心。翻阅许久，众人才渐渐沉静下来。

    不过静下来半晌之后，李邦华还是皱着眉说道：“微臣虽痛恨此等见利忘义的奸商，然此等大案未经五......三法司审讯，未经南、北都察院监察，定下此等罪名，实为不妥，于圣上、于朝廷不利。民间皆知，厂卫最能屈打成招，此事如此处理不能服众。”

    李邦华为人为官，向来是公义大过私利，何况他向来两袖清风，与晋商并无什么瓜葛。他既然极为赞赏皇帝设立的监察体制，自然就反对未审而定罪，只不过言语之间还不是很习惯三法司变成五法司、而都察院又不再参与审案、只监督审案的人。

    听了李邦华的话，王战不但不生气，反而微微一笑，心中有些小得意：朕选人选得很合适呀。

    此时的李邦华还没有彼世整顿京营之后的重挫，没有被官绅大网所捆缚窒息，所以仍然是意气风发的，保持着毫不圆融的刚直姿态，说话远不如大多数文官婉转，极易得罪人。他与袁可立执掌南、北都察院可谓是末世浊流中的两块礁石，任你天风海雨，我自岿然不动。

    袁可立和几位阁老倒是没什么，但此时他这番话落到殿上值守的太监和锦衣卫的耳中，其实是很不中听的。好在现在殿上这些太监和锦衣卫已经都是新军中人，有了明朗的前途，经过了王战的思想改造，以天子门生自居，倒不至于记恨在心。

    “朕当然知道不妥。不过，朕亲自定下的法度，岂能不遵守？所以朕并没有定罪，朕让厂卫将所有的人员押回来，一切证据移交三法司，待三法司在南、北都察院和六科的监督之下进行审讯之后才可定论。那些账房掌柜的供词也不是屈打成招得来，是朕教了他们一个审讯的小技巧罢了。”王战郑重地说道，“不过，如果一切属实，那可不仅仅是国蠹，那是卖国贼、是汉奸。”

    听到皇帝说没有屈打成招，心中对于如何取得这么多、这么详细的口供虽还有些疑惑，李邦华的脸色却还是好了许多。

    王战确实教给东厂和锦衣卫一个技巧，只有一个：分开审讯。以厂卫的经验对此自然是举一反三，领会深刻，或者他们原本就精通此道，只不过王战不知道罢了。

    锦衣卫和东厂太监把每一个人都分开，单独审讯时言语间略加敲打，只这一个技巧就让那些账房掌柜、平时极为可靠的家生子伙计、甚至稍微远一些的旁支子弟异常主动，生怕自己说的少了，生怕自己没说的被别人说了。各人的证词被厂卫充分利用，用彼此的证词敲打彼此，所得证词越来越多，如同滚雪球一般。所以王战没说假话，那些按着手印的证词确实绝大多数不是屈打成招得来的，而是在精神压力下、在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心理下吐出来的。

    当然，也有极少数身踞要职的，比如某些账房，死忠死硬，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当然少不得厂卫的拿手酷刑，只不过这样死硬的终究是极少数。

    王战之所以让厂卫这样审讯，也是因为本身不喜欢屈打成招。王战想得很明白，在这个没有高科技手段的时代，有时难免刑讯，尤其是涉及凶杀盗抢、国家安危、前线军机的时候，涉及的人很少甚至只有一个，自然没有人证，如果物证也没发现，偏又涉及国家安危，有嫌疑，这时候不刑讯是不行的，那绝对是因小失大。王战自然不会如此迂腐，不过终究还是希望刑讯越少越好。

    事实上，对于那些死硬的人，许显纯的刑讯此次居功至伟。

    田尔耕、许显纯能混到如此位置，当然不是只会溜须拍马之人。他们很清楚，皇帝既然说出了三千万两，既然皇帝说的那些名字都真实存在，那如果拿不回去三千万两，抓不出十个八个大户，恐怕缺的银子就要拿厂卫的人头、或者说自己的人头去补——只凭皇帝的新政、施行新政的那些绵密的措施、还有皇帝的新军，他们就清清楚楚，今时不同往日了。

    反过来，皇帝金口玉言明确许诺，此次事成，拿出一成的脏产进行赏赐。可谓是美味厚赏与夺命毒药都摆在桌面上，只看你选哪一个。

    于是，对于那些死硬的人，许显纯亲自动手——结果很自然，除了当年的杨涟和左光斗那样的人，没人能挺得住。

    而在整个行动的保密方面，除了皇帝的警告，除了九千岁的警告，田尔耕、许显纯也对手下办案的锦衣卫施以了极大的威压——直截了当、累及满门的死亡威胁。

    不只是田尔耕、许显纯，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魏忠贤的兄长魏钊，虽然草包一些，但他们既得了魏忠贤的警示，平素也比较信服田、许二人的狡计，所以他们也是一同施压，令得此次行动前所未有的密不透风。

    结果就是成果喜人。

    “汉奸？圣上此称呼一针见血，足见英明，然圣上为何不事先告知臣等，也免得天下议论纷纷。”李邦华语态仍然是臣子的礼仪，但不解中仍然隐隐透着些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不满。

    袁可立等人也等待着皇帝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