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极殿上，气氛难言。

    皇帝说从《考成法》的废弛就看出群臣只想不受任何约束的、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特权永续，令还在殿上的诸大臣难堪到了极点：《考成法》能称作酷烈吗？当然不能；那《考成法》废弛没有？确实废弛了。一部监督督促大臣们勤于政务的律法被无声无息的束之高阁了。所以，皇帝说错了吗？

    臣子难堪，皇帝却还没完。

    王战接着往下说：

    “市井持刀杀一人者，按律当斩。朝廷命官、读书士子特权凌法、滥权枉法所害之人千千万万，却要求宽仁，岂不是笑话？那些背井离乡的流民、填塞沟渠的饿殍便皆是被害之人。所以，朕还是认为，不惩恶不足以扬善，不肃贪不足以倡廉。没有严刑峻法便对不起守法之民，高薪养廉必须配合重典肃贪。对贪官污吏、特权权贵的宽仁，就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不仁；对贪官污吏、特权权贵施以酷刑，消灭贪腐、消灭特权，就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仁义。这才是真正的‘为生民立命’。不如此，就是‘为特权贪腐立命’。”

    “王子犯法尚且与庶民同罪，何故刑便不能上大夫？大义不能入心，那就只有峻法，峻法不能震慑，那就只有斩首。道理如此清晰，朕不该用重典吗？”

    武臣也好，刘宗周、黄道周等皇帝的同道也好，他们自然是赞同皇帝的，不会轻易出班辩驳。而御座下的其他臣子们却也只能听着，他们是无人能够辩驳，从五月之后他们就做不到这一点了。

    直面皇帝的房壮丽也再次感受到了事实铁拳之后的道德大棒，读了一辈子的书，做了一辈子的道德文章，面对眼前的皇帝，他还是只能无言。

    “何况，朕也并非只有重典，没有宽仁。朕要让受民之养、为民做事的官吏都衣食丰足、生活体面，所以朕将国朝官吏的薪俸翻番，便是为了高薪养廉。”说到这里，王战语气微缓，目光缓缓扫过群臣。

    王战曾经读到过顾炎武的一句话，“忠信，重禄，所以劝士；无养廉之具，而责人之廉，万万不能”，意思是你让官员穷困不堪、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却要求他们廉洁，这怎么可能呢？对此他深以为然：求生是任何生命的本能，吃饱肚子是任何生命的本能，追求美好的生活也是万物灵长的本能，你要求官员饿着肚子廉洁，海瑞可以做到，但一定极少有人能做成海瑞。

    他认为，要求从科举选拔中脱颖而出的最善于学习、学习时最能自律、最能吃苦、最有能力的公职官吏廉洁自律、积极任事、为百姓服务，这本身是没问题的，这是必然的要求。但是要求这些最善于学习、学习时最能自律、最能吃苦、最有能力的人积极任事的同时，还要让这个人活得比周围大多数人都穷，让这个人的孩子吃的差、穿的破，连基本的体面都达不到，那就有问题了。

    责权利总要相符才能让人认可，这是基本的人性与自然规则，不承认这一点，既不辩证，也不唯物。海瑞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但是任何世道都无法以海瑞的清苦和他的廉洁同时去要求大多数人，纵观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了。何况后世也有高薪养廉的典型，虽然那是两个小地方，但也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所以王战赞同顾炎武的观点，赞同高薪养廉。

    “......”

    如此情景之下皇帝忽然说到高薪养廉，大臣们都有些错愕。

    “没人不喜欢增加俸禄，可是这俸禄也要增加到明处，为何增加，到底增减到了什么程度，我大曌的官员俸禄到底是低还是高？低在哪里，又高在哪里？朕与诸位爱卿就仔细的算一算。”看着臣子们错愕的表情，王战决定跟他们算算细账。

    王战觉得，除了军机与科研之外，能公开的事情都公开，且公开细节，让官员也好，百姓也好，都了解的清清楚楚，都能看得明明白白，这样做于国于民有大利，所以他此时才要在朝堂上开算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一切，也都是要登载在皇曌时报上的。

    听到皇帝说要算细账，刘宗周、黄道周等人与武臣序列都露出一丝笑容，当然也有些人面上的表情是苦乐难言。近半年下来，只要不是在私心杂念的驱使下本能的反对皇帝的举措，谁都知道，皇帝说出的事实是空谈道德所无法辩驳的，皇帝一旦这样说话，基本上就代表着不可更改。

    孙承宗、刘宗周等人私下聊天的时候也都承认有一种感觉，似乎满朝科举进士都不如皇帝把圣贤书读得通透，满朝进士都把圣贤书读得“小”了，读成了“私”，皇帝才读出了“大”，读成了“公”。

    “我大曌普通百姓，贫困的五口之家，每月有一石米便可活命，只是还难免饥寒。若有一石米加一两银则可吃饱穿暖，且有鱼肉可吃。以前七品县令的俸禄是每月七石五斗，若是书童、丫鬟、厨娘、马夫和管家俱全，则每月要支出三石左右。若是县令自己精通实务，不用雇佣明法明算之幕僚，即令过去用香料、布匹充抵俸禄，七折八折，确实让百官所得打了折扣，以县令的俸禄，剩下不足三石，但也足够县令一家吃饱穿暖，鱼肉不缺，仍然胜过普通百姓。到青楼楚馆去吟风弄月当然不够，富贵体面也确实谈不上，但绝不会损了一家人的日常体面。若想让家人住得好一些，不想住官衙，只要俭省一些，四年五年也可以买下一栋宅院。房爱卿，朕算的没错吧？”

