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我的头发又黄又枯。

    母亲有事没事便去寻偏方。有一回，她带回来一包药粉，霉红色的。我洗头时，母亲便让粉在盆里化了，搞一点洗发油，就着那猩红的“血水”洗。就这样，我的头发硬生生地变成了健康的黑色。

    每次有大人见到我，当他们露出惊讶的表情，未等他们开口，我就知道他们要说:“咦，这个女娃子咋那么瘦？”

    爷爷经常爱说:“哎，禧梅子身上的肉，用针挑都挑不起来。”

    我属于偏瘦的那种类型，但这并不稀奇。我们一大家子人，没有一个人胖，也许这是遗传。

    我不爱吃东西，但是爱吃鱼。我曾经被鱼刺卡过四五次。

    对于超爱吃鱼的我来说，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吞一下口水都很困难，喉咙绷着疼。爷爷会叫我生吞一团大米饭，好把鱼刺一起挤下去，很有效。

    但有一次没用，鱼刺卡着难受极了。最后是爷爷从腌菜罐子里挖一大勺酸汤，硬撬着我的嘴强灌下去。那叫一个酸，眼泪都出来了，我的脸也憋的通红。我张大嘴，这次鱼刺终于让爷爷抠了出来。

    自从有了那次惨痛又惊险的经历，大人们商量，以后家里不买鱼吃了，买了也不让禧梅吃。

    但他们还是拗不过我。只得千叮咛万嘱咐地，然后挑一块鱼骨大而少的鱼肉，夹到我碗里。我吃的时候，就齐刷刷的看着我，确保我没事后，才埋头吃自己的饭。

    对于鱼，我肯定是又爱又恨。

    每次我被鱼刺卡的难受，便会大声说道:我下次……下次一定不再吃鱼了！

    当然每一个人相信这句话，包括我自己。

    我在家很无聊，于是一整天都想着跟我哥出去瞎混。我哥喜欢去村头找一个女孩爬山，每次去都要拉上我。而我因为觉得新奇，每次都屁颠屁颠的跟在他俩后面。

    那时候根本没有“电灯泡”这种玩意儿。

    我对那个女孩儿依稀有点印象。高高瘦瘦的，笑起来蛮好看。我们走到一个斜坡转弯处时，我上不去，她便把我抱上去了。

    那女孩经常来我家玩。每次我哥都表现的特别贴心，特别温柔。若不是我力气小，真想一巴掌把他打回原形。

    后来我在他们的聊天中知道了那女孩的名字——九樱。

    我哥不止一次说过，他长大后要娶九樱。

    他对他爸爸说，对他妈妈说，对爷爷说，对奶奶说，对我爸说，对我妈说，对九樱的外公外婆说……只要是个活物，他都说了不下十遍——除了九樱。一见到九樱，他立马就怂了。就连平时放得贼响的屁，到了九樱面前，也愣是被调成了静音。

    九樱好像也对他心有所属。两人见了面，就害羞的笑，完全把一旁莫名其妙站着的我屏蔽了。

    对于他俩要结婚的事，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本来也不关我的事，我只关心等下去哪里玩。

    后来，我哥无情的抛弃了我，带着他的九樱小女子“双宿双飞”了。所谓的双宿双飞，其实也飞不到哪里去。

    我去大菜园里摘菜，总能“偶遇”他们。每次我哥都像赶野猪一样，把我撵着走。

    后来每次我俩吵架。内容便是这样子:

    “有本事你就走啊！带着你的九樱走啊！”

    “我就是要娶她！我娶谁也不会娶你！”

    “就算我嫁给猪，我都不会嫁给你！”

    （二）

    我和老坤相处并不和谐，基本上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打”。我觉得他凶神恶煞，他觉得我无理取闹。

    有一回，我们在菜园子里扭打起来了。原因我忘记了，总之我们都很愤怒。他打肿了我的脸，我在他脖子上和手上抓出了血痕。

    最后是奶奶苦口婆心地把我们拉开了。她语重心长的说:“唉！你们俩可是兄妹呀，天天这样打架。”

    谁知他扭头就冲我大喊大叫:“鬼是他哥！我没有这个妹妹！”我既伤心又生气，也顶回去:“我从来都没有你这个哥！”

    他忽然狰狞地笑了:“好啊，你以后就不要喊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叫我。”我不假思索便回他:“我本来就不叫你！”但事实上，我已经被气哭了，他的脸也憋的通红。

