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上，圣上之前便提起过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之人，今日又实行此等严刑峻法，需知暴秦便是行严刑峻法而不行仁义，二世而亡。今圣上恢复实施剥皮实草这等酷刑，令文武百官人人自危，恐非江山社稷之福。”

    房壮丽这位老臣再次站了出来。

    本来他对皇帝建立南、北都察院且将南、北都察院交给李邦华、袁可立二人执掌还十分欣慰，以为参倒魏忠贤是指日可待。只是今日魏忠贤及其党羽虽被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入诏狱，皇帝却也将仅次于阁老的几位尚书、前尚书、巡抚督臣打入诏狱，更恢复实行太祖的剥皮实草，令他这欣慰立时荡然无存，只剩下寒意与担心。

    “不贪不腐，有何自危？海瑞会自危吗？诸位爱卿，你们说说，海瑞是不是清官？海瑞会怕严刑峻法吗？会怕这剥皮实草吗？你们为什么怕？”面对房壮丽的论调，王战大巧若拙，直接甩出了硬邦邦的海刚峰。

    “呃......”

    房壮丽一时语塞。

    “若海瑞是清廉的，那其他的县令是清廉的吗？他们的日子为什么和海瑞过的不一样？他们的日子为什么那么富足？”王战并没有等着房壮丽回答，接着对着群臣问出难以回答的问题。

    群臣自然与房壮丽一样难言：海瑞？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哪个官员甘心过他那种日子？即使是小吏、衙役也没人愿意——那是为老娘买二斤猪肉就能惊动天下的日子。

    关于海瑞买二斤猪肉，“市肉二斤”，后世有人强辩为何一定是为老娘买二斤猪肉，为何就不能是更贵一些的牛肉？其实这个判断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了：此时是绝对禁止滥杀牛马的，农耕社会，牛是耕田的主力，一头牛耕田的效率远超人力，至少相当于五个壮汉，故擅杀者重罪。大明律：凡故杀他人马牛，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杖一百。耕牛伤病死亡，不报官府、私自开剥，笞四十。

    而且不仅仅是此时。作为农耕文明，华夏历史上的历朝政权也是一直禁止杀牛的，《礼记.曲礼》载，“诸侯无故不杀牛”；秦律规定，在牛马经过的路上设置陷阱，即使未造成伤害也要受到处罚。汉朝时杀牛要偿命，《汉书.龚遂传》载，“禁私杀牛马，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汉律明确“盗窃耕牛与杀同罪”；唐朝《减用牲牢诏》，除祭祀天地和祖先可以用牛，其他的祭祀只能用猪和羊，以此措施来保护作为耕田主力的牛、振兴农事，《唐律疏议》将杀耕牛与“谋反”、“忤逆”等罪一同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宋朝《宋刑统》规定：“杀牛马者，头首处死，从者减一等”，伤害牛马者“首处死，从减一等”。

    甚至直到彼世的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九五五年也还有规定：禁止任何机关和农民私自宰杀耕牛。

    所以，古代说买肉，如果不特别说明，买的就必定是猪肉。就算有极少量的官府允许宰杀售卖的牛肉，也比猪肉昂贵得多。海瑞这样一个律己堪称严格到了严酷程度的清官，怎么会违反国法、违反农耕社会的千年常情、百姓共识去吃牛肉而且是更昂贵的牛肉？根本不可能。除非海瑞是个伪君子，清廉律己的名声是假的。

    而海瑞买了二斤猪肉给老娘过生日就能惊动天下，可见平时过的是什么日子。天下有几个人能忍受跟他一样的日子？

    “圣上，此法终究太过酷烈不仁，大失宽和。”半晌后，在同僚的沉默中，房壮丽没有正面回答关于海瑞的问题，而是将矛头对准酷烈不仁。

    “非是朕不宽和，是特权权贵、贪官污吏对穷老百姓太不宽和、是偷逃税赋的特权士绅富户对穷老百姓太不宽和，太苛刻、太贪婪。都说开国之初可以大刀阔斧，立国之后治天下则宜温和，可这温和的结果是什么？自打土木堡之变后，剥皮实草名存实亡，结果是官吏尸位素餐、贪赃枉法，结果是偷逃赋税之举凌驾于国法之上、成为了一项长久的特权，特权横行、民不聊生，国朝税赋大量流失。百多年下来，大曌已病入膏肓，面对一个小小的东奴居然被打得屁滚尿流，十年不胜，辽东尽失。”