    “圣上......算的没错，可是日常总有些人情往来，此为人之常情，如此便难免窘迫。”房壮丽无奈回话，无奈中更已经有些无力，已经有些后悔出头进谏。经过这几个月，他已经深知，皇帝后面一定会列举出让人无法辩驳的事实，在用事实把百官压倒之后才会谈道德，那道德在事实的基础上远比群臣嘴里说出的道德更有力。

    “人情往来？什么样的人情往来不够用？朕算的账里可还没算朝廷默许的皂隶银之类的杂项收入。那些杂项收入，县令一年也有三百多两，还都是实实在在的银子，抵得上三十户贫苦农家一年活命之资，怎么就不够了？朕只看天下官员如何对待蒙师与座师就可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情往来，为何不够用。”王战有些失笑地说道。

    听到皇帝连皂隶银之类的收入都说了出来，房壮丽也没话说了：正式官俸即使有折扣，但加上这些杂项收入，县令一年能拿到手差不多至少四百两银子，至少能养活三十户农家一百五十口老少，还怎么觍颜说俸禄低？实际上有了皂隶银，半年就能在京城买一栋三进宅院。

    房壮丽没话说，其他人也没话说，王战却不肯停下，撕破脸皮一般的接着说：

    “座师，督学一方主持抡才大典，他教你什么了？座师从未教过你们读书，只不过是在考试阅卷之时选中了你们，你们却从此与座师人情往来不断；为你们开蒙、教你们读论语的才是你们真正的蒙师、老师，可这真正教你们读书明理的县乡老师却被你们忘在脑后，这是什么人情？何其忘恩？可为何会出现如此景象呢？无非是为了向上爬罢了。只因为县乡的老师不能帮你们向上爬，座师却个个身居高位，大权在握，所以你们便把考官称为座师，年年节节皆不忘，纳妾寿诞皆有礼，功利之心尽在其中。既然功利之心在其中，那当然要重礼厚贿，官俸银子自然不够用，不够用便要贪赃、便要索贿！”

    “读书却读得这般无耻，真是辱没了圣贤书。有些人在背地里笑话朕不读书，到底是朕不读圣贤书还是你们不读圣贤书？”

    皇帝语声淡淡，话语中的内容却是让群臣人人面红耳赤，连李邦华、袁可立等人都是如此，只因他们虽未重礼厚贿，清廉自守，却也是将考官称为座师，同时也确实没有谁能时常想起家乡的蒙师、老师，现在听到皇帝的一番直指本质的论断，回首半生，扪心自问，这些以清廉自诩的人比别人更是加倍的羞惭。

    座师，是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早在汉朝的时候，对于人才的选拔采取察举制，被举荐者自称门生，对举荐他的官员则称为“座主”；到了唐朝，科考及第者则与主考官结为师徒，拜主考官为师，称为“座主”，如今亦称“座师”。这种师徒关系，并无教授学问与学习知识的实质，而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今日有权有势的座师提携作为官场新人的进士，来日成长起来的进士则照顾归老的座师及座师的子侄，确保座师在官场能有余音、能不被清算，实质是一种利益共同体，说是结党也不为过。

    王战读过顾炎武的《生员论》，其中“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一语道破了这种所谓师徒关系中丝毫没有传道授业的实质。既无传道授业的实质，那剩下的是什么？当然是利益。

    现在听到“座师”二字，群臣都明白了结果：今日这朝议既不是军机也不是格物科学的机密，皇帝会把今日对答都登载在皇曌时报上——皇帝这是把什么都扒开皮、割开肉，把内里的肚肠都摆出来给老百姓看。

    王战却还没完：

    “俸禄为什么就不够用，这还只是其一，其二，那便是因为我大曌的许多官员只会做官、不会做事，对于这样的官员来说，俸禄确实低。以县令为例，你们想啊，那些只会八股、只懂得吟诗作赋的书呆子县令，要想处理政务，避免那些积年生根的油滑老吏蒙骗架空，必须自己出钱雇佣一个懂得《大曌律》、懂得田亩税赋、钱粮经济的实务人才，还要雇佣个可靠地人看管仓储钱粮，这两个人一雇，即使没有任何送礼之举，县令一家靠俸禄也要喝西北风了。此种情况下，年节多少还要打赏一下手下那些没有朝廷俸禄的吏员，一些普通的人情往来，这便把朝廷早已默许的皂隶银之类的收入也搭进去了，那些皂隶银之类的收入，县令每年可是也有三百多两。当然，与送礼比起来，这完全是可以忽略的支出。”

    “其三，便是除了座师，对其他上级的种种孝敬，比如各种节日、从老到少的各种生辰，尤其是考核升迁的关键时刻对吏部的孝敬，按官位大小不等，没有几百几千两银子怕是不够用的，如此种种，俸禄再翻上五倍十倍也不够用，当然就只能贪。朕算的还是没错吧？”

    说到后来，王战已经不再看房壮丽，而是看向了剩下的吏部诸人。

    皇帝的声音并不高，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容，但面对皇帝的目光，诸人却是如芒在背。他们即便半生为官，即便此时养气功夫十足、面皮够厚，面上没有如同火烧，心里却也有无可抑制的刀锋一样的冰寒：

    历任皇帝，包括处死无数贪官、被无数文人畏惧的洪武太祖，何曾这般撕破脸皮式的说话？