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不发，并非是李邦华和袁可立有什么不满，恰恰相反，他们在考虑皇帝的深意。

    李邦华和袁可立这两大都察院总宪，自从进京以来，除了朝堂对答，除了看报纸，也经常与孙承宗等几位阁老、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一起被王战招去谈话。很多时候谈话的氛围都很轻松，类似于好友之间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到了中午就一起吃饭，在乾清宫就是四菜一汤，在万岁山就是军中伙食，开始他们还有些拘谨，逐渐的，看皇帝吃得是那么随意、那么狼吞虎咽，他们也放松下来。不但放松，而且渐渐的开始深感惬意，因为这是他们从未敢想象的君臣关系。就在这种逐渐的轻松随意中，思想方面便不知不觉被皇帝渗透得很深，逐渐认同了皇帝的很多想法，毕竟王战的道理中，因果逻辑很清晰，没有任何强词夺理。再有，皇帝的饮食，后宫皇后的饮食，遣散去皇庄的宫女太监，金薯的丰收，田赋新政对百姓的善意以及其中透出的平等之意、透出的皇帝对特权的深深厌恶，等等，所有这些皇帝的作为，对于他们这样心系国家百姓的臣子来说，怎能不认同？这种越来越深的认同，使他二人不会再轻易的发出反对的声音，而是更愿意思考理解皇帝的深意。

    他二人作为都察院总宪不出声，大多数御史便也随之沉默，事实上就连许多给事中都渐渐以他二人为风向。也只有刘宗周这个学究，遇到不合意的地方就会立刻站出来。但即便是刘宗周，今天的反对更多也是为皇帝考虑，并不是真的反对皇帝的作为本身。这几个月的接触，皇帝的实际行动，几次重大的谈话，朝堂上开诚布公的论辩，刘宗周也已经被潜移默化成了皇帝的同道。

    “民怨？动荡？官声？”听到刘宗周和秦士文的话，御座上的王战再次冷笑。不过这冷笑却不是冲着刘宗周，而是冲着郭允厚。

    正在眼巴巴仰着脖子看向皇帝的郭允厚羞愧万分地低下了头，以额触地。

    “追溯十年，哪些民会怨？在朕看来，那都是官怨、绅怨，哪有穷人怨？朕惩治贪官，那些卖儿卖女、马上就要饿死的流民会怨吗？被朕免除了徭役、年赋只有一斗的农民会跟着动荡吗？被克扣军饷、饿得面黄肌瘦的士卒会跟着士子乡绅们动荡吗？只有贪官污吏会怨，只有那些为富不仁的士绅会怨。不过他们充其量只能勾结起来罢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这些卑劣的手段来逼迫朕。可是朕不会哄着他们，朕会杀光他们。所以，朕不怕所谓民怨。”王战话语中杀气逼人，说完话后不知不觉间牙关便咬紧，两腮筋肉线条亦随之鼓起。

    除了武臣序列，殿上多数大臣是惊骇莫名，他们不止一次的感觉，皇帝有两幅面孔，大多数时候明显是已经拿定了主意，但面对反对，仍愿意耐心与群臣详细解说，而现在这种说到生气时候的样子，就好像是变成了一个按捺不住的长安游侠或者说是亡命之徒，连社稷动荡都在所不惜，一副玉石俱焚的架势，完全不像一个皇帝。

    “方正化，加强守卫，莫要再来一个张差拿棍子来打朕，再来一次梃击案。”王战说话之时手抚剑鞘，目光森冷，但是森冷的目光落在群臣眼中，感受到的却没有一丝冷静，而是一种决绝与疯狂。

    群臣当然知道“梃击案”，这几年殿上群臣没少利用这件案子互相攻击。“梃击案”说的是万历四十三年，有一个叫张差的平民，居然拿着棍子从东华门一路进了皇宫，打伤多人，最后说是要去打当时的太子、也就是天启的爹，一路上皇宫多道守卫形同虚设。“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近十年来的三大奇案。

    王战现在提起“梃击案”，只能让他们再度想到皇帝方才说的“无法相信”。这种不被信任让他们丧气、悲哀。即为自己悲哀，也为今日之局面：怎么就把皇帝变成这样了呢？

    实际上，王战从训练新兵之始，就开始自己亲自调派每天每夜值守的卫兵，而且都是从一堆刻着部伍番号的牌子中随机抓阄，每天抓阄之前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哪几队新军值守，更不用说外人了。王战现在说起梃击，让方正化加强守卫，更大的目的在于让群臣感受到自己的决心。当然，在群臣的感受中，这已经不能用决心来形容，而是皇帝的决绝。

    “微臣遵旨。”殿上值守的方正化应声接旨。

    “不过刘爱卿你的担忧也有一定道理，朕决定，只追嫡长子，不追次子与旁支，从贪官长辈身上得了些好处的次子与旁支，得的不会很多，朕就放过他们，避免有人为了讨好朕或是为了敲诈勒索更多钱财而大肆株连，把一件肃贪倡廉的好事变成坏事。”王战听了刘宗周的担忧，微一思考，决定抓大放小：

