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很出名，问出了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诗经北山》正好回答这个问题：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很具欺骗性，以为天子真的富有四海。周天子分封诸侯，实行井田制给百姓均地，说明什么？说明天下为天子、诸侯、百姓共有。自此以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是这种模式存在。凡是起兵举事，没搞清楚这一点，必然失败。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也是继承华夏国祚，沿袭中国的传统，朝代才得以成为正统。

    唐高宗及武则天时期，一直坚持均田制，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便有土地买卖，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清理。到了唐玄宗早期，也是延续这个政策；后期，实在无法推行，才允许土地买卖。孟子说过：无恒产者无恒心，绝对是至理名言。

    中国百姓以种地为生，中国皇帝以种地的百姓为基础，注定了大政必然有利于百姓种地。中国人发现，劫掠的收益远比不上稳定种地的收益，因此，历来的精英都反对对外扩张，抑制商业。但是，商业的利益太高，所以，整个唐朝，都用兵于西域，以维持商道。不知道为什么，唐朝在东北投入太少，以至于前期的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大辽崛起于东北。

    整个中国历史就是种地的历史，养成中国人自给自足的风格，宁肯辛勤耕作，也不愿意劫掠。即便是开作坊，付出更多的辛劳，也不愿意打仗。这是中国人用血汗换来的经验，干活比劫掠有用，也比劫掠来的实在。所以，中国各朝代，都是以利益交换保持边地稳定。到了宋朝、明朝就更能体现这一点，整个《资治通鉴》充斥着司马光的观点，到中国以外去占地，没有丝毫意义。到了清朝，由于人口增多，美洲的玉米、红薯、土豆等高产品种的引进，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才有能力长期稳定草原民族。

    所以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西方人称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不知道西方人的脑袋瓜怎么长的，竟然得出这种结论。基督教的基础是底层民，没有底层人的支持，不会有基督教的存在。这就是老子的道理：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亦以下为基。难道说，黑暗的源泉是底层民众？这是瞎扯，只能说底层民众渴望安稳，渴望秩序。文艺复兴以后，底层民的生活怎么样？战争、死亡、恐惧，更有效率的杀戮武器，直到二战结束，才告一段落，过上安稳的日子。到底哪个时代更黑暗？

    现代西方起源于罗马帝国的废墟，当时，各日耳曼民族以部落联盟的形势抢占土地，形成遍布欧洲，大大小小的部落以及部落联盟。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后来大大小小的王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国是部落的集合体，是较为稳定的部落联盟。

    从救灾的方式上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所有制的不同。碰到灾荒，中国通常采用赈济、赈贷、就食的方式，大部分时候能保持社会稳定。反观欧洲，均由领主带领领民，外出劫掠。这个时候，各领主乃至国王，纷纷下场，选边站队，然后群殴，打得天崩地裂，你死我活，直到形成新的联盟。联盟必定有共同利益，此即所谓的共同价值观。而中国只有一个价值观，同舟共济度过艰难。如果朝廷与富贵人家想撇开百姓，独自求活，百姓必然奋起，推翻这个皇朝，建立新秩序。此所谓，天人合发，万化定基。

    工业化之初，并不能解决农地产量与农业效率，欧洲是怎么解决过程中的饥饿，获取足够的工业劳动力？殖民、掠夺、战争，直到农地效率大幅度提升，世界才得以进入和平。所以，以人为本的中国，不可能以牺牲稳定为代价，去大规模发展工业。乾隆时代，中西交流密切，大清不可能没有欧洲的情报。可以猜测，因为那时的工业化不能提高土地产量，也过于血腥，不可能照搬。另一个原因，那时的中国是世界工厂，有资格戴官帽的都会算账，全面通商，大清会是什么结局。显而易见，大清会抱着银子饿死于灾荒之中。这也决定了，中国不具备大规模工业化的基础：多余的劳动力，大规模商业贸易。由此推论，只有粮食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中国才具备工业化的基础。这就是老子的道理：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从结果看，中国被欺负，但大清养活了四亿人，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养了将近十亿人。尼克松凭什么找中国？人多，统一，政府具有强有力的号召力；这是多么大一个市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善人，一切都是利益。因为中国，美西才真正解决了滞涨。

    当我们明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之必然，唯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无论大明、大清，亦或是民国，都不可能有这个能力。那些整天论证中国人的脑袋与西方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抑制了工商业发展，等等。要我看，这些人的脑袋才与众不同，否则，怎么会想出那么奇葩的理论？还有人羡慕西方的科学家、思想家。很遗憾，二战之前，德语区的思想家、科学家最出名，谁愿意到那时候的德语区生活？

    大一统中国的基础是小农。现代工业社会，工业化高度发展，智能应用技术突飞猛进，必然简化工业生产，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福利社会要不得，中国，还是要回归小农社会。古代，文人墨客推崇耕读；没官做，回家种地。现代人，宁肯去打高尔夫，玩体育运动，也鄙视种地。这种现象一定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