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好事者心态，也或许是精力真的过剩，南郊祭祀以后，侍御史吕诲以一己之力重新挑起“濮议之争”。

    吕诲一口气连续七上奏疏，请求早日定下“濮王”的名份。

    英宗没有听从。

    接着，他再连上四道奏状，请求罢免台职出知外郡，英宗也没有依从。

    于是，不嫌事儿大的吕诲调转枪口，上书弹劾宰相韩琦，说韩琦在皇帝即位数月以后，上书请求追尊濮王夫妇，首倡阿谀皇帝的风气。

    如今时逾半年，濮议不绝，韩琦还在顽固坚持己见，不想改正，简直我呸，这称得上是忠臣么？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治平三年（1066）正月七日，“台谏派”突然改变斗争策略，放弃了真正发起实际主持“濮议之争”的韩琦，转而把弹劾矛头转向欧阳修。

    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联名合奏，宣称欧阳修是“豺狼当路”，“以枉道悦主人，以近利负先帝”，败坏朝纲，罪不容诛。

    至此，在他们眼目中，欧阳修已经是豺狼了，表示与欧阳修势不两立。十三日和十八日，他们又连续两次劾奏，弹劾中书省全体，仍然列欧阳修为“首恶”。

    欧阳修突然躺枪，变成“台谏派”的主攻目标，看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韩琦、曾公亮是两朝重臣，又是拥立英宗的朝廷元勋，地位一时难以动摇，“台谏派”只得改选地位稍低的欧阳修进行降维打击；

    其次，欧阳修身为文坛泰斗，确实是“中书派”礼制思想的主脑。“中书派”的观点，大都出自欧阳修之口，“中书派”的奏章，大都出自欧阳修；

    再次，欧阳修庆历年间以谏官身份首开言路，导致后来的“谏官之横”。这时移地而居，自身成了宰执大臣，因此成为“台谏派”克敌制胜的最佳选择目标。

    翰林学士范镇在奏疏中批驳了欧阳修称濮王为皇考的理论依据：

    汉宣帝是继承汉昭帝的皇位，汉光武帝则是继承汉平帝的皇位，在辈分上，宣帝是昭帝的孙子，而光武帝则是平帝的祖父，所以他俩勉强可以称自己的亲爹为皇考，但仍然被人议论不当，因为大宗之统不可绝。

    陛下你既然称仁宗皇帝为皇考，又想称濮王为皇考，那就是两统二父，比汉宣帝、光武帝更为失礼，所以，陛下你应该依据《尔雅》及本朝故事，称呼濮王为皇伯而不名，如两制礼官的前议，像汉朝那样称皇考、称帝、称皇、立寝庙、序昭穆的行为，都不是圣明的陛下可以效仿的。

    这下惹得英宗也不高兴了，认为范镇在变着花样儿讥讽自己，大发雷霆，且把对范镇的不满让小黄门传了出来，范镇惊惶失措，自请出知陈州。

    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添油加醋地散布谣言，说范镇本是欧阳修私交甚笃，因为“濮议之争”没有支持“中书派”得罪了欧阳修，欧阳修乘机打击报复，在皇上那里告范镇的黑状，才使得范镇被贬知外郡。

    对这种无稽之谈，作为当事人的欧阳修和范镇都置之一笑，不予理睬。

    他们对“濮议”看法不同，各守己见，但仅此而已，并没有因此而影响双方的个人友情。

    然而，“台谏派”在这件事情上没完没了，打着礼法的幌子行打击报复之实，令欧阳修十分恼怒。大家观点不同，有自己的意见，通过正常渠道上奏即可，没必要不择手段地置人于死地。

    眼见得“台谏派”一次次发起迅猛凌厉的攻势，欧阳修毫不气馁，代表“中书派”奋笔立论，逐一驳斥“台谏派”的观点。

    方法依然是上札子。

    在《论濮安懿王典礼札子》中，他概括“台谏论”有三个观点：其一，英宗应该称呼濮王为皇伯；其二、“濮议之争”导致去年秋天的水灾谴告；其三、皇上追尊生父，是效法汉宣帝、汉哀帝的错误做法。对此，欧阳修逐一驳斥，申述“中书派”的主张。

    与此同时，“中书派”认识到仅仅倚靠理论武器、引经据典，难以战胜“台谏派”，必须争取曹太后的支持。

    于是，韩琦通过宦官苏利涉、高居简做工作，争取太后转变态度，站到“中书派”一边来。

    这一招很快奏效，“濮议之争”的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曹太后下达手书，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不仅主张英宗称呼濮王夫妇为父母，而且建议追封为皇帝和皇后。

    紧接着，英宗降下一道诏书，谦让不接受追封父皇母后的尊号，只接受父母的称呼，并请求在皇考陵园立庙祭祀。

    对于“中书派”导演的这幕双簧戏，“台谏派”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二十三日、二十五日连珠炮式劾奏，请求追究“欧阳修首恶、韩琦令高居简等眩惑母后治罪”。

    而且，在对欧阳修的处分结果出来之前，吕诲等人为了给英宗施加压力，以闭门待罪的名义待在家里，不再上朝。

    御史台怎么可以空转，英宗一再督令中书省降公文催促谏官赴台供职，台谏官却一一封回公文，坚持要求辞去台谏职务。

    英宗左右为难，思来想去，只好下诏停止“濮议之争”，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

    韩琦等人仍不罢休，进呈“台谏派”的九道申奏状。

    英宗向欧阳修询问该如何处置是好。

    欧阳修说：“御史们认为理难并立。如果认为我们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们；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就听候皇上处置。”

    英宗犹豫了半晌，最后下令贬黜台谏官，并且交代说：“不应该处分得太重。”

    结果，吕诲出知蕲州，范纯仁通判安州（今湖北安陆），吕大防出知休宁县（今属安徽）。次月，又贬傅尧俞出知和州（今山西汾阳）。

    一场旷日持久的“濮议之争”至此宣告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