    我扭头跑进客厅里屋的房间，爷爷和锦正躺在床上睡觉，我只好去厨房。

    厨房里正在煮饭，灶台里的火烧得很旺。我搬了个小板凳，面向灶台坐着。明橙色的火焰欢腾地跳跃着，可我并不开心。

    我的泪水一直止不住的流，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的伤。我把脸凑的离灶台近一点，好让他烘干我脸上湿漉漉的东西。

    等我从小凳上站起身，饭已经煮好了，我的全身也已经坐的酸痛。出门一看，天已泛黑了。我居然烤了这么久的火。我疲惫地伸了个懒腰，慢吞吞的走出厨房，结果一出门就见我哥站在坪里。

    我还在生他的气，于是冷哼一声，想扭头回去。他看了我一眼后，原本严肃愤怒的脸忽然瞬间变成小丑脸。他指着我哈哈大笑，最后笑的蹲在了地上。

    我感到莫名其妙，但也没加理会，我已经习惯了他发癫。奶奶从外面摘菜回来，她看着我，惊讶的憋住笑:“啊呀，禧梅，你的头发怎么了？”

    我一脸糊涂的看着他们:“没有啊，我头发怎么了？”说着我顺手摸了一下额前的头发，却只看见眼前飘下来一撮灰。

    我哥见着我这个模样后，笑得更苦了。我心里一惊，似乎明白了什么。我赶紧跑进房间，拉亮台灯，拿起镜子来照自己的脸。

    ……

    原来我离火太近，结果额前的刘海在不知不觉中，被烤成了一撮灰。乍一看没有什么异样，但用手扒拉几下后，我便开启了没有刘海的先河。

    （三）

    过节那天，一个表姐来了我家玩。

    老哥结束了与我的冷战，他心情似乎格外好，非要带着表姐去碧头捉螃蟹。我一直以为，他会叫上我，完全是为了烘托他那高超的捉螃蟹技艺。

    午饭后，我们三撩起裤管下了河，不停地在水里翻开石头找螃蟹。不一会儿，哥哥便捉的比我们的多了。本来一切照常，可偏要出些差错。

    我们正热火朝天地翻着石块呢，忽然听见一声尖叫，是哥哥的声音。

    我们抬头看去，哥哥站在水里，表情狰狞，“嘶嘶”地叫着。他把一条腿从水里抬起，只见有一只大螃蟹，紧紧地钳着他的大脚趾不放。

    我马上“扑哧”大笑一声，第二声被哥哥用凶狠的眼神生生地逼回喉咙口了。

    我憋着笑上了岸，然后试着转下那只螃蟹。结果我一拔，哥哥就冲我大吼:“你不要拔了！痛死我了！他越夹越紧了！”

    表姐找来一根长枝条，逗那只螃蟹，它用钳子夹住了枝条，然后松开了哥哥的脚指头。他的脚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血痕。

    那段时间，他走路一瘸一拐，行动不便，但我并没有感到幸灾乐祸。有句老话说的好啊，“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每次要他做什么事，他便优雅地往床上一躺，傲娇地翘起他那只可怜巴巴的大脚趾。于是，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我的身上。

    安城有两个小卖店，一个叫华明便利店，另一个叫阿勒小卖铺，我们平时喊他林铺。华店离我们家比较远，林铺则离得更远。

    我和我哥曾计算过，若是跑去华店，大概需要五分钟，跑去林铺则需要七分钟。

    华店除了卖各类零食、面粉、火柴，还卖药。华明是本村的医生，他经常要去本村或外村出诊。我去店里买东西的时候，常常是他妻子结账，很少遇到他。

    华店有个冰箱，但冰棍的种类和数量并没有很多。华店是一栋两层半的房子。一楼卖东西，二楼住人。那个冰箱是两层的立式家用冰箱，下面那层冷冻箱装着冰棍，用于出售，他们自己也吃。

    从华店一直往下走，能见着一棵百年榕树。下了一个陡坡后，便能看到榕树旁边的林铺。

    林铺旁边是幼儿园，闲时那里用作搓麻将的场所，阿勒是店主。他妻子叫见英，是幼儿园里的老师。

    林铺对面是学校，面积并不是很大，只有从学前班到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盛夏之时，我和老哥更宁愿多花两分钟，去林铺买冰棍。林铺有一个标准的冰棍箱，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冰棍儿，五毛钱一根，可以吃很久。

    我们几乎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日中午饭后，爷爷便给我们三块钱，让我们去林铺买六根绿豆冰棒，我两根，老哥两根，爷爷奶奶各一根。我们用塑料袋提着冰棍，踩着发烫的路面，顶着热浪，急匆匆地赶回家。

