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忠看到樊千秋放下账簿，有些吃惊。

    “贤弟这么快就看完了？”

    “我看了一些，心中已有了大概，还有些事想要直接请教大兄。”樊千秋问道。

    “贤弟只管问便是了，你我一同经历过了生死，毋需太多虚礼。”贺忠此刻已经看不到前夜的狠决了。

    “万永社一年到底能收多少市租，还请大兄如实相告？”

    “账簿上所写的就是市租真实的数目，绝无隐瞒错漏。”

    “去年当真只收了五十万钱？”樊千秋难以置信地问道。

    “当真，绝无虚言。”贺忠点点头说道。

    “会不会是那田义和张孝暗中动了手脚，诓骗了大兄？”樊千秋再问道。

    “这两个狗贼虽想图谋社令之位，却不敢在收税之事上做手脚，他们也怕公孙敬之啊。”贺忠摇头道。

    “那元光元年县寺要万永社上缴的市租数目是多少？”

    “元光元年以前每年要上缴的市租都是三十五万。”贺忠无可奈何道。

    樊千秋大概明白了。

    看来万永社每年能在清明北乡收到的市租大约在四十万钱左右，历年都是按照这个数目收的。

    元光二年以前，上缴给长安县寺的市租都是三十五万钱，里外一扣，余下的五万钱就是万永社的出息。

    但是去年，也就是元光二年，长安县令新官上任，就将万永社该缴市租提到了七十万钱。

    所以万永社拼死拼活一整年，仍然是拉下了一个亏空：而且，万永社还贴进去不少积蓄。

    “大兄，那今年到本月为止，总共收了多少市租了？”樊千秋问道。

    “前八个月共收市租二十万钱，与去年相比，多了一成，到今年十二月，想来可到五十万钱市租。”

    如此说来，这剩下四个月是征收市租的旺季。

    秋收农忙结束了，农本之事告一段落，黔首们自然就要拿自己的物产来换现钱。

    而且，年关将至，更是会催生出新的消费欲望，加快这商品流通的速度。

    樊千秋答应了要征收八十万市租，减去已经征收的二十万，缺六十万钱。

    加上答应给公孙敬之疏通的钱，以及买爵位到公乘的钱，又是二十五万！

    如此算下来，剩下四个月，樊千秋还要在这清明北乡收到八十五万市租。

    倘若按照原来的征税强度和方法，后四个月只能征到三十万钱市租，这意味樊千秋得多刮出五十五万钱万钱！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去年，刘野猪这小儿发动了马邑之围，虽然无功而返，恐怕却弄懂了一件事：打仗得花钱，花大钱！

    所以，不是长安县令突然要刁难万永社，而是这“千古一帝”要刁难万永社。

    也好，若不是刘野猪动了这个心思，樊千秋也不可能趁虚而入。

    “大兄，富昌社有何征市租的妙法吗，为何他们敢来接这烫手的山芋呢？”樊千秋问道。

    “富昌社社令周武并不是长安县本地人，而是从长陵县迁籍来的。”

    “所以征收市租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不少人被征到家破人亡。”

    “这市租是收上来了，但却是民怨载道，很不得人心，骂名颇多。”

    贺忠细细地数落了富昌社所做的恶事，脸上一直有愤愤不平之色。

    樊千秋有些好笑，这贺忠竟然还真的奉行墨家“兼爱”的道义啊。

    “大兄，若让富昌社的人来收清明北乡的市租，你觉得可收几何？”樊千秋问道。

    “若按照他们那股狠劲儿，一年可收到百万钱上下……”贺忠说出这个数字，脸上表情复杂。

    “大兄再将如何在乡里收市租的情况，与我说说，我好想想法子。”

    贺忠听到这里，心里突然有些底：这樊千秋对征收市租之事似乎不甚了解，莫不是自己选错了人。

    虽然心中犯嘀咕，但他还是将樊千秋想知道的事情详细说了出来。

    乡里中，虽然没有像长安九市那样的官市，却有许多临时的里市和乡市。

    乡市和里市有半固定的场所，但在其中买卖货品不需要市籍，也不需要额外手续。

    按照大汉律法，行商只要不在一个地方开肆售卖商品超过十日，就不算违反汉律。

    对这些行商征收的市租也分两种：固定的开肆市租和变动的交易市租。

    不管是哪一种，都并不好收。

    “小行商家小业小，看到我等去收开肆市租，拔腿就会跑，很难人人都征到。”

    “大行商家大业大，不仅是偷奸耍滑，还会抗拒不交，我等拿他们也没办法。”

    “至于交易市租，那就更难收齐了，只有巡市恰好碰到的时候，才能征收到。”

    “这些行商不交市租，不怕被判去为司寇吗？”樊千秋想起这几日被逼税的经历，难不成旁人都不怕惩罚。

    “虽然不交市租触犯了汉律，但乡里乡亲，我等不好用强，只能劝说。”

    贺忠絮絮叨叨地诉了许多苦，说到底是税收制度不完善，给行商们钻了空子。

    看来，贺忠的年纪大了，就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手腕子是越来越软了。

    想靠“讲情义”收齐近百万的市租，无异于缘木求鱼，绝无好结果的。

    樊千秋自然也同情那些家訾不多的小行商，但规矩就是规矩，不应有例外。

    就像一辆摆在路上的马车，一旦有人在车边便溺而无人阻止，那么就会源源不断地有人效仿。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第一个在车边便溺的人给打死，就再无人敢效仿了。

    “大兄，还想冒昧问一句，社中子弟收市租的时候，可有胆敢揩油之人？”

    “这……”贺忠面露难色。

    “大兄直说无妨，我搞清楚其中关节，才能收好这市租。”樊千秋正色道。

    “这自然是有的……”

    “所以子弟们到底收了多少钱，社里是一概不知的，全凭子弟自请？”樊千秋问道。

    “社中每月只给子弟发六百钱，毕竟还是太少了些，难以杜绝揩油。”贺忠也觉得有些难以启齿了。

    “大兄，若较真的话，不交市租之人，我可处置到什么地步？”樊千秋盯着贺忠问道。

    “只可押往长安县寺论处，但……”贺忠犹豫片刻接着说道，“若敢聚众反抗，形同群盗，打死毋论！”

    樊千秋心中有底了，看来，没能收齐市租，果然是贺忠心慈手软了。

    执法者如果过于软弱，那么受益的可不是黔首，而是那些大户豪猾。

    樊千秋看明白了，想征到足够的市租，得有一套成制，还得靠一个狠字——不是恃强凌弱，是劫富济贫。

    不狠不行，乱狠也不行。

    合起来就是几个字——奉诏征税，狐假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