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忠死后那剩余的黄巾军又立时往回进入了小城，并在孙夏的带领下又得机攻占了宛城。于是朱儁又立时率众调头围攻宛城，且纳闷这些黄巾贼还真是会玩，原本以为他们都逃走了，却哪料想竟突然又斗转了回来，而回来也就回来了，却斗转一下竟又逃走了，而逃走也就逃走了，谁又知其又斗转一下跑了回来，然后趁你不注意就把城给攻占了；你说这让人纳闷不纳闷，这是在故意吊着人玩呢吗你这是。

    而这一次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判断失误的情况，朱儁便立时改变了策略。他直接让任职于佐军司马的孙坚带领一支队伍将城池给攻破后再完全控制住，丝毫不给对方再一次调头回转的机会；然后再带领丁原秦颉等其余人持续追击孙夏，并一直追到精山这个地方将其彻底击溃，并斩杀了有上万多人。

    之后，便基本再没有成建制的黄巾军众可以兴风作浪，而各州郡地方均斩获颇丰，仅所统计到的斩敌人数最少的也得在数千之多。而由此黄巾暴乱之势逐渐平息，天下的情势趋向又逐渐的转移到了对西羌叛乱之事的关注上来。

    而这一年是光和七年，因为黄巾暴乱事件被平定，所以又被改年号为中平元年。

    而于此之际，王允在击破所部黄巾军后，在收拢残局之时却意外发现了张让门下宾客与黄巾教沟通的书信，于是便上呈给灵帝用来作为指控十常侍与黄巾教勾结的关键证据。然而，这个事情却被张让等人反向指控为捏造之为，其主要的目的便是为了擅杀天子左右近侍，而后可以使己身有所补缺。灵帝被张让等人说得也开始有些狐疑，原本是想将这个事情给暂时按压下来，却不料这时小黄门蹇硕忽然向灵帝表示那王允似与何进有所暗中勾连，尚不知其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达到何种境地。于是灵帝立时下令将王允收监，并准备要将其给押赴至京师进行调查。

    然而，按照惯例每次更改年号的时候都要正常的大赦天下一次，因而包括前面被问罪的卢植在内，王允等一些因犯事而被收监的人们便都被适时给免责释放了。而这时灵帝忽然想起王允应该属于杨赐袁隗等一些氏族大家一派的立场，就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毕竟谁说的是真是假目前都还并没有正常的确定下来，倘若没有实据就将人给直接罢免问罪就难免会显得有些草率，且可能会给下面的其他人造成不好的认知影响，因而随后便又将王允给官复原职继续出任豫州刺史的职务。

    张让等人眼见王允竟然安然无恙，心下自是感到十分有些不甘心的，所以就派人实际查找了一下王允本身有无其它方面的一些污点，但除了像蹇硕说的其与何进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以外，其它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被惩治的罪行。不过尽管如此对于十常侍等人而言却似乎也已经足够了，那张让与赵忠等人经过一番商议以后，决定去怂恿何进同王允等一些人缔结私人关系，并替其按王允等人的喜好送了一些相关的贵重礼物。而后这个事情便又经过蹇硕的口中传递到了灵帝那里，于是灵帝大怒，立时命人将王允给罢官撤职，并收监起来等候论罪处置。

    而那杨赐深知宦官一干人等所具有的手段，对于王允这等对其等有致命威胁的人，必然是要一杠子捅到死为止的，因而在探视王允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些毒酒，劝其可以借此避免再被宦官设计陷害而导致更多凌辱人格节操的事情发生。然而王允却觉得倘如自己实在有罪，则理当要接受国法的审判，又岂可擅自畏罪自杀；因而实在不同意，便将那毒酒给直接打翻在地。

    然而原本都以为王允这下是要必死无疑的了，却不料这时那何进却突然上奏灵帝，表示他与王允之间属于正常交际，并没有什么其它的不良企图，这事其他知晓的人都可以为他二人作证。是时杨赐与袁隗等一些大臣都顺势向灵帝发出声明，表示他们可以作为证人以佐证王允的清白。

    原本这在一般人看来可能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件，但在灵帝看来却是非常的意味深长，因为在此处为王允求情的不是其他什么人，而是他大将军何进，皇后何氏的兄弟。对于这个问题灵帝很清楚的知道，其何氏姊妹背地里究竟起的什么打算，他们想让刘辩被立为储君，然后未来继承帝位后他们就可以掌握国家大权，从而可能会再现当初梁冀那样的情形。而昔日王莽也是外戚，所以这事不得不让他感到怀疑，这根本就是何氏姊妹在故意的笼络人心。

    而尽管何进在这里面可能怀有某些特殊的企图，但奈何杨赐及袁隗等人都是底下有名望的大臣，以及王允本身也确实有其功劳和才能。所以灵帝经过再三考量，便下令将王允暂行收押，暂不判予死刑一类的罪名。而由此那王允算是捡回了一条命，至少当前来说还暂时安然无虞。

    由于战争刚过，到处尸横遍野，须得有人进行处理。然而就在处理的过程中却发生了瘟疫，于是许多人开始病倒。然后就有行脚医生出来治病救人，这其中有一个叫华佗的，是谯郡谯县人，医术不错治活了很多人。

    而就在瘟疫尚且横行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南宫的云台处却发生了火灾，随后在皇城的东门处又发生了火灾，由于情况比较严重需要进行修缮重建，而灵帝这时又暂时无钱可用，所以那张让与赵忠便趁机游说灵帝可以向天下征收耕田税，按每亩每年十钱的额度进行征收。灵帝觉得这个方法似乎不错，按每亩十钱来计收的话，他可以轻易征收到钜亿的经费，要修建这些损坏的建筑就可以很简单了，然后还可以顺便铸造些铜像之类的事物来转个运气。

    然而，当征税诏令下发下去的时候，却立时遭到了底下官人的反对。其中乐安太守陆康上书表示，在春秋时期鲁国的宣公也曾向老百姓征收过田税，但这却引起了天降蝗灾的警示与告诫；孔子也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对，怎么可以轻易去搜刮老百姓的财物去铸造那无用的铜像，这是违背了圣贤教诲的行为，也是亡国之君的做法。而由于陆康在用语上过于直接，以至于遭到了张让等人的指控，表示这是在引用亡国之君的事例来嘲讽当今圣明的陛下，又将古人的言说拿来诋毁今时帝王的英明，更兼毁谤当朝天子是亡国之君的作为，这是犯了大不敬的罪过，按律应当判处死刑。而由于侍御史刘岱这时为陆康上诉申辩，于是灵帝也没有真的判处陆康死刑，而只是将其罢官免职，令其还家耕田种地。

    通过加征田税的方式灵帝手里的钱倒是一时有了，但还缺少修造建筑所需的一应材料，因而又下令让地方官府为其征收建筑所需的各种材料。然而在验收的时候这些材料却遭到了宦官们的百般挑剔并不断要求降低价格，而由于价格上压制得十分厉害，仅为其原本所定售价的十分之一，导致各地都无法按此价格正常完成任务，以至于材料不能充足供应，损坏的宫廷建筑无法得以正常修缮。

    然后这事便引起了灵帝的不满，但他并不知道这是由于宦官的从中作梗所导致的，还以为是底下的人员有意懈怠拖慢了施工的进度，所以就再次下令让赶紧运送材料加快进度。而由于灵帝催促得急，底下的官员一时没有办法，便只好临时通过加征赋税的方式，来贴补此番购买材料所缺的定额差价。而由于税负增加得过于繁重，这不由引起了底层民众的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