    去买冰棍的路程很煎熬，但买回家后就解脱了。门外烈日高升，热浪滚滚，蝉鸣阵阵。我们则穿着短袖和超短裤，脚趾卡着拖鞋，把客厅的风扇开到最大档。在呼呼的凉爽风声中，我们边吃绿豆冰棒，边看动画片。

    客厅永远放着四个瓷碗，四把勺子。我们把买来的冰棍搞进碗里，然后用勺子一勺一勺挖着吃，特别享受。

    老哥受伤的那段时间，买冰棍的重任便交到了我身上。我每天像个丧尸一样，在催促声中慢吞吞地走出门；又像疯子一样，提着一大袋子冰棍兴奋地跑回来。

    （四）

    我们一家人都是那种很懒的馋虫。有时天气热的不行，实在不想出门，我们便吃西瓜。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女人在清晨准时叩响我们的门。她挑了一担自家种的大西瓜，向我们售卖。而爷爷每次都会买下那一整担西瓜，至少有八九个。

    西瓜放在厨房凉爽的隔板下面。吃过午饭，约一两个小时之候，奶奶便搬出一个大西瓜，在厨房里洗净了，然后拎把菜刀，带着西瓜去客厅切。

    我和我哥争着把圆桌收拾干净，合力把西瓜搬上桌子，然后眼巴巴的看着。奶奶总是不急不躁地切下西瓜蒂部，把菜刀整个擦一遍，然后用明晃晃的刀尖轻轻一切。

    “咔嚓”一声，西瓜裂开，发出清脆的声响，露出鲜红的瓜瓤。一股独属于夏天的清香在客厅随性蔓延开来，钻进每个人的鼻孔，满屋子都是西瓜香。

    那个大西瓜，有一半多是被我和老哥消灭完的。吃完后，我们躺在客厅的床板上，无比惬意地摸一摸圆滚滚的肚皮，丝毫不理会屋外聒噪的蝉鸣。

    我们也不会浪费掉那些吃剩的西瓜皮。奶奶把它们装起来，倒进大菜园里的池塘喂鱼。我在林铺买了一把削铅笔用的小刀，要了西瓜皮，在桌上乱切一气，然后装进碗里，假装喂给我的大熊吃。

    我有一只棕色的大熊，忘记是谁给我买的了。从我记事起，它便陪着我。我把我的漂亮衣服和帽子都给了大熊。它还戴了一副墨镜，但只剩一个镜片，那是妈妈从外面出差带回来的。

    我很喜欢背着它，抱着它，和它聊天。尽管他永远不回答我，永远都是笑眯眯的眉眼和向上弯的嘴角。

    我有时也会抱着他睡觉，但第二天都会习惯性地去床底找它。奶奶则把它洗了一遍又一遍，本来纯棕色的毛都被洗得微微有些发白了。

    “禧梅子，你过来，快点过来。”我哥又在房间里叫我了，声音急不可耐。我叹一口气，进去了。

    我们客厅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房间，其中两间紧挨着后山的房间特别暗。

    靠右的那个房间叫上房，里面有两张不挨着的床。爷爷睡在靠左的那张床，奶奶睡在右边的床上。

    靠左的那个房间叫明房，但它其实暗得很。奶奶那个最小的待嫁女儿就曾住在这里。

    另外两间房间则比较亮，从窗户可以看见屋外的水泥坪。父母上班回来会带着我在左边的房间睡，那是唯一一个安了暖灯，放置了席梦思的房间，我经常叫它甘房；右边那个陈房则是婶婶和老坤住过的地方。

    四个房间的面积都很大，但我和老坤最喜欢去明房里玩。

    床头有一个大型的木质柜子，一排排抽屉，用铜环拉开，里面有数不清的瓷杯、瓷盘、瓷壶、空白药单，有时还能找出一两包闻着味道很奇特的药。

    更有趣的是，那床头还挂了两件白大褂，还有一个听诊器。

    有时我当病人，却非要穿着白大褂才肯躺在床上。老坤穿着另一件，装模作样地戴好听诊器，象征性地给我听诊，然后抽出一张药单，在单子上“唰唰唰”地乱写一通。我对其中一张药单记忆犹新，上面写着:“死于ai症”（癌字他不会写）。主治医师一栏，还有他潇洒无比的签名:××坤。

    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捡到一个针管，还是带针头的那种。我们两个都不肯打针，因为都在华明那里体会过针管的威力。于是，我的大熊变成了实验对象。

    我们端了一盆水，表情严肃，动作“娴熟”，学着华明的样子，一人一针轮流给大熊打。屁股上，肚皮上，咯吱窝，脸上……能打的地方都给大熊打了个遍。最后盆里水用掉不少，奶奶从收拾房间，从床上拎起来一只湿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