    “至于有无真凭实据，朕亲自训练的军队，人数一个都不差，实兵实饷，由此倒查，真正收到多少军饷，发下多少军饷，与户部拨出的数额对比一下，看看差了多少，自然是一目了然，这已经是有了一定的真凭实据。如果说因为都战死了才对不上，那也简单，把历年报功的文档拿出来，看看与你们说战死的人数能不能对上？另外，国朝田亩数量与岁入之巨大差额难道不是最明显的证据？”

    “谢圣上。”刘宗周听到皇帝大幅度减少株连，还耐心解释凭据的问题，连忙谢恩，不再过分纠缠。不过脸上的忧色还是挥之不去，终究这件事情还是太大。

    “圣上，武将夸大功劳、瞒报损失乃是必然，圣上焉知不是武将贪墨？至于岁入与田亩之差额，这......这实在不是一时一人之事。”眼见两大都察院总宪始终不说话，目前左都御史职衔已不在身上的房壮丽再次出班了，后边又跟出来了一小串御史、给事中，纷纷附和。

    “武将贪墨？不能说没有，但是在军饷还没出京城就少掉数成的情况下，平均分配只能是人人都被欠饷、人人皆因不足而生怨。为了养出能战之兵，武将只好把军饷集中到一部分精锐身上，也就是家丁，其他的军卒自然就得到的更少，这其中自然有一部分落到了某些武将的口袋里。但是，武将所得远不如户部兵部诸人，武将显然也不是巨量欠饷的根源。”王战虽然生气，但是房壮丽既然提出了武将贪墨的可能，王战还是愿意把自己的道理给这位老臣讲出来：

    “而且，像孙祖寿这样的武将，拿自己的俸禄家产来为朝廷做事，他贪吗？反过来说，他为何需要动用自己的家产？他所部的军饷为什么也从未领足？”说到孙祖寿的时候，王战又看向了地上的五位前尚书。

    郭允厚与冯嘉会等五人无言以对，秦士文等人也是无法回答。

    不止他们几个，殿上其余的大臣也说不出来什么。孙祖寿廉洁之名朝野皆知，在各地任职皆是声誉著于兵民两界，如果说满桂这样与东奴正面厮杀的勇将他们也能挑出毛病，但是对于孙祖寿，他们真就做不到。孙祖寿“一钱不取，廉勇绝伦”，士卒皆知。不贪财，用自己的俸禄为当地百姓办事；不好色，对逝去的发妻情深意重，绝不续弦纳小；对自己的子侄也要求甚严，在民间从无任何不好的传闻。如果说孙祖寿也说没有领足军饷，那......

    “而且，即使如此，朕也不会轻纵，朕会令他们以杀敌来赎罪。朕留下的圣旨不是已经传给九边、令他们随意向塞外出击，以东奴北虏人头来立功赎罪？自游击以上，游击百颗首级、参将二百、副将三百、总兵四百，既往不究。若是哪一部拿不回足够的鞑虏人头来，主官要么提头来见，要么回家务农，限期只有半年。朕念其终究是戍守边关多年，回家务农者，计算其一生任职与俸禄，允其留下与俸禄等值的财产，但要交出其他多余的财产。此次如被发现有杀良冒功者，斩，财产有所隐瞒者，斩。”

    “以上是罚，下面还有奖。军卒斩一颗首级，朕奖励其三十两皇曌契钞，既可以拿这契钞来银庄粮行兑换银子和粮食，也可以留待将来兑换三百亩草场。朕扫平塞外之后，可以让这些被俘的北虏负责放牧，立功的将士坐等分红即可，也给了这些北虏生计活路。抢回十头牛羊马匹者，与斩一颗首级同等奖励，且牛羊允其自留，将领仍按朝廷成例记功。不要以为朕是空头许愿，朕能把东奴打得屁滚尿流，就能把鞑塔尔打得望风而逃，以后的草原，只能是我大曌的马场、羊圈，绝不会再留给敌人。勇猛作战的将士，他们的家人就可以成为草场的主人。朕还记得提醒那些将领，八大斩中，贪墨军功者斩，这也是朕最后一次给他们机会，他们要是抓不住，到时候可不能怪朕。”