    “很多人不作恶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害怕受到惩治。如果惩治的很轻，很多原本不作恶的人就会作恶，不贪腐的人就会贪腐。道德很好，但需要时间，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德可期，不可恃。也许还需要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天下之人才能够人人道德高尚，才能够依赖道德而不必依恃法治。而法治可以立竿见影，解决眼前大曌膏肓之危。解决了眼前，也必然有助于长远，毕竟明天之基础在于今天，在于现在、当下。若是有人反对严明的律法，一味强调宽和，朕就要怀疑他的私心了。”

    “继续你所说的对百官的宽和与仁爱。对百官的宽和与仁爱，百年下来，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百官朱门酒肉臭、百姓路有冻死骨，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揭竿而起、拼死一搏。”

    “等老百姓揭竿而起，大曌亡了，诸公就又会长吁短叹地说是气运、天数，其实老百姓揭竿而起就是被贪官污吏、特权权贵逼迫的，因为这些人的每一分飘没、常例、分润，每一分偷逃的赋税，都是民膏民脂、是老百姓的血汗。贪官污吏飘没分润的常例多一分，老百姓的血肉就少一分，特权权贵少缴万顷田赋，老百姓就要多缴万顷田赋，这些特权权贵们胖一分，广大老百姓就瘦一分，所以，这皇朝轮转更替的气运天数就是每一个贪官污吏、特权权贵亲手造成的。朕说的对不对？”

    王战连番论述并非声色俱厉，但目光却如利剑，一眨不眨地看着房壮丽。宽和与酷烈之辩至此清晰无比。

    面对皇帝的目光，面对皇帝因果清晰的质问，房壮丽口中苦涩难言。在皇帝简明的话语、清晰的道理之中，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思考就能辨明，其中的因与果是无误的。他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臣，怎会听不懂？他一生之中从未被人这样质问过，也从未想到一生所学，面对不读书的皇帝的质问竟然无法回答，更未想到一生奉为圭臬的宽仁用之于官场中，对老百姓竟是如此罪孽深重。

    “贪腐祸国，特权祸国，只是如此就该动用剥皮实草这样的酷刑吗？”房壮丽想不明白，却又出于本能的抵触，一时心乱如麻。

    “朕再来问你，张居正的《考成法》能说是酷烈不仁吗？”

    “这......可称严厉，但不能说是酷烈。”房壮丽只能如实回答。

    “没错，仅仅是严厉而已。张居正的《考成法》不过是将治政行为明确下来、将考功标准明确下来、不再仅凭考功官员与上官一张嘴的说辞来确定功过而已。这明明是好事，可以让做实事的官员的功绩不会被抹杀。结果怎么样呢？有谁还在认真的实行《考成法》？看看田赋就知道，是不了了之了还是名存实亡了？完全无关酷烈的《考成法》，还不是被悄无声息地束之高阁？由《考成法》便可看出，在为国尽忠、为百姓尽力上，我大曌百官还有很大提升的余地，这也便是田赋收不上来背后的原因。”

    王战知道，读史之人大部分都说“传庭死，大明亡”，其实在他看来，广义来说，《考成法》名存实亡之后，大明就注定了灭亡：考成法还能执行的时候，无论田在谁的手里，至少五六成的田赋还能收上来，考成法废弛之后，田赋能收上来的也就三成左右，而且还大部分压在穷民头上，就比如辽饷，哪个士绅富户真的分担那每亩二三钱银子了？还不都是压在无钱无权的穷百姓头上？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穷民揭竿而起、殊死一搏。

    此时将完全无关酷烈的《考成法》也被废弛的结果拿出来说，更令人无法反驳，更能令群臣正视从不肯正视的朝政现状。

    “而且，从《考成法》的废弛朕就看明白了，能让贪官污吏以至于整个特权阶层认可的宽仁，只有一种，就是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约束、任何考核，允许他们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允许他们堂而皇之地的凌驾于国法之上、不纳税赋、享受种种优待特权，允许他们像吸血蛀虫一样蛀空整个国家，并且他们的种种凌法特权还要传诸子孙。他们只想让律法为自己所用，欺凌侵夺百姓，却不想律法为百姓所用，他们只想让宽仁落到自己身上，对老百姓却是酷烈无比。”

    王战将贪官污吏、特权权贵鼓吹的所谓“宽仁”的内涵看得清清楚楚，此时揭露得亦是毫不留情。

    御座之下，或是愧色，或是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