    “朕这安排如何？”王战将预留圣旨让九边出击之事的细节摆在了群臣面前。

    群臣默然不语。

    王战的办法简单直接，既堵住了文臣的嘴，又顺势在国事方面有所作为。

    王战很清楚，自己的一切措施都难以在短期内覆盖边疆，人力不足，人心亦在观望——眼前这些朝臣就是最好的例子，对新政新法的习惯还远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给武将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或者说是台阶，一个必然面对生死却又不是必死的任务，令他们在为国征战中通过生死自然筛选、自然淬炼，以生死之间的战功来换取既往不咎。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令这些将领不知不觉的在遵守皇命过程中潜移默化的遵守新政。被潜移默化，再加上后续的整训、筛汰老弱、消灭空额，在军中陆续派驻军法官、宣导官，必然会将所有的旧军改造为新军。而凭着自己手中的强军，凭着刚刚取得的战绩——德胜门外的四万颗首级，他百分之百相信，这些旧军将领必然会接受这个台阶，否则就要接受被清算财产、回家务农的命运。

    至于武将造反，他认为不存在这个可能，现在的大曌，武官中还不存在这种思想基础。百多年重文轻武之下，现在的武将比文官还要恭顺的多，文官可能还会策划个梃击，武将完全不会。而且这几个月内操军深入乡村、屯堡对田赋新政的宣讲，一张张报纸的刊行与唱报，也使穷苦的百姓和军户完全没有跟着某个官绅造反的意愿。穷苦百姓、军户已经知道谁一直在私加滥派压榨他们，知道谁在为他们好、为他们推行新政，他们现在是皇帝的铁杆拥护者。

    所以，这一次，面对可能既往不咎、也可能被清算财产、回家务农的命运抉择，武将只能拿出私财鼓动将士，出塞杀敌，别无选择。

    另外，王战这样做也不仅仅是为了武将与文臣之间的公平。

    从国事公平、长治久安方面考虑，王战本来就打算对东金取得胜利之后立刻派九边将士扫荡草原，目的是不给这些草原部落在没受惩罚的情况下投降、求内附的机会，这是他早就拿定的主意，可以说读史书、对书空想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主意，坚定无比。

    德胜门大胜的消息必定已经传遍草原，后来的人头京观也必定随着边镇的互市、随着商人的流动传到草原各个部落，这些强则盗寇、弱则卑服的部落在这次德胜门大战的震慑下，很快就会以卑服的姿态请求投降内附，甚至腆着脸请求朝廷给予内迁安置，直到某一天大曌又衰弱了，他们又会摇身一变成为撕咬大曌的强盗，甚至是令大曌腹心生乱的强盗，如同汉末、西晋之时。而朝中的文臣，绝大多数都会在面对这些草原部落的卑服姿态时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宽容高姿态，会忘记一切伤害，会乐于免去任何惩罚，会乐于赐予大量的钱粮和各种凌驾于大曌百姓之上的优待特权，以此来展现他们的“宽广胸怀”、展现他们的“悲天悯人”。而王战绝对不希望这样。

    王战历来坚信，不惩恶不足以扬善，恶徒不受到严惩只会继续作恶；罪行不受到清算只会给罪犯篡改历史事实的机会；求内附的部族不被解除武装、不接受大一统的教化，只会令大曌得到腹心生变、叛乱裂土的恶果。

    华夏历史上，历朝历代的边患总是如此，最严重的就是五胡乱华，晋朝几乎被收容的五胡部落将北方汉人屠杀了至少五成，当时华夏已是亡国灭种之状。

    为了华夏的长治久安，王战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出现。

    收容，必须是清算之后的收容；宽容，只能在公诸天下、载于史册的清算之后；安置，更是必须在解除武装、同意接受朝廷教化之后。一个大一统的朝廷，本来就只应该有一个隶属于朝廷中枢的武装力量，不应该存在任何形式的地方武装、部族武装。任何部族武装都是在为将来挑起族群矛盾、掀起内战、叛乱裂土做准备。

    那种要足好处、保留部落武装、甚至享有一些凌驾于大曌律法之上、凌驾于大曌百姓之上的特权，大曌朝野还要捧着哄着的、像一个裂土王侯一样的投降内附，华夏绝不需要，王战也绝不允许。死都不会允许——不允许为华夏留下后患，也不允许华夏再出现任何伤害民心的特权。

    而在具体实施上，从现实条件来说，现在的气温，对于北直隶、山陕来说，只是初冬，出击还是比较合适的。而九边出塞痛击一个月之后，草原便要进入隆冬，无论今年有没有白灾，各部落在被痛击之后的投降，姿态一定会低很多，绝对不敢再摆出一副“恩赐给你大曌和平、你大曌若不同意我的条件我就大举入侵”的嘴脸。自己给九边诸将定下的首级指标也不是很高，赏格却是不低，又有了德胜门大胜，九边的将士们士气也会大涨，出击的成果很可能比较好。

    综合以上种种考虑，王战做出了九边将士出击草原、将功折罪的决定，预先留下了那道圣旨。而这个决定也让今天朝堂上的文臣无话可说：这些军将立下军功之后依然要遵守田赋新政，事实上现在新增的六百万石田赋当中有一部分就是他们交上来的——最根本的，于边塞战场之上、生死之间争取将功折罪、既往不咎，还有什么